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商业的重视是空前的，“商海弄潮儿”成了智慧、勇气、能力、成功和财富的象征，财经类的书籍成了畅销书，国内外成功商人的“商经”也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古代的商人如何经商？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商经？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有何借鉴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自古以来，经商便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 （见《汉书·食货志》），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然而，人类又确实离不开商业。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 ·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 · 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用八个字作了总结：“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公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在《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之后）。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每朝每代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富商巨贾。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譬如说起当前比较热门的风险投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便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战国后期的经国巨贾吕不韦。
吕不韦工于心计，敢想敢做，“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遇到了被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一见之下，吕不韦便萌生了“奇货可居”的念头。将异人当作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收益。
吕不韦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策划和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成了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
以投机商业的手段投机政治，由经商而经国，吕不韦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当不为过。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扬弃的东西。尤其是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实际上就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商经”。
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了了四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生意，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于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所以，最终，吕不韦还是赔了，赔了个家破人亡，赔了个干干净净。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经国失败后的悲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本书着重介绍、分析吕不韦的商业思想和他由经商而经国之历程，其中也援引了一些古今中外富商巨贾的经商案列，作为对吕不韦商业思想的补充说明和引证。笔者希望通过对吕不韦留给后人的“商经”的分析，以及对吕不韦可悲结局的反思，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启迪。当然，笔者并非商界之人，限于学识，书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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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调：情牵盛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