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
    东周各诸侯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
    那是一个狼烟四起兵气连云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雄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逞才炫智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一个安危无时兴亡有日的时代……
    七国之中秦最强大。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
    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之能事。
    之后，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睢提出“远交近攻”，采取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
    在那个崇尚利益的时代，也有仁人志士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 “仁政”；庄子则崇尚自然，独善其身，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
    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
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逊色。
他就是吕不韦。

二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作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见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史载“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孔丛子》说他“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顿，极可能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持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
    郭纵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经营冶铁成为巨富。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秦国攻破赵国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居于临邛，即今四川邛崃。由于卓氏家族都颇有经济头脑，又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即使在举家迁蜀之后仍是当地巨富。至西汉时，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入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三

    猗顿靠经营盐业、畜牧业致富，郭纵、卓氏靠经营冶铁业发家，这都有史可稽。而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到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了五条：

    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可见，照人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来看，吕不韦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分子。
笔者又查了一下，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６日国务院发布、至今仍在施行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以下行为构成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一）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 
　　（二）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 
　　（三）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的； 
　　（四）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  
　　（五）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 
　　（六）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 
　　（七）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 
　　（八）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货源、支票、现金、银行帐户以及其他方便条件，或者代出证明、发票、代订合同的； 
　　（九）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进行不正当经营的； 
　　（十）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十一）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可见，吕不韦即使生活在当代，也是个非法商贩。因为他起码违犯了第（二）款“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和第（四）款“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以及第（十）款“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尤其是第十一款，一句“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就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放的大筐。
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法规都有“其他”一项。实在找不到相关条例，就归到“其他”一条里吧！
    可见某些法规的弹性强得很！
    吕不韦“贩贱卖贵”，百分之百会“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而且他偏偏经营金银珠宝。在经营过程中，也难免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否则，他怎么会“家累千金”？

四

    而“贩贱卖贵”、“投机倒把”，就真的这样罪大恶极不容于世吗?我看未必。
    所谓“投机”，就是善于找到机会，善于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
    “贩贱卖贵”、“投机倒把”，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使市场繁荣兴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无可厚非。
    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贸易活动，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商业。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 ·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 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 · 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战国后期，人们已经由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进化为以货币为等价物进行商业活动。大量文物证明，山西是我国使用货币最早的地区。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铜贝 109枚，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由此亦可见赵国商品经济发达源头之远。
    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
    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
    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的时候，商人们便不得不降价销售；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们自然会提高价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了，其利润自然会降低，生产者、销售者便无利可图，如此一来，生产者则会转产别的物品，那么，这一物资便会渐渐实现供求平衡。
    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了，生产者、销售者便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无论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生产、销售这一产品，那么，这一产品便会多起来，多了便会贬值，在市场上也就能渐渐地实现供求平衡。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惊世骇俗之作，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重利轻义，但人们口头上却重儒轻商。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诸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举国上下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余一概斥为异端邪说。《货殖列传》由于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责为“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彪的儿子班固学着他爸爸的腔调骂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如今看来，班彪父子的话真可谓腐儒之论！只有到了当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才在那些高呼“越穷越光荣”的人海中找到了大量知音。

五

    《货殖列传》中写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专门写到了善于“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司马迁认为，白圭是古代善于经商的楷模。“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可见，在吕不韦之前，白圭便是一个“贩贱卖贵”的高手。他在经商活动中掌握了一个原则：“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丰年谷物价格下降，他就买进；歉年谷价上涨，他再卖出。他这样做，既调节了市场供求，又赚得盆满钵满。
    值得注意的是，白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学者，是一个思想家。他介绍其经商经验说，经营生意的策略，既要有伊尹、吕尚的政治谋略，又要有孙武、吴起的军事谋略，还要有商鞅的法治思想。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有灵活的头脑和广博的学识。
可以推断，既然“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那么，吕不韦肯定也学习借鉴了白圭的经营思想。吕不韦“贩贱卖贵”，就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当代，也被一些头脑灵活的人运用到了股市上。当股价上涨的时候，股民们纷纷跟进，而善于“治生”的人们已经在悄悄抛出了；股价下跌，就在股市飘绿，人气低落之时，有人却在悄悄吃进。不仅在流通领域，在股市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更是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