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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天是被送回中原的，当然是被采访的单位派的车。这次采访的是一家纸厂，当地农民反映纸厂把污水排在河沟里，农民用河沟里的水浇地，结果庄稼浇了水不但不长，还发黄，慢慢地就枯萎了。
王浩天到了平顶山，又转车到了一个县城，天下着小雨，就先找了个宾馆住下，手机没电了，找了个公用电话给投诉的农民打了电话，农民一听记者来采访，也不顾下雨，迫不及待地赶来与他见面。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四个披着雨衣打着雨伞的农民就来到了，雨虽然不大，雨衣罩不住的地方还是淋湿了，身上还布满了泥点，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开着机动三轮车来的。王浩天很平易得让他们坐下，还叫服务员多拿了几个茶杯，给他们倒了水，才开始问情况。一个农民也不管王浩天抽不抽烟，把一盒“帝豪”烟放在他面前，说：“王记者，也不知道你喜欢抽啥烟，随便买了一盒，你自己抽吧。”说着自己从衣服兜里拿出一盒“黄盒许昌”，又说：“我们抽这个，惯了，你抽帝豪吧。”王浩天知道，这两种烟虽然都是许昌卷烟厂出的，但价格却相差很多，“帝豪”要十块钱一盒，而“黄盒许昌”也就一块多一盒。他清楚，这是农民对他最高的礼遇，十块钱一盒的烟，农民过年也是舍不得抽的。他笑了笑，把手伸向那个农民，说：“来，我抽根许昌。”那个农民犹豫了一下，说：“你抽不来，王记者，你肯定没抽过这烟。”王浩天接过“许昌”点上，美美地抽上一口，说：“谁说我抽不来，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一下子，就把他与农民的距离拉近了。
接着，他们就给他说情况，他又根据投诉材料问了一下，弄清了纸厂的治污设施、排污口位置等细节。最后，他对几个农民说：“好了，情况差不多了，我明天去厂里采访，有啥需要问了回头再打电话，你们走吧，趁天还没黑，这会儿也不下了，抓紧回去吧。”给他烟的农民说：“那不行，你大老远来了，总得吃个饭吧，天也有些凉，好赖喝上一杯小酒。”王浩天笑笑，就说了一个谎：“我还有点私事，要见一个朋友，你们回去吧，好吧，就这样说。”
几个农民走了，王浩天才想起来手机还没充电，就把电充上，然后打开手机，打通传呼台把呼机转移到平顶山。这时又有了敲门声，他一开门，是那个给他烟的农民，那农民有点怯怯的，手里攥着卷在一起的百元钞票。他径直走到屋里，把钱放在床头柜上，说：“王记者，你要见朋友不得吃饭吗，我们不方便去，可到这了也不能叫你自己花钱不是？这三百块钱也不多，你别嫌少。”
王浩天刹那就有了一种羞辱感，这么朴实的农民却这样做，他们把他正常的工作当成了什么？当成了求人？还是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不吃饭就是想要钱？他是不忍心花农民的钱。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要这个钱。他一把拉住那个农民，把钱塞给他，说：“你要是这样，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快，把钱拿走，要不我急了。”他看那个农民有些茫然，又说：“别把什么都与钱连在一起，还是坚持正义的人多。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那个农民眼睛好像有些湿润，久久地站在那里，最后说了一句：“好人哪，好人……”
刚把那个农民打发走，传呼就响了，一看是李雪，叹口气，最后还是回了。
王浩天本来是不想出差的，要打针吃药，出差很不方便，可报社派了，这种事情又不能给别人说，没办法就来了。这几天，他心里很痛苦，给老婆打电话，她总是不冷不热的，调动工作的事情也就放在了那里。他能理解她，这样的事情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无法接受，让她一下子原谅自己，难啊。
晚上，王浩天躺在床上很久都无法入睡，看着电视，心里却胡思乱想。后来就不自觉的拨通了倪红斌的电话。她还没睡觉，也是睡不着。两个人在电话里说了好大一会，无非是她嘱咐他多注意身体，出门在外多喝水，少喝酒少抽烟。他呢，就静静的听着，答应着，不时就“嗯”一声。倒很像是夫妻间的相互牵挂。尽管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双方心里却都感觉很近，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次日上午，天已经放晴，王浩天花五块钱坐三轮车到了纸厂，找到治污设施，根本就没运转，又找到排污口，看着没有经过治理的黑色污水泛着白沫，伴着刺鼻的烧碱味，直接排到厂外的小河沟里，那河沟里的水也变得乌黑，还发出臭哄哄的气味。他一一拍了照，在采访本上作了记录。
当他基本上做完了取证的活，正准备去找厂里的领导的时候，就有人跑过来，很客气地给他打招呼。王浩天弄清楚是厂里一个副厂长，也不多说，拿出记者证和介绍信让他看了，把农民反映的和他在厂里了解的情况做了通报，然后提出要见厂长。他非常清楚，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只有一把手说了算，有必要，还要见见县长，因为县里的环保工作是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尽管王浩天一直都很平静，说话也是平平和和，但厂里的一把手边厂长还是有点诚惶诚恐，见了王浩天，赶紧从老板椅上站起来，握手、让烟、让茶都很客气，接着又寒暄几句，便直奔主题，开始了采访。王浩天从庄稼枯死说起，再说到到纸厂故意不运行治污设施，直排污水，最后落脚到问题的性质上，他一调侃的语气说：“边厂长，你这种做法，说轻了，你是为了经济利益，不顾环境污染，说重了，你是抵触省政府的五十二号令，只顾发展经济不顾环境保护，这可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呀，听说你还是市人大代表，这可不行呀。”边厂长早就出了一头汗，嘴里却说：“我没抓好，我没抓好，回头我一定要查，看谁为了省点小钱不顾大局让治污设施停转的，一定查。王主任，我向你保证，一定严肃处理。”
边厂长称呼他为“王主任”，“主任”这称呼其实很巧妙，小到小企业的办公室主任，村委会主任，大到国家某个委员会的主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都叫“主任”，说是个职务就是个职务，说是个称呼呢就是个称呼，可这区别却大到天边了。王浩天心里就认了“主任”这个称呼。说起来，人都是有虚荣心的，一叫“主任”自己真的感觉就是领导了，也有了一点高高在上的飘飘然。他笑笑，用眼睛直盯着厂长，说：“边厂长真的不知道？我看厂里哪个人也不敢不听你边厂长的话吧？”边厂长也笑笑，有点尴尬：“看你说的，我还能叫他们故意不开呀？”王浩天大笑，说：“那我就不清楚了。”
边厂长也跟着大笑，笑过，说：“王主任，先不说工作了，咱吃饭，高县长和万部长，还有环保局的领导都在县宾馆等着你呢，走吧。”
王浩天清楚无论如何这饭是躲不掉的，但还是说，饭就不用吃了，我还急着赶回去有事。说着挎起包就要走，边厂长哪里肯让他走，拽住他就往车上拉，他也就半推半就上了车。
到了宾馆，包间已经定好了，主管环保的高副县长与县委宣传部的万部长已经提前到了，见了面，握手寒暄，互相交换名片，也都称呼他“王主任”，气氛一时显得很平和，然后，把王浩天让在主宾席，其他人也都依次落座。
王浩天知道，这也是对他很高的礼遇。对饭局座位这一类礼仪常识，他也是到了中原以后才逐渐了解的，很多都是郑少铭告诉他的。比如，在中原市，正对着门的那个位置是东道主的，也叫主陪，一般也是买单席，主陪左边是主宾席，右边是次主宾席，但在县里乡里正中间的位置是留给主宾的，就像坐车，在市里省里领导一般都坐在后边，秘书才坐在前边，而在县乡，一般都是领导坐在前边，其他人坐在后边。再就是与领导在一起走的时候，随从人员一定要在领导后边，可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下楼的时候，为了领导的安全，你要走在领导前边，还不能离太远。酒桌上的道道就更多了，各种酒令不说，光吃鱼就有很多讲究，上鱼的服务员要找准主宾，把鱼头对准他，吃鱼前要先解决“鱼酒”。先是鱼头酒三杯，再就是鱼尾酒四杯；如果主宾想简单化，可以用鱼里的香菜、葱叶把鱼眼盖上，曰“一概（盖）不喝，一律（绿）不喝”，下边就可以吃鱼了；如果复杂起来，接着鱼尾酒是“脊五肚六”，也就是鱼背对着的人喝五杯，鱼肚对着的人喝六杯；再复杂的还有“高看一眼”，主宾把鱼眼挑出来给东道主，也要喝三杯；还有更复杂的，要“给个面子”，就是把鱼鳃夹给一个重要的客人，曰“给个面子”，谁受了这鱼鳃，最少要喝三杯。处理完“鱼酒”，主宾方“剪彩”吃鱼，用筷子把鱼拨拉开，让大家动筷子。劝酒也是有很多“词儿”的，在河南，各地有各地的劝酒“词儿”。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劝酒就开始了，主陪先开始，曰“敬酒”，然后依次按职位高低、辈份大小、年龄长幼，都要给客人敬酒。敬酒的方法各地也大同小异，但也有区别大的，比如在豫北滑县东部与濮阳县西南一带，碰见红白事，敬酒就近乎“野蛮”，一个村里辈份最大的年长老人，一家伙倒上半斤白酒，往客人面前一跪，把酒碗顶到头上，你不喝他不起来，往往都是客人喝了这碗酒就醉倒在地，可他不管这，就一个目的，让客人“喝好”。碰上这样的情景，纵然是铁人也会喝倒的，而对付这种“野蛮”劝酒的最好办法，是你一开始就滴酒不沾，往后就没人管你了。而在豫东永城，敬酒就是带酒，自己先喝多少，然后给客人倒多少，一般不超过自己的量，不过这里的敬酒力度也是很大的，一般都不用小酒杯，用的是大玻璃茶杯，半杯半杯的喝，一次就是二两多，也喝不了几次，不想喝就躲起来，等到该吃饭了再回来，这样也能逃过这一关。平顶山敬酒是直来直去的，一上来就给客人“端”一打，也就是十二杯，杯子倒是小酒杯，不过这也马虎不得，先端，再碰，一个人一个人来，一圈下来你没个半斤八两的酒量也会喝得找不着北。有人说，中原原来穷，来了客人舍不得多买酒，就紧着客人喝，可又不能明着说，就想着法子让客人多喝，慢慢地就形成了劝酒的习惯。现在不穷了，应该改改了，近年来确实也不像早些年那样海喝了，但劝酒的习惯还是改不了，因此，酒桌上就有了打不完的“酒官司”，免不了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还动手打架。这就是中原文化，中原的酒文化。
王浩天因为有那种隐私的病，自然不敢喝酒，就拿出药来，说自己胆囊炎发作，不敢喝。万部长就说：“王主任，你别拿药唬人，人家不都说酒桌上有不可忽视的三个方面嘛，扎小辫的，装药片的，还有红脸蛋儿的，你别太客气了，以后都成朋友了，边厂长专门派人去市里买的五粮液，你不喝两杯对不起人呀，保证不让你多喝。”
“我真的不能喝部长，如果能喝不喝算我不够意思，刚住了几天院，才出院就喝酒，再发作了问题就大了，你不知道胆囊炎那个疼呀，真让人受不了。”王浩天曾经得过胆囊炎，说的别人也都相信了。他又转向高县长，“高县长，真的对不起，平时我还是能喝点的，今天真不行，回头你们啥时候去中原，我陪各位好好喝一场。谢谢了。”说完，他站起来抱拳对着不同的方向晃了晃，显得特别真诚。
高县长见状，就说：“大家就不要为难王主任了，王主任，你就喝点果汁吧，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回头病好了再喝，身体要紧呀。”
于是服务员就拿了果汁，倒在高脚杯里。其他人除了司机都倒上白酒。然后大家举杯同喝。高县长带头，他端着酒杯，看看大家，说：“除了王主任和司机师傅，头三杯都要见底呀，把喝酒三部曲搞得漂亮点。”高县长说着，一边逐步表演这喝酒“三部曲”：先把酒杯放嘴边，同时仰面把酒往嘴里送，此曰“望星空”；再用嘴吮酒，等到酒快喝完的时候，就发出“啾啾啾”的声音，此曰“鸟叫声”；酒喝完了，把杯子底朝天来回晃晃，让大家看看，此曰“探照灯”。
高县长表演完了，大家都叫好，也都纷纷模仿把酒喝干，拿着酒杯底朝天在那乱晃。王浩天把果汁喝完，也晃晃，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王浩天不喝酒，后边的程序就很简单了，十多人喝了两瓶就不再喝了。吃完饭，万部长要留王浩天住下，他坚持要走，万部长也就不再强留，安排边厂长用车送他。
临走，高县长握着王浩天的手说：“王主任，欢迎你对我们工作的监督，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会通过舆论监督改进工作，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媒体支持呀。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王主任，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吧，我希望你再次来的时候不是监督，而是为我们叫好。”
万部长则把王浩天拉到一边，很亲密地对他说：“老弟，你得支持哥呀，这稿子无论想什么办法你是不能让发，你要发了我这宣传部长脸往哪儿搁呀，你回去一定得做工作。”
王浩天笑笑，说：“部长，你知道，这样的事情透明度很高，我现在不敢给你表态，但我首先得告诉你，无论稿子发不发，农民的问题你必须解决，越快越好，只有农民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说后边稿子的问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你说呢部长？”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让老边三天之内做好农民的安抚工作。今天让老边送你回去，我下午要开常委会，就不送你了老弟，你一定得帮哥这个忙，拜托了。老边去了你看该叫谁叫谁，一块吃个饭，好好说说。”万部长说完，与王浩天搭着肩膀走到车前，还为他拉开了车门，王浩天一一与众人握手道别后上了车。
来到中原，还不到下午五点，边厂长问王浩天去哪，王浩天想了想，就说：“边厂长，这样，你们把我送回家先回去，请吃饭反倒不好，张扬出去反而不好处理，你回去把农民的工作做好，回头有啥事了我再给你打电话。”王浩天的话说得很巧妙，既显得与他们很友好，又把解决问题的条件提了出来，听起来还是为他们着想，很容易让人接受。他清楚，采访这样的事情一定得讲究策略，帮助投诉的群众解决问题才是目的，但你又不能对这些群众承诺什么，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舆论监督更不是万能的，你记者以为你是谁呀？因此你不能给群众表态，表了态就没有退路了。与监督对象接触就更不好把握了，他们是千方百计不想让你发稿子，你与他们闹僵了，他不理你，去托关系找领导，到那时稿子发不了，你窝一肚子气还没出撒。因此，你要学会与监督对象沟通，找到认识上的交叉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谈了。当然，也有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只顾写稿子发稿子，其他什么都不管。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记者把利用这样的采访捞取灰色收入当作职业。
边厂长听了王浩天这么说，沉思了一会，点点头，说：“也行，王主任，一接触就能感到，你也是性情中人，我就把这件事放心托给你了，你该怎么打点怎么打点，有什么事情了你再给我说。”
车到花园路关虎屯西口，王浩天让停车，说马上到家了。他不想让人特别是采访对象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在中原，还是租的房子。他拉开车门要下车的时候，边厂长拉住他，把一个鼓鼓的信封塞进他包里，说：“王主任，你就多费心吧，你打点人总不能让你自己掏腰包吧，这点小意思你先收下，回头有啥咱再联系。”王浩天很透，他也不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红包，但他还是很坚决的要把信封拿出来，边厂长顺势把他推下车，小声说：“这大街上，挣来争去不好看，我也不回家了，只当给孩子买点东西。”说着，又让司机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拿出四条“玉溪”烟塞给王浩天，说：“王主任，我就回去了，这烟你拿着抽，这是万部长专门让我捎给你的。”
王浩天还要推辞，边厂长已经拉开车门上车走了。他笑笑，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其实，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接受这一切的，开始也曾矛盾过，自责过。但他最终还是慢慢地接受了。不同的是，他把握着一个度，始终不忘群众的问题，一看是很棘手的问题，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沾手的，坚决按程序办事。当然，无论他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结果却是一样的，他也收红包，也“吃”、“拿”。要说他境界高一点，就是他不“卡”、不“要”。
王浩天回到家，打开信封一看，整整五千元。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收到的红包中最多的一个。他有些不安，甚至有一会都有上缴报社的想法了。但最终他留下了那笔钱。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当初在学校，他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两千元。如今，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比那时一年的还多，但他还不满足，当他看到那晃眼的钞票的时候，心就被泡软了。他也曾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不是自己伸手要的，谁让他给我呢？而那些诸如“不义之财不可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类古训的基本道德，早已被金钱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王浩天很快就平静下来，然后心安理得地拿着钱和存折，到门口的银行把钱存起来。再提着洗浴用品去丰产路的一家澡堂子洗澡。此时，他很惬意地泡在热水里，性病事件的烦恼就有了很大的减缓，心里直发慷慨，生活呀，真是不可捉摸，又回味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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