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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回忆的清晰度与时间不一定成反比，现在回忆十年前的事，可能会比回忆少年、童年的一些事要模糊些。1994年新学年开学一段时间后我到汕头工作，可能是10月，也可能是11月，也可能是12月，我能准确地记得1985年2月到红场区公所工作，却记不清1994年到汕头工作的月份。如果不是写成履历或写在日记中保留下来，履历中的起始日期只能扳着指头数，还会不准确。回忆中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是可以原谅的。一个人尚且不能准确地写出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又何必过分相信我们读过的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呢！
“我将要转为公办教师了，为何还要去汕头某报社求职呢？”我在上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受了一位作家老师的刺激，因为虚荣心或上进心，因为怕鬼。其实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汕头群众艺术馆的黄老师要我再去该报社应聘。写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向汕头某报社去求职，先后寄了几次资料，上门去的有三次，第一次可能是暑假期间，被一位陈姓总编赶了出来，第二次我请在汕头文化界颇有声誉的黄老师帮忙，他介绍我去找某报的第二任总编，这位总编据说与他关系不错。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姓陈，他常在黄老师门下行走，他已经进入这家报社工作，黄老师委托他关照我。他用摩托载着我奔走。他从黄老师家把我载到某报社，带我去见总编，总编要我晚上到他家去。大家都说，这位总编贪财，他要你到他家去，就是要你送财物。我便让陈姓朋友准备一点钱借我。他和我们是这样约定的：晚上他打陈姓朋友的寻呼机，我们复机，他通知我们去，我们就去。那晚等到八点半，仍收不到他的寻呼，我们急了，陈姓朋友直接打电话找他，说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他说：“你们不必来了！”陈姓朋友跟黄老师说，肯定是节外生枝，这件事没门了。
后来，黄老师可能觉得这口气很不舒畅，好像是这位总编把他耍了。黄老师说，他向这位总编推荐我时，总编是满口应承的，总编还是个业余作者时，是黄老师帮他发表文章的，他一直对黄老师是毕恭毕敬的。黄老师还对我说：“他的文章写得比你差多了！”
也许是为了扳回面子，也许是为了出这口气，黄老师听到陈朋友告诉他某报要招一名副刊编辑，又立刻召唤我去某报求职。对了，写到这里，我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了。第二次上门求职失败后，我是想一心一意地教书、等着转为公办教师的。热心的黄老师召唤我前往，我心里是很矛盾的。县文联的作家老师的刺激，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多种因素合起来，促使我第三次到某报求职。对了，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在破祠堂学校住宿了，“怕鬼”这个因素，却是可以排除的。
我为什么不用“怕鬼”了呢？我最初是叫一位学生到学校与我合住，但那位学生只住了两个晚上，就说父母不同意，不来了。我看得出他是害怕。接下来我到一位学生家里住，当时有一帮学生围着我转，很亲热的，他们很听我的话，上课也很认真，学习也有了进步。偶尔也到住在县城的一位母姨家住一个晚上。母亲可能曾向她的妹妹开过口，要她让我到她家里住。母姨可能是这样回复母亲的：姨丈经常要下乡，母姨有时也要到孩子家里住，没人在家煮饭，怕我没饭吃。其实这是借口，我当时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睡觉，而不是吃饭，难道我住在学校、住在其它地方就有人给我煮饭吗？我经常自己弄饭吃，有时在小食店吃。我偶尔去时，母姨和姨丈都待我不错，但我看得出他们只能偶尔留我住一晚，没有让我在那里长住的意思，尽管有空房空床。我一直是非常自尊自重的，也是比较敏感的。我一点也不会对他们不满。姨丈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我不想打扰他们，给他们添麻烦。
后来，我在文友陈君的书店寄宿。
文友陈君是个中学教师，但在文友圈里口碑一般，给人的第一印象也一般，许多人说他是个典型的生意人。其实，生意人并没有模式，我倒见识了一些与他完全不一样的生意人，你根本就看不出他们是生意人，而是一些很真诚、很值得信赖的人，也许让人看不出是生意人的生意人，是一种高境界的生意人吧。生意人不一定就市侩气十足，不一定就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不一定就缺乏人情味、吹牛。
不管别人对陈君如何诟病，我对他却一直是尊重的，对他的评价也是尽可能客观的。在陈君春风得意之时，我对他的尊重是审慎的、有保留的。因为经常在一起，加上我观察人有独特之处，在别人把他吹捧得很高时，我却冷静旁观。他和大家一起吹吹拍拍、谈笑风生时，我总是淡淡一笑，不是冷笑，不是嘲笑，也不是意味深长、先知先觉的笑，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那时候我的神色总有些漠然，表情总是很淡，目光总有些忧郁。他总是把生意蓝图描绘得天花乱坠，许多一厢情愿的规划，八字还没一撇就逢人即说，好像已经胜券在握。他在人际应酬上花钱很节约，却又喜欢给人一个他赚了很多钱、很有本事、结交了多少官员的错觉。其实他并没有多少钱，节约是对的。我总是支持朋友不乱花钱，在创业阶段勤俭节约，用钱如用兵，把钢用在刀刃上。你没钱，不吹嘘自己有钱，就很少有亲友来向你借钱，人家也不会因为你对亲友的资助很少、也很少请客而对你不满；你总吹嘘自己有钱，却铁公鸡一毛不拔，人家才会不满。后来他狠狠地跌了下来，借了一些人的钱没有还，逃债去了，不知行踪。那些借钱给他的人，都是以前和他关系很好的、夸他有本事的人，现在对他骂得最凶的，也是这些人。也难怪，借钱给人家，人家不还，换成是我，也是会骂人的。有一次，在一个被他借了钱的朋友面前，我替陈君说了几句话，我说陈君不是赖账，而是没钱，如果有钱，我相信他会还的。那位文友对我的说法很气愤，他说：“没钱就可以不还吗？那你拿钱借我吧，改天我也说我没钱了，没钱就不用还你了。”我说：“借钱当然是要还的，但是没钱的时候又怎么还呢！”说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多时候就是钱的关系。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下面这段话来介绍我与陈君的关系：
1993年前后吧，文友陈君夫妻开了一家书店，生意很好，后来又开了家分店，让他弟弟来看店。我那时在教书，业余时间多。我是书迷，便常到他弟弟所看管的书店中看书，其实是一边看书一边帮看店，当然书是白看，店也白看，朋友嘛！有时没回校，与他弟弟一块吃一块睡。当时这位文友似乎很红，便有不少人尤其是文友圈中的“成功人士”和他交往频繁，我一向属于“不成功人士”，只能在他们的边缘看热闹。当时有些人把他吹得蛮高。后来他做生意惨败，大力贬他的也是这些人。也难怪，因为他们被他借了钱，有的还为他担保向银行贷款，而他却玩起了失踪。只有我偶尔知道他的行踪，我当然不会通风报讯。听到人家把他的人品说得一无是处时，我说，借钱不还大多是因为没钱可还，并不见得人品多么卑劣吧。因为我没被他借去钱，故为他开脱也许是坐着说话腰不疼，那些被他借去钱却催讨无门的人难免有情绪，难免要骂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生气的事，让我与陈君兄弟疏远了。在这件令我十分生气的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即把它写成一篇文章，现摘录如下：
……行踪神秘、好久没联系的文友陈君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弟弟肝昏迷住院，他的弟弟在迷糊状态中说到我的名字，希望我能找些钱帮他治病。
好久没有他们兄弟的消息，现在居然听到了这个坏消息，我黯然神伤，第二天便前往探病。不知是陈君报错还是我记错，第二天在某医院找了好久，问了好多医生、护士都没找到他们。可气的是，我回拨了陈君的手机，通了好久没接听，回拨了好多次都这样。我打电话问与他们有些来往的人，都一无所知，有人说我可能是被陈君骗了，说他到处骗钱，他可能是编个理由向我错钱，后来听我说自己境况欠佳，便打消了主意。他随口说了个医院，没想到我会信以为真去医院看望。我不大相信他会这样，心里总不踏实。隔了一天他又打电话来，我才找到了他们。关于他没接听我电话的原因，我问了一下，他顾左右而言他，我猜测是他没有拿电话号码本出来对照来电显示，怕债主索债，不敢接听。我第一次去医院找他们时身上有八百元，打算“倾囊而出”，没找到，第二次找到了，身上只剩下五百元，我“倾囊而出”，虽知是杯水车薪，但我只能这样，不好意思！不怕诸位笑话，我这些年也过得不容易，带一双手来到汕头，供楼、结婚、生子、生病，赚钱不多，花钱不少，2000年在上海干了十一个月，算是挣下了五六万元。春节回来，在人情花费上稍微大方一些，拿1万元给父母，这样一来，只剩下三四万元吧。抱着创业的雄心开了家小书店，租金、押金、装修、书架，尤其是书，很快就把钱都投进去了，还回乡向父母拿来5000元。书店生意不好，一关门，投进去的钱就打了水漂。适逢以前工作过的企业的办公室主任Y小姐热情相邀，加上老板的厚爱，我回到这家企业工作。汕头现在的行情很萧条，我仅是养家糊口过日子而已。现在遇上文友的弟弟这回事，我仅能表示一点心意而已。
对于我来说，这事儿算是过去了。当然，接下来发了工资，手头宽裕些，再去看望一下也有可能！
谁知昨晚陈君弟弟的老婆打来电话，说话的口气仿佛是我欠了她丈夫多大的恩情，现在是我报答的时候了，她强调说：“以前他帮助过你的。”我第一次对“帮助”这个词表示愕然。过了一会，又打来电话，把话说白了：她的丈夫说，我向他借了6000元，要我马上还他们。
天呀！这是怎么搞的！
我发火了。我怎么会向他借钱呢！一下子想起来了，是他向我借过6000元呀。什么叫是非颠倒，这就是！
1997年年初吧，陈君的弟弟另立门户开了家童装店，资金周转困难，多次向我开口借钱，我找了6000元借给他。我办事谨慎，怕万一他生意做不好会赖帐，便让他写了借条。1997年年底我生病休养，1998年初以“治病花了很多钱”为由向他讨回这笔钱。向人借钱需要理由，向人讨钱也需要理由的。他把钱还了我，我也把欠借条还给他。这事就算完了，也已过去了好多年。我把这事说给他的老婆听，并强调说：“借”这个词可以理解为“借入”，也可以理解为“借出”，她的丈夫一直昏迷着，在迷糊状态下说“我借过李老师6000元”，也许其用意是告诉家属，可继续向我借钱治病。谁知她言之凿凿地说，她丈夫向我借过钱她知道，现在她丈夫是说在我生病住院时向他借了6000元。赤口白牙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听她这么一说，我对她及她那一直昏迷着的丈夫的同情消失了，代之以强烈的反感。她那丈夫与我关系一般，而且已久无联系，现在为什么要在迷糊状态下提起我呢！提起倒也罢了，为什么要提起向我借过钱那陈年旧事呢！如果是借过我的钱尚未还清，那他这一提起倒让我感动，那钱早已还清，提它作甚！如果他再也没有醒来，不能还我一个清白，那我岂不背着这不白之冤！设想一条年轻生命的消失本来是令人悲哀的，但现在我想到的居然只是我的不白之冤。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生病时向她丈夫借了6000元？这话从何说起！
我1997年那场死去活来的病不堪回首，在那场病中帮助过我的人我却经常想起，来看望过我的人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去潮州某公司上班的时间才一个多月吧，为公司做过的事很少，只记得写过一份申请名牌产品的报告，创办了一份企业报，写了一些企业宣传、广告文案。当时在公司的办公室昏倒在地，给整个公司制造了不少麻烦。老板梁先生及许多公司领导送我上医院，几天后老板又亲自送我转至汕头中心医院。大家工作都很忙，我的病使大家忙上加忙。那时我还是汕头一家公司的企业报主编，该公司的陈经理一闻知此事，即告知老板，代表老板来看望我，还带来了2800元慰问金。潮州那家公司的老板要我安心治疗，他会拿钱来给我治病的。尽管那家公司当时效益不错，但在花了它约10000元之后，我不好意思再花它的钱了。我的父母先后拿来了8000多元，还有我的积蓄等，在我快把这些钱用尽之时，谢天谢地，病情也好转了，我提前出院，回家休养了半年，这半年靠在家编每月一期的《澳士兰报》过日子。在这场病中，先后到医院和我家里看望过我的人除了两家公司的同事、领导，还有李瑞林、李成烈、李文奇、李楚文、李裕彬、赵炀、陈君夫妇、林少忠、郑文雄、肖涛生、郭大平、蔡奕勤夫妇、C、林暹才、陈海潮等朋友，还有我的两位母姨等亲戚；给我送来慰问金的有李楚文的兄嫂各100元、林少忠50元、我的学生陈景雄200元、母姨200元、肖涛生400元、李文奇1000元；在医院辛苦陪护的是我的母亲、二哥、我的学生吴克文、工友小林等；借给我钱的是赵炀。后来我病一好，即还清向赵炀所借的1500元，连李文奇的1000元慰问金也强行还他，因数目较大，如果是几百，我会收下的。 当时那场病好多亲友并不知道，有些后来知道了打电话过来慰问，陈致和老师还专门写来一封慰问信。除了偶尔打电话向我借钱便极少联系的陈君弟弟，当时可能是不知道，连个电话都没有。
我极少向人借钱。在1997年那场病中仅向赵炀借过。如果我真的需要向更多的朋友借钱，我把朋友的名单列出来，列上200名之后仍排不上那位文友的弟弟，且不说交情深浅，以经济状况论之，我也绝不会向他借钱呀！退一万步说，就算借过钱，我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清。我向朋友赵炀借过两次钱，都在两个月内还清。
经过这场争吵，我不想再理会文友的弟弟了。我想道：如果我找钱去借他们，而看那情形，陈君的弟弟很可能再也不会醒来了，要等他们还我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会认定我是在还债。即使他醒过来，也只是还我清白，还钱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还不起。因为这场争吵，我似乎不会再为自己无力帮助他们而心存不安。仔细一想，这场争吵是不是成了我不愿帮他的借口？我是不是很虚伪？我不时追问自己。
在上面的引文中，我把来看望过我的朋友都罗列了出来，是出自内心的一种感念，从为文的角度来说，也许是不必的。C便是我多年的朋友、现在的老板。后来，陈君的弟弟被救活了，当时说是肝昏迷，可能是误诊，据看过他的朋友说，现在他活得生龙活虎的。这是好事情，值得高兴。可是，令人不快的是，时至今日，陈君兄弟从未对我做过一个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我曾打电话给一位与陈君弟弟略有往来的朋友，请他叫陈君弟弟打个电话给我。可是，我一直没有接到陈君弟弟的电话。
（二十）
黄老师对我的热心和关心，我深怀感激。到汕头某报工作，黄老师一直认为是他的功劳，我也含糊其辞，不好意思否定，但写在这部“书”中，我要尽可能地还原真相。
上文提到的那位陈姓朋友带我去某报社见S总，即某报的第三任总编。那位约我晚上去他家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的总编，只编了一期报纸，就拍屁股走人，回原单位上班去了。鸟过留毛，人过留名，他却留下了声音。他在某报留下两句名言常常被大家提起：“你们要嫖娼尽管去，被警察抓到记得打我手机，我一手摆平。”“我要与这家报社共存亡！报社在我在，我在报社在！”他说话的声音很尖，在他离开后，某报同事喜欢模仿他的声音取乐。某报从创刊到我去上班时，一共出了四期报纸，每周一期。此前，某报从筹办到组建到成立，可能花了半年时间，从筹办到我进入这家报社，一共换了三位总编，换了两位投资商，换了一批工作人员。此前黄老师通过陈姓朋友了解到报社要招一名副刊编辑，便用电话向S总推荐我。S总就叫我来见见面，也就是所谓面试吧。与S总见面后，简单地交谈几句，S总便说，现在要招的是副刊编辑，由副刊主编J老师面试就好，J老师同意就可以，我这里没问题。J老师手下已经有一位副刊编辑，就是纪小姐。纪小姐与我交谈了几句，据她后来说，对我的印象不错，所以愿意帮助我。S总让J老师面试我时说：“李乙隆是艺术馆黄馆长介绍来的。”大家对黄馆长是有一定的尊重的，但远没有到了他所介绍的人就一定要录用的程度。J老师对我带去的作品剪贴本并不感兴趣，当听说我在日报副刊发表过一些稿件时，说：“我对你的名字很陌生呀！”说话的语气似有些怀疑。他原是日报副刊部编辑，日报有几版副刊，我当时只在文学版上发表作品，J老师编的则是杂七杂八的周末版。当时他所编的周末版口碑不佳，我从来不看他所编的周末版，也从没向他投过稿。他本人对他所编的版面却是十分自得的，也难怪，他所听到的声音，总是团结在他周围、占住他的版面发表稿件的一批老作者的恭维。交谈了约十分钟，他说：“你先回去吧。我要和S总、郑总商量，如果要录用你，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和陈朋友走到楼梯口，却见纪小姐追了出来。她对我说：“你这样一回去，就不会招聘你了。J老师几天前就跟我说过，副刊部不要男的，男的不好领导，他已经选定了一位女作者。你直接去找郑总吧，趁他现在一个人在社长室。”
陈朋友带我去找郑总。
有人说，命运，就是你所遇到的人。
如果不遇到纪小姐，我到某报工作的可能性会很小很小，我在1994年以后的人生历史便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么，我的人生轨迹会走向哪个方向呢？也许现在我是一个公办教师，也有可能在某个学校当校长或教导处主任，也可能因为在教育局工作的李瑞林等朋友的牵针引线，我会被教育局借用，再被调进教育局。我的人生境况，有可能比现在好，也可能比现在差，也有可能已经死去了。
我说如果不遇到纪小姐，不到汕头工作，可能已经死去了，并不是说我不到汕头工作，生活就难以为继，或者在潮阳工作、生活的地方后来出现了什么事故，或者危险因素比汕头多，而是我一直觉得，人有时走上不同的路，就可能有一条是死路，有一条是生路，就像坐上不同的车，有一辆出现车祸，有一辆一路平安。生命何等脆弱。人生，总是充满着偶然。死是必然的，活着，却是无数个偶然连接在一起。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是不容易的。1987年我就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生命从诞生之日起，甚至可以说从卵子精子的偶然相遇之日起，他的死亡之神，就一直伴随着他，在不远处窥视着他。没有存在，就没有消失；没有生命，就没有死亡。反之亦然。消失是为了存在的存在而存在，死亡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而存在。回首人生，虽然不是充满危险，也不是从事危险工种，但好端端在路上走着，也有可能被一辆失控的车撞上，自己开着摩托车，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稍不留神就可能死于非命。小时候在公路上学踩单车，摔在大桥头，桥下就是乱石，生与死，不足一步之遥。在一个一起放牛的伙伴的怂恿下，骑到牛背上，胆子小，很怕摔下来，过大桥时牛走在桥边，我看到桥下，觉得自己骑在牛背上好高，更加害怕，头一晕，就摔了下来，摔在桥栏里面，如果摔到桥栏外，就一命呜呼了。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尤其是淘气的男孩，每个人都经历过许多危险。我不算淘气，胆子也小，比如我不敢爬树，因之经历的危险不多。在城市，车来车往，安全系数并不比农村高。在城市的好处是，治病及时。在农村，尤其是我们那些偏僻、贫困的山村，以前不时有人病死、有小孩夭折，有的是因为治病不及时，有的是因为无钱治病。我现在兄弟姐妹共四人，本来有七人，就有三人夭折了。我小时候不时要流鼻血、流齿龈血，有时流了那么多， 1997年吐了那么多的血，进入病危状态，但我还是活了下来，活到现在，我还将顽强地继续活下去。想起这些我总要禁不住感慨，人活着，是一个奇迹。我们要感恩生命，珍惜生命，珍惜生命存在的奇迹。因为我有这些“离奇”的思想，因之听到人家说我如果不走那条路，现在就会怎么样了，比如说我如果1985年不要离开红场区公所去了曲江，现在一定当上什么官了，我总是这样回答的：“不一定的！如果我不去曲江，现在也可能死去了。”如果生命有定数，那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不管怎么走，都是走在我的宿命中，决定我走哪条路的，不是我的意志，而是冥冥之中的力量。如果生命纯属偶然，没有定数，那我也可能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丧生了，怎么能肯定我不走那条路就会怎么样呢。
如果生命有定数，纪小姐便是我宿命中的一个“贵人”，而我在纪小姐的指引下，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人，便是一个掌握着我一段命运的人。他便是某报社的社长、兼报社副总编，实际上便是报社的投资者，也就是老板。我们都称他郑总。
郑总其貌不扬，是个在社会底层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人，心地善良。他与我交谈了几句，也把我的稿件剪贴本翻看一会，他说看得出我的才华。我却认为他这个人就是看不上我的“才华”，我当时的诚恳也会让他感动而不忍拒绝的。他问我，S总和J老师与我见过了吗？他们是怎样说的？我说，见过了，他们叫我先回去，说他们决定不了，要和你商量。他说，那就不用商量了，你过来吧。我立即说，那我后天就来上班。他说，好！我和陈朋友怕节外生枝，离开社长室后就转到S总和J老师那儿，与他们辞别，并告知他们，郑总让我后天就来上班。S总显得很热情。J老师愣了一会，就恢复了常态，也很客气的。
记得我上班后不久，报社发工资，我没有，这是正常的。郑总问我，领工资了吗？我说，我的工资要到下一个月才能领到吧。郑总说“我先拿400元给你用吧”，就从口袋里掏出400元给我。我说不用。他把钱放在我的桌子上就走了。
在这家报社的一些经历和那段时间的人生片断，我写成多则笔记体短文，2003年4月和5月将其整理为《1995年或1996年工作手记四则》与《1995年或1996年生活手记四则》两辑。题目中用“或”字，是因为我当时的手稿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我记不清究竟是1995年还是1996年，或者是，部分是1995年，部分是1996年。文字很粗糙，却反映出自己当时真实的生存状况。现摘录于下面两个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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