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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生来就没有爷爷的人。记事时起，从奶奶嘴里知道，他还活在人间，而且可能活得很好哩。但他却从未见过他。所有熟知内情的人都说：“虫子，你爷爷了不得哩，他在台湾呢。”瞧他们艳羡的眼神。其实，一虫半点也不觉得。相反，他骨子里还有一片隐隐的恨。他恨那个人。家里出了这么多事，他三不知溜哪去了哩。他们几兄妹还都是小不点的孩子，这个家就由两个蒲柳弱质的单身妇女支撑着哩。
一虫猜，他很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很可能死于四十年前的战乱。要么就在台湾海峡遭遇到可怕的沉船。奶奶却还在等待，等一个谁也不知下落的人。如今的奶奶真的老了哩，她的等也就是不等。一虫看到，她脸上跟城市地图一样密的皱纹。因为这种骨肉分离，印象中，奶奶从来不笑。她度过了四十年不笑的漫长岁月。加上一虫九岁那年，父亲的病逝。给了奶奶致命一击。她一生最挚爱的两个人，全都离她而去哩。奶奶受不了了，直到现在，她还在吃药哩。
他记得父亲是从几米高的小阁楼里摔下来的，当时，受了很严重的内伤。特别是肝部，受伤最重。他开始缠绵于病榻。从那以后，家里就像浓浓的大雾一样，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伤。
一虫上学回家，家里十分地冷清，常常见不到母亲的身影。她日夜地在医院里照顾他哩。
父亲的病时好时坏，见家中变得负债累累，他就回家静养。那时，他已能自如地活动。一虫常常见他出去“散步”，脸上挂着笑容。
一个姓刘的江湖郎中经人介绍，给父亲弄来几副“打药”。不料，父亲吃了他的药，病情急剧恶化。从此，就躺倒床头，再也起不来了哩。
父亲弥留前的几天几夜，痛楚难忍，大声地哀号。他看见，父亲挺着大肚皮，他嘶哑的哀号，就像八月桂花的香味那样，飘得很远。无法可施的母亲无力地，倒在一旁哭哩。
一天下午，父亲的哀号像雨一样，停了下来。偌大的宅子里，突如其来的寂静比较地慑人。他听见父亲房里，像接力棒一样，传来另外一种哭声哩。那是奶奶、母亲和姐姐三个女人的“大合唱”。他和弟弟跑前去。
他看见了父亲留在人世最后的一张笑脸。他死前，面部突地绽了一个笑，两眼无光地，看天花板哩。
从城里来了一辆运尸车。几个人从车上搬出一副有轮子的不锈钢担架。他们把父亲搬到担架上。父亲颠簸在路上，他一只手垂下来，晃荡着。直至消失在面包车的车厢后面。
父亲那三十六岁的年青面影，亲切地定格在他梦里。
从此后，年幼的他在外面，总是“一败涂地”地回家，自己疗伤。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不会有优雅的蝴蝶来奉献吉祥。
他的蝴蝶是忧伤的蝴蝶。就比如一虫。
漂泊在外时，总会想起父亲。当他独自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当他在竞争激烈的工厂里、流水线上，无端地受人排挤时；当他拖着旅行箱，搭上一列火车，一个人出发时，父亲亲切的面影就会忽闪而过哩。
父亲自己也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一虫比他幸运。他还在娘肚里时，他的父亲就远涉重洋地去了台湾。他这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得什么模样。他从没有享受过，父亲给予的爱。因此说，一虫比他更有理由去笑对人生的。
那个名叫席喜雨的台湾男人，即他父亲的父亲，他有多少希望，能见到他呢？有朝一日，一虫一定要让他知道，在大陆还有一个他的女人哩。
梨花纷纷地落，胡胭脂走到太阳底下，一丝不苟地扫院子。她把落花扫成一堆。她扫完了大院，遂折到院角摆花的地方，那里有一扇门。她开了锁，摁亮了安装在室内的两管荧光灯。顿时间，室内亮如白昼哩。
室内，陈设却好似一个卧房，只是家具以古旧为多。一角安放的红木古床雕花镂凤，十分地精致。床上，挂有红缦，叠着被褥。梳妆台上，放着半个世纪以前出产的烟斗，镜子，砚台，仕女图案的瓷质笔筒等。最惹人注目的，是整整齐齐放在桌上的一大摞线装书，书的面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一旁，还立着只锈迹斑斑的蘑菇形台灯。灯下，一本线装书打了开来。一边有茶盅，茶盅显眼地印有繁体的结婚纪念字样。另有一部砖头厚的医书，独立地放在一边，显是这里的主人是学医的。桌前，摆放着一张雕花的红木扶手椅。活像是灯下伏案的人刚刚离去，等会必定会回来。这个人就是梳妆台的中央尺把高之镜框里的男子。这男子西装革履，面部白晰，硕头宽额。他戴幅近视眼镜，目光敏锐。年纪约摸在二十五六上下。紧靠着他的，是个笑盈盈之华服女子。盛年时代的胡胭脂，原来也是个美人胚子哩。
胡胭脂找出一块干净的抹布，抹桌子、擦凳子，动作分外地小心。尽管这里的桌子、凳子本就是一尘不染。但是这个老女人不管，她一丝不苟地，擦，不肯漏掉一块哪怕是极隐蔽之处。室内地面是木板地面，显是最近的几年里镶上去的。墙壁也甚是洁白，看来老太婆会定期地请人来粉刷。
时常被请来完成此项任务的，不是别人，是胡胭脂最疼爱的长孙席一虫。这间房子的入门钥匙，除胡胭脂随身的一把，另外一把就在席一虫手里。有时候，胡胭脂心血来潮，她会去那儿过夜，或者午睡。这时候，也就只有席一虫，找得到她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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