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欠谁一场误会（全本）  文 / 小鬼儿儿儿

我叫黄青青，真名。我问我爸妈：“我为什么叫黄青青？”我爸说：“因为我姓黄。”我妈说：“因为我喜欢叫你青青。”

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坐在候机室里打瞌睡，脑袋一下一下地往下栽。每栽一下我就看看表，每看看表我就继续打瞌睡。一小时过去后，我转了转脖子，走到登机口的服务台，说：“请问，今天的商务仓有没有客满？”

九月的芝加哥还有一点潮湿。我大口大口地呼吸。我说：“黄青青，加油。”我黄青青的心里有伤，我黄青青是来芝加哥疗伤的。

我和严维邦去了主校区，转了一圈，他去上课了，我就自己继续转。主校区有地上铁从中间经过，周围也有地下铁，路上是一辆辆黄底儿黑字儿的校车，拼命地往返。

彭其发来了邮件，短短几行，连标点都没有。我也不喜欢标点。彭其说：“青青，我吃了十五个饺子，素的。”

如果严维邦没有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如果他没有落下车钥匙，如果我没有去和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我不会又遇见徐恩。

我问徐恩：“什么事？”

徐恩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手机？”

徐恩把我抱到了*，压在我上面。他的右手伸进我的衣服，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我*的搭扣。我说：“徐恩，我是*。”

徐恩在客厅里调试影碟机，我在厨房里用热水冲红豆沙。我端着一杯红豆沙出来，问徐恩：“你要走，还是要留？”徐恩说：“要留。”

严维邦又打来电话，说唐人街上的一间花店来给我送花，找不到我，问了楼下的黑警卫，黑警卫给黄跑腿指了条明路，这明路就是严维邦。

彭其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以为我在做梦。

玫瑰花枯萎了，黑黑的一簇。没有人找上门来说“青青，你喜不喜欢我送你的花”？

到了纽约后，我向我爸报了平安。我临走前是这样告诉我爸的：爸，我周末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瞅瞅华尔街。我爸相信我。

见到了徐恩在纽约的合作伙伴，两个美国学生，与我们年纪相仿。也见到了他们代理的飞机模型，那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小孩子的玩意儿。遥控器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按钮和仪表，我碰都不想碰。

我爸打来电话，看我是不是还健康地存活着。我说我一没钱二没长相，凭什么死于非命，我爸就说他一没给我钱，二没给我长相，就是为了让我长命百岁。

我并没有看见徐恩或者徐恩的车。我站在路边，抱着鱿鱼丝和相机，眼角和嘴角一块往下耷拉。

我们坐中午的航班回芝加哥。我在飞机上睡得不省人事，之后徐恩问我：“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一夜没睡？”我点点头，说：“为了清白，我盯了你一夜。”

我也以为我和徐恩很熟了。我们从纽约回来后，一星期至少通了十次电话见了四次面，他知道了我有个叫安娜的越南女同学，也知道我昨天晚上吃了鱼，如果他刚才没有关机，他还会知道我那该死的风险统计的分数，但是，我竟然不知道他准备回国。

我喝完了百威，想回家了。威廉他们意犹未尽，我给严维邦打电话，说：“小佛，你方不方便来蓝夜接我？”

一星期后，我接到了徐悉的电话。当时我所在的地铁正在进站，广播中播放着那些我倒背如流的站名儿。我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这一餐结束得有点仓促，因为可怜的安娜又遭遇了不幸。她的妈妈去世了。我让徐悉把我送到了安娜那里。安娜泣不成声，我已经听不出她呜咽的究竟是什么语言了。

公寓的电话又响了，我又在听了一声“喂”之后开口叫了“徐悉”，不过，这次又是徐恩。徐恩说：“你有完没完？”

我默默地吃着咖喱，它其中的椰汁那么香浓，但我却开始怀念我和彭其吃过的三块钱一盒的咖喱炒饭。

我们到了的时候，徐恩的公寓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了。清一色的中国人，少数我认识，多数我不认识。我悄悄问严维邦：“他怎么把唐人街搬到家里来了？”严维邦说：“这只是小场面，小场面而已。”

推走了徐恩，我也没落着清静。徐恩前脚离开，珍尼丝后脚就来了，一*坐在了我旁边。珍尼丝出生在美国，今年只有十六岁，是我认识彭其时的年龄。

我笑嘻嘻地说：“维邦睡得跟猪似的。”徐悉不说话，专心致志地开车。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

我和威廉饭前饭后的讲授，引发了我的胃痛。我上课上了一半，就溜着墙根儿走了。我上了出租车，无精打采。出租车司机见我是中国人，倒是热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就是中国人，上海的。他还对我说了几句上海话，不伦不类的。不过，我本来就听不明白上海话。司机滔滔不绝，我的胃痛愈演愈烈。

我对徐恩说：“安娜，我同学。她喜欢你哥。”徐恩说：“我说呢，她怎么听着我的声音好像见了鬼呢。”

徐悉知道了我“跟”了徐恩，是从安娜那里知道的。

期末考试总共三科，分布在五天。而这五天里，我脸上挨了一个耳光，心里挨了一扎，像是锥子扎的那种扎。

徐恩说：“安娜拉着我的手，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庆祝考试结束。”我趴在桌子上，下巴硌着手背，心里觉得扎得慌。

我和徐恩计划在周末去毗邻芝加哥所在州伊利诺伊州的维斯康星州，那里有一片湖，叫做魔鬼湖。

天气很冷，湖畔就更冷了。魔鬼湖很静，风吹起的涟漪像是镜子上细细的纹路。

徐恩把车开得很快。很快，我们出了山路。

还没走出芝大，徐恩的脚就走在了我的脚的旁边。

我的憔悴是必然的，我午餐吃比萨，晚餐吃泡面，这是中西垃圾食品天衣无缝的结合。

莫妮戴着蒂凡尼的耳环，说不定真的会贵过我这一身的行头。

我一边抽搭一边对着镜子处理那环绕着我眼睛的睫毛膏，徐恩问我：“青青，你还跟不跟我？”

走出洗手间，我贼似的猫在客厅门口，窥探里面挤挤插插的人。

我上了出租车，心想：反正我有五百美金了，坐出租车怎么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坐着它在我家和徐恩家之间打二十个来回。

严维邦和韩国妖精来看了看我。严维邦说：“你养病都快养成佛爷了。”我的回答很俗套：“你才是佛爷。”

熟人甲问我：“怎么最近一直没见着徐恩？”

徐悉走后，我和安娜在楼道里面对面遇上。

离三月近了，离彭其来美国的日期近了。

安娜去了那唯一一间越南餐馆端盘子，与佳琪所在的餐馆相距不足百米。

彭其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华盛顿找他，我拿着电话直哆嗦，说：“我三月底才放假。”

我拨徐恩的手机，他不接。我拨徐恩公寓的电话，他也不接。

时间老了，走不动了。一分一秒的都那么煎熬。

我看着彭其。彭其问我：“在想什么？”

我坐了一夜，中途还昏昏沉沉地打了个瞌睡，不过没一会儿就冻醒了。

晚上，我用手撑着脑袋考完了试。

徐恩没有关上淋浴，就走了。他把毛巾扔在了我身上。

我爸对我说：“多和同学去到处跑跑，见见世面，我不反对。”

真正走到时不时出现在电视里的美国白宫面前，我偏着脑袋说：“彭其，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彭其的手烫在我的皮肤上，让我发抖。

凌晨两点钟，我还在清醒地睁着眼睛。

我一路小跑上了地铁，下了地铁又一路小跑回了家，风风火火地像个哪吒。

这次，果不其然，我下到喷泉里了。

我和徐恩忽略了诸多细节，但这都是暂时的。

徐恩违了约。他生事了。

徐恩仰着倒在*，说：“*一刻值千金啊。我一会儿要是不把那孙子灌趴下，我还真不在北美混了。”

如果说日子就像是钢丝头，那么曲折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没错，一点错没有。

我*着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镜子上满是水气，模糊得像一场浓浓的雾。

相对于严维邦究竟是怎么回的公寓，我更忧心忡忡于我该怎么面对安娜。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徐恩开口，于是我只说：“我爸下星期来芝加哥。”

徐恩对于这次见面倒是显示了充分的积极性和过于充分的谨慎性。

我没想到，第一个转机发生在了佳琪身上。

春天的学期就像芝加哥的春天一样短，我和徐恩的爱情也随着初春而散了芬芳，随着春末而满是惆怅。

我的徐恩回来了。

我装了满满一箱子行李，连衣服带鞋外加我那一系列教授布置给我的一系列读物。

第二天，我们在永和豆浆吃了油条喝了豆浆，我一抹嘴一感慨：“真像回到北京了啊。”

我睡得浅，徐恩睡得也并不比我深。

一小时后，天黑透了。

徐恩两条长腿一迈又一迈就迈到了我和南茜面前。

我打开车门，下车，关上车门。

至于徐恩的电话，是又三天后才打开的。二十三条南茜的留言，吻合她，以及我们二十三岁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听留言，便进了一通陌生来电。徐恩犹豫再三，接听，却沉默。这陌生的来电并不来自南茜，而是来自南茜在沃尔克的房东太太。她说：“南茜自杀了。”

南茜不是自杀未遂，她真的死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南茜生前住过的那栋楼。

我跑了两步，那男人在后面喊了两嗓子站住，站住。

这一天，徐恩给我打电话了，整整十八通。

我挽着彭其的胳膊走了。

西雅图继续下雾，我在海边的木板桥上晃来晃去，海浪在我脚下翻腾，我唱：“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

佳琪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直奔了宿营地，租了个位置，又直奔了那位置，开始扎帐篷。

白日的雷尼尔山像一片净土，光打在雪上，白净得耀眼。

又是一觉睡到鸟叫，我不得不相信，住在这山上，想不延年益寿，也难。

我没死，但我也知道，我早晚得死。

我和佳琪麦克先回了西雅图，还了租的车，之后便一人买了一张机票。

在去向我的诸位教授报到之前，我汗流浃背地吞了一锅水煮牛肉，又嘎嘣嘎嘣嚼了两口袋花生，之后又拉着徐恩来了两小时情歌对嗥，其中，还不乏山歌。

夏青青是来向我辞行的。

我爸和徐恩的爸妈竟然在同一天到了芝加哥。

我给徐恩打电话时，他已经在机场了。

我变得无措起来，*在座位上挪来挪去，不知道该面向着哪边。

彭其在从华盛顿回国的前一天，收到了我寄去的这只手镯。

夏青青打来第二通电话时，我正直愣愣地坐在教室里。

医院里福尔马林的味道像饿极了的妖精，柔软，但一瞬间吞食了我。

我伸手打翻了夏青青手中的咖啡，用一种并不激烈的速度和力量，就像两个小女孩闹情绪，其中一个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于是伸手揪下了另一个女孩发辫上的橡皮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