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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尊敬的朋友，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愿意接着看下去，那么，你的耐心和涵养真的让我肃然起敬。第一次写“长篇”就糊弄出这样一个怪胎，吃力不讨好，败坏了大家的兴致，今后还会有谁对我所写的长篇感兴趣呢？也许我靠写作谋生之心早已经死了，现在，纯粹是凭着自己的性情瞎写，“写作”于我，纯粹是发泄和排泄，发泄的是一些“杂文”，排泄的就是这一类东西。
接下来我觉得不要谈太多的日常事务，琐琐碎碎的，还是接上以前的回忆说下去比较好。我可能已经说过，我到汕头某报社工作，是1994年，肯定是新学年开学之后，也就是在9月1日之后。记得我还教了一段时间的初一语文。这学年我被调为初一语文老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学年我也不用当班主任了。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学校对我的照顾，其实更可能是对我的教学能力和管理学生的能力的否定。我坦然接受学校的安排。那段日子我可能对人生产生了憧憬，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快要熬到头了，因为要转正了。代课老师，名不正言不顺的，转了正，就有了身份，有了社会福利，有了保障，工资也会增加不少。申请转正的各种事务，比如填表、笔试、业务评审、体检、送资料，等等，似乎都是在上半年已经做完了。暑假和下半年这一段时间就是等待，在那时候，从一个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许多人还是看得很重的，视为人生一大转机，我也不例外。即使条件过关，好多人也不敢掉以轻心，怕被不够条件却有关系的人挤掉。许多人热衷于找关系，我也不敢例外。有人找关系行贿，我找关系却没有行贿，因为我行不起贿，只是送了一些水果和香烟，记得当时花费最多的一次送礼是送了两条中华，花去一个月工资。
即使心里隐隐觉得转正已经是十拿九稳的事，表面上也不敢高兴得太早，有过很多失败、挫折的我，在胜利没有完全到达之前，在没有走过终点线之前，在没有把成功紧紧地握在手里之时，我就不敢预支胜利的欢乐，怕成功稍纵即逝，怕好运被欢乐的风吹跑，怕预支来的欢乐是一笔心情的高利贷，要用加倍的痛苦偿还。那时候，我的一位林姓文友被汕头一家报社聘用，县文联的一位作家老师，也就是介绍我到县城城郊风岗中学代课的作家老师，在与我谈起林姓文友被报社聘用时，睥睨着我说了一些对我有所触动的话，具体说了些什么话我已忘记，大意就是夸林姓文友的为人和本事，有拿我与他作对比而否定我的意思。我对这位作家老师一直是尊敬的，即使他偶尔说出一些有点势利的话，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一点也不认为他当时那样说有什么不好。我在社会底层艰难谋生之时，再难听的话语、再轻蔑的眼神，我都领受过。作家老师当时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对我有些轻蔑，他说的也没有错。那位林姓文友确实比我有本事，为人也不错。但是，他当时对我所说的话和对我的表情，确实对我有所刺激，激起了我再次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求职的念头。这家我从1994年11月前后进入，至1997年4月前后因报纸停办而离开的报社，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是用某报社来指代的，其所办报纸则以某报代之，下文仍用这个代称。
其实，在文联的这位老师用话语和眼神刺激我之前，我向汕头某报社求职也是很用心的。自从在报上看到某报筹备组的招聘广告之后，我先后寄了几次资料，资料中包括措辞恳切的求职信、发表过的文章的复印件、新闻专业大专学历证书的复印件等，因为没有收到回复，便一寄再寄，总认为有行动就有希望，多寄一份资料，就多一份被发现的可能，但所寄资料都如泥牛入海，便自己找上门去，被没有编过一期某报的总编赶了出来。
于我而言，好多时候，求职就是为了谋生，我一直是把求职看得很重的，我是以对待生存的态度来对待求职的。那时候我不知自己除了教书、编辑、写稿，还有什么谋生手段。把写稿作为谋生手段，是指进入一些单位当文书、秘书、资料员、报道员、记者、专业作家什么的。那时候出版业不像现在这样繁荣，如果没有一份工资，单靠稿费过日子是不容易的，那时候没有单纯靠写作过日子的自由撰稿人，业余写作的人则被称为业余作者，“业余作者”还似乎是一种荣誉，在地方上多少会有点名气。县文化馆，也有意在各个公社都培养几个业余作者。在我之前，红场公社就我父亲这样一位业余作者，所以他很自得过，以为红场就数他一支笔。其实我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就你一位业余作者，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写文最好，而是别人没有这个爱好。在父亲之后，在公社改为区公所之后，红场的业余作者就是我，不久又增加了李瑞林。我的朋友李瑞林读师范时就喜爱写作，但没有发表过作品，1985年我在红场区公所工作时，他找上门来，那时候爱好文学的人，很容易走在一起，成为好友。以发表作品论之，我比李瑞林出道早，但他的写作水平，很快就超过了我。在我到曲江文化馆工作那段时间，我发现他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了一个飞跃。这段时间他发表了不少作品，在我手上也发表了一些。那时候发表作品的地方也不多，不像现在，写稿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报刊也增加了很多，不少单位、企业办有内部报刊，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文字。
当地方报刊的编辑或初中、小学语文教师，在同事中，我可能不够出色，但也不会落后，大概能居于中等水平。我写稿的水平，现在我知道实在不怎么样了，这辈子可能写不出什么名堂了，但以前却没有这份自知。在上学的时候，作文成绩常常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昔年没有见过世面，读书也少，很容易夜郎自大，曾为自己的写作水平自得过。可能是1983年，也就是我辍学那年，我在《汕头青少年报》的一次诗歌征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其实我写的那首“诗歌”，应称为小快板比较合适，篇幅不长，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居然还能背下来，我能背下来的拙作很少。现录兹于下，就像人家保留一张自己光屁股的儿时相片，虽然丑，但可作纪念。
月儿挂树梢，四周静悄悄，电影映完弟未回，急得妈妈四处找。
忽闻熟耳歌声飘，瞧，弟弟回来了！妈妈惊喜细盘问，回答好像放鞭炮：
孙悟空除妖，我正看得兴致高，忽然邻座五保姆，又吐又泻病不小。
我招来小强和小宝，七手八脚忙开了。搀扶老姆返回家，又请医生又熬药。
服侍老姆转平安，再回剧院把脏物扫。折腾半天才回家，惹得妈妈多心焦。
妈妈听了微微笑，夸奖弟弟做得好。弟弟低头没吭声，天边朵朵红云烧。
类似上面这种东西的东西，没过多久我就不喜欢了。
可能是在1984年以后，我在广州出版的《中学生报》和《中学生之友》杂志各发表了一篇学生作文。从投稿到发表，好像隔了半年以上时间。文章是当学生时写的，发表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1974年入学，在家乡的小学读了5年小学和1年初一，便到红场中学读初二和初三，1983年9月到两英中学读高中，只读了一学期，就辍学了。准确地说，我辍学时间是1984年年初，而不是履历中所写的1983年底。说是年底，是就农历而言的，我们在农村长大的人，往往习惯于用农历来记得事情。不久又在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木棉花》发表了几首民谣体的东西，在《潮阳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小说。也可能是在这些时候，我写稿十分勤奋，为伊销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但因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缺乏高人指点，没能折腾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我那时候所看到的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所吸收的文学养料，就是父亲拿回家的《潮阳文艺》季刊，间或有《汕头日报》的文学副刊。那时候我以《潮阳文艺》中的文章作自己学习写作的范文，以《潮阳文艺》的水平作自己写作的目标，以为能在《潮阳文艺》上发表一些东西就很了不起了。父亲在《潮阳文艺》发表一些民谣体的东西，便十分自得，到处吹嘘，以大文人自居，这对我也会有些影响。具体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父亲带我到达濠去找他的一位文友，通过这位文友，找到《汕头日报》文学副刊的编辑陈老师，从此之后，我也偶尔能在《汕头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一些小小说。这在当时的潮阳业余作者群中，是令人瞩目的。那时候我所写的东西，以“小小说”为主，间或写些追求押韵的短“诗”。那时候我很看不惯没有押韵的诗。那时候没有押韵的诗也不像现在这样普遍。那时候我所写的所谓小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以“巧合”为主要手法的小故事，语言粗糙，也不懂得重视语言。看文学作品，也只是被故事情节牵着鼻子走，缺乏对语言的感觉。1995年2月到区公所工作，便写了大量的“短新闻”在潮阳广播站和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时候写得最多的是农民勤劳致富，也写春耕生产、计划生育、封山育林、推广经济作物、调整生产结构什么的。
如果不能从事写、编、教方面的工作，我也不致没有生路可走吧，还可以去打一分小工或回家乡去种田，但我这个人如果去打工和种田可能会活得很困难。因此，在当代课教师转正无望之时，只要一有机会，我便全力以付地向文化事业单位求职。
我艰难谋生、尴尬求职的经历，在1996年所写的一篇题为《三十岁祭》的短文中，有简单粗糙的记述，现摘录几段话如下：
……1987年我回家乡，到学校代课。由于那时公办教师离职者众，师资奇缺，我曾一个人任两个人的课，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工资是公办教师的一半。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些自称是“为政府打工的廉价劳动力”的人，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却满腹牢骚，埋怨社会不公，就是不想想自己终日无所事事，究竟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用五年的业余时间，以较优秀的成绩取得新闻专业大专学历。文凭满天飞，已经贬值了。我这张姗姗来迟的大专文凭在一些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了，但它却花费了我多少心血呀！不管考风如何，我从不作弊。有些人带薪读书，得到文凭就能得到不少好处。而我的自学是在忙于工作中挤出点滴时间，参加考试所需一切费用，都是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来的，取得了学历却得不到半点实惠。
那次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文化考核我成绩优异，交报名费、试卷费、考评费等，还顺应潮流到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领导同志家里去串门。说来惭愧，我到领导家里去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别人多是一个“信封”放在兜里，我却是大包小包十分招摇，像探亲或看望病人似的。我转不了正，理由很充分：教龄不足十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让我们这些教龄不足十年的人去参加考试，去凑这份热闹呢！原因很简单：参加考试的人越多，那些领导的门庭越热闹。
我从没放弃业余写作。迄今为止，发表过各类稿件二百多篇。
县文化局一位领导说要推荐我去某镇文化站工作，约我去他家面谈。我去了两次，先后花了几百元，也是大包小包，水果、烟酒什么的，现在想来，领导同志肯定不当它一回事，甚至反感厌恶。那时空手上门，临别时不动声色地留下一个小小“信封”，已经是很流行的举措，也有在礼物里面藏“信封”的。现在想来，领导在我走后检查礼品时一定大失所望，说不定会大骂我乡巴佬不懂世道行情。我之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花几百元可以说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那时却是我一二个月的工资。花掉后，这一二个月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领导让他的侄子去那个文化站工作，没我的事。那时候我还遵照一些热心人士的指点，去拜访那个镇的主要领导和文化站的负责人。记得是夏天，在炎炎烈日下东奔西跑，一次次鼓起希望，又一次次陷入深深的失望。当在电话里得到失败的确凿消息时，沉重的压抑感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县文化馆需要一名馆刊编辑。在业余文艺创作会议上，馆长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可亲：“如果你有城市户口，就可招工来编馆刊。”犹如在沼泽里抓到一根藤蔓，我在父母的帮助下，凑了6000余元，买了个城市户口，兴冲冲地提着一百多元礼品，敲开了馆长的门。馆长听我说已买了城市户口，神色愕然而语塞。现在我已记不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用什么伪善的理由把我打发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离开馆长家时，已是暮色苍茫，那份凄凉的感觉，淹没了我。
1994年11月，我到汕头一家新办报社工作。这个报社的人员走马灯似地换，要站稳脚跟委实不易。我靠多年来艰苦谋生培养起来的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站住了脚，不久被任命为副刊部副主编，实为主编，工资一千多元，是我当代课教师时的三倍。
报社要帮我把户口迁进汕头。户口进汕头要交增容费，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交5000元，中专以下学历的则要交20000元。我向公安局递交了几次申请，总得不到批准，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仍没个准信。后来，在报社一位很有门路的领导帮助下，前门后门一起走，很快就把户口迁进来了。有趣的是，有人帮忙，连学历也不重要了，只送了一份很容易伪造的学历复印件。单位为我交了5000元增容费，我自己负责2000元人情方面的费用。有些同事知道我只用了这点钱就把事情搞掂，都说“很便宜”。后来还迁“粮卡”什么的，自己又花了500元。
……不管我现在身居何位，不管我今后如何风光，我将永远记住我在社会底层艰苦谋生的日子，记住提着礼品站在某些人的家门口时的那份忐忑心情，记住那些人的家属子女睥睨我的目光，记住离开时在我身后那一声关门的脆响……失意时，以此勉励自己；得意时，以此使自己冷静，并永远对弱势群体充满关注和同情。
在上面这些引文中，有些内容与我这“一部书”中有些地方重复，可能还略有出入。在这“一部书”中我可能已经说过，我的好多带有自传色彩的文章，在谈到同一件事时，因为记忆的偏差，也肯定与写作时的心境有关，可能会不尽一致，我也不想在谈起某一件事时，去思索以前有没有记述过，去寻找以前的记述，以求表达的统一。我认为这种统一，倒不利于对真实情况的表现。比如某一件事发生的时间，我以前写为某一年，后来又记得是另一年，要求与以前的记述统一，可能是错误的，但后来的记忆，也不一定就是准确无误的。我也不想去考究，我允许偏差存在，我也相信，这种偏差微乎其微，无损于真实。有时在写一篇短文时提到某一件事，为了节省篇幅而绕开一些枝蔓，扼要地直接地把那件事表达出来，当较详细地陈述同一件事时，便可能略有不同了。比如“任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详细的说法是这样的：我原来教初二两班的语文，但因为原来教初三语文的陈致和老师离职，调整我教初二、初三两级的语文，初二原来分为两个班，在我教两级时，合并成一个班，记得这个合二为一的班，学生90余名，把教室挤得密密麻麻的。
《三十岁祭》中所写的“在民办代课教师中考试转正一批公办教师”，可能是指1993年那一次，显然不是1994年这一次。1994年这一次，我是能够转正的。后来转正不成，是因为我去了汕头。我去汕头之后，还到校长家去意思一下，请他找一位退休教师来代我的课，帮我保职。他答应尽力帮忙。放了寒假之后，他调离这所学校，当时听说是因为“乱收费”引起学生家长不满。按常规，学校的人事调动，是在暑假至新学年开学期间进行的，寒假过后，也就是一个学年的第二学期，学校是不会有人事变动的。这位校长对我付托的事，是重视的。在他调离这所学校时，打了我好多次寻呼。但因为当时有一位与校长同姓的学生，也常常打我寻呼，我因为复机不方便，要花钱，便不再理他了。我那时候只有寻呼机，没有手机，办公电话被锁了长途。那时候到公共电话亭打一个长途电话，要下楼，要走一段路，要付3元钱。寻呼机显示寻呼人的姓，我以为是我那位对我十分亲近的学生没事找我闲聊，便不回复他。如果当时校长与我取得联系，把人事变动通知我，我会到接任的校长家意思一下，请他帮我保职。后来我到这所破祠堂学校看望前同事时，新校长怕我埋怨他，解释道：“我当时连你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帮你保职呢？”当时的政策是，教师是不能的停薪保职的，但通过私人关系，不要公开，不要上报至教育局，还是有人去打工，去做生意，却保住公办教师这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留住了一条退路。现在可能还有这种现象存在。在我的转正通知发下来之前，我的离职就被这位新校长报了上去，我的转正也成了泡影。现在想来，当时保住那个职位，可能也是白白花钱而已，因为时至今日，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去教书了。但留下一条退路，有时也是很不错的，起码能让自己自信些。最重要的是还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按社会行情，用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雇一位退休教师来代课，学校是有赚头的；如果与校长关系好，停薪留职者是可以分到一点好处的。之所以要雇用退休教师，是因为退休教师不用上报备案。其他代课教师是要上报备案，争取转正的。
却说我当时已经要转为公办教师了，为何还要去汕头某报社求职呢？上文已经说过，是受到一位作家老师的刺激，也许还有虚荣心或上进心的因素，认为在汕头工作比在潮阳好，当记者、编辑比当教师有前途。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鬼”有关。23点30分了，该睡觉了。卖个关子，把“鬼”放到下一章吧。
（十八）
潮阳县大致是在1995年改为市吧。市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以前的县城。
我在县城郊区一所很偏僻的初级中学任教。那所中学叫凤岗中学。校园原是一个颇具历史的大祠堂，从大门一直往里走，有三个厅堂三个天井，左右两边的厢房便辟为教室。后厅原是陈列祖宗灵牌的，现作为教务处、集体办公室、会议室等多功能厅。后厅两厢各有耳房一间，作为教师宿舍。有一间住着三位女教师，她们只在那里午休，她们家在县城，放学后就回家了。另一间便是我的栖身之所。拙作《破祠堂的那一夜》，便是以这所学校作为场景的。听说这旧祠堂有鬼，我一个人在那儿住了好多个夜晚，却是没有亲眼见过。然而，这个所谓校园，白天热热闹闹的，阳气十足，倒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一到夜里，冷冷清清，雕梁画栋斑斑驳驳，大门一关，便有些阴森森了。我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要说怕不怕，单这情景，便很令人凄怆。有人劝我到外面租房住，那时我每月400元左右的工资，租了房，就不用吃饭了。还有人告诉我，邻近一所学校，晚上也只有一位老师在那里住，让我去和他合住。一位与那位老师相识的人，还带我到那所学校去找那位老师。那位老师也是一位代课教师，似乎有点孤僻，虽然同情我的境况，但并没有接纳我。他的居住环境与我相比，有天壤之别。他那里不闹鬼。他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独住。但他还是留我在他那儿过了一夜，他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睡，自己去教室睡。我看出他没有接纳我的意思，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了。不知这位有过一宿之缘的老师，现在过得好不好。不知他是否记得我。
夜里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课桌椅没来由地砰砰作响，一些脚步声似的声音，由远而近，在我门口停了下来，如果不转移思想，我仿佛能感觉到什么东西正站在我的门外。过了一会儿，那声音由近而远，仿佛离去了，不久又转了回来，停定在我门口。我不敢开门看个究竟，只是把它想象成关了大门的破祠堂里有可能出现的动物，猫或老鼠，或者纸片或其它东西被风吹动摩擦地板的声音。尽管彼声和此声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故意模糊自己的判断。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总为我求神，我的家乡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神明，叫孤圣老爷，相当于乡里的保安队长，专治在人间作祟的孤魂野鬼，香火甚旺。母亲求来了孤爷的香灰，包在红布里，让我带在身上。晚上睡时，我将其挂在床头。夜里不管外面如何怪声起伏，我的房间里总是风平浪静。
尤为让我恐惧的是，我所住的小屋，只有一面墙连接屋顶，另三面墙与屋顶有一段距离，当祠堂里面、我的小屋外面的空间怪声迭起时，我总怕墙头忽然探过一个头颅来。恐惧到了一定程度，人似乎变得胆大，我有时故意张开眼睛瞪住那些墙头，说服自己，即使看到鬼也不要怕，平生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
后来我有了女儿，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地疼爱孩子。我想，我在风岗中学的那种境况，要是有个孩子与我相依为命多好呀！人怕鬼，可能是因为孤寂。有个孩子，不管他或她多小，我在浇灌父爱的同时也得到深深的慰藉，我便不会疑神疑鬼了。孩子对我的依赖、我保护孩子的父性本能，会使我感到强大。我甚至想到要用这个学校作为场景再写一篇小说，我要写我当时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来历可以是友人临终托孤，可以是私生子，可以是弃婴。我对她无比疼爱，就像我后来疼爱我的女儿一样。只是她不会像我的女儿那样乖张，那样娇惯，那样任性。她是个苦命的可怜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苦命的孩子早懂事。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对我深深依赖。她很乖，我上课时，她抱着布娃娃坐在教室门口的一把小板凳上，静静地等我上完课陪她玩，喂她吃饭，教她读儿歌。放学后，我抱着她或拉着她的小手，到学校后面的田垅上散步，我采了一束野花给她，夕阳照在我们的脸上，花香弥漫在我们身上。我们到商店买东西时，她知道我没钱，瞪着玩具或糖果看，没有吵着要，只是瞪着看，我虽然没钱，但我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买东西给她。她甜甜的笑容让我心醉！晚上，我在查作业，她在我脚边玩。她困了，要睡了，我一手抱着她，一手查作业。后来看了三岁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饿死的事件，我心痛不已，悲愤难平，我曾打算写一篇题为《如果有来世，请做我的女儿，好吗？》的悲情散文来纪念李思怡，后来却写成了咒骂罪恶的血泪杂文。如果那一天我要写上面这部小说，就把孩子的名字叫做李思怡。
为了让不知道李思怡事件的读者对之有个大致的了解，我将拙作《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中关于李思怡的内容摘录如下：
2003年6月4日，吸毒女李桂芳因偷窃被捉，被抓去强制戒毒。在审查时，李向派出所王所长、卢副所长反映其三岁女儿在家，无人照顾，请王、卢帮助联系其姐照顾。据王、卢说，与其姐联系不上，通知实习生小穆帮助联系。穆未将“联系不上”向上汇报，到6月21日，李的邻居闻到尸臭报警，李的三岁女儿已死亡多日，幼小的身体已经腐烂。《成都商报》记者李亚玲在采访手记中写道：“据一个和李桂芳同时被抓的吸毒人员称，当时李曾跪地哭求，说她家中还锁着三岁幼女，哀求对方让她回家把孩子放出来交给亲友，再来戒毒。但警察不许。于是三岁的孩子就在这大热的天里，没水喝没食物吃没人理睬，不知她熬了多少天才咽气！回来正在写稿，公安局已经打电话给市领导，说什么记者不采访警方（事实是警方拒绝采访）乱报道。市领导通过市委宣传部把报道封杀了。当了八年记者了，阴暗面见得多了，我已很少愤怒。可是这一次让我无比愤怒，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更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为这孩子放声大哭！”
这个三岁幼女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李思怡，她很乖，她母亲外出时把她锁在家里，她不哭，她母亲带她出来散步时，她遇到人会甜甜地打招呼……她母亲是个失业者，为了养活她会小偷小摸。她的悲惨遭遇让多少七尺男儿泪如雨下。我在自己的一条呼吁施舍乞丐的帖子上，一再对那些厌恶乞丐、说乞丐是骗子的人发问：如果李思怡和她的母亲向你求乞，你会施舍吗？许多人说当然会施舍。我又问：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得出她是李思怡而不是“骗取同情心的骗子”呢？也许多一些施舍和救助，会少几个小偷，会少一些惨剧。然而，李桂芳不同于那些值得同情的失业者，她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也许正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让她染上毒瘾，为她提供毒品。小偷当然要抓，吸毒者当然要强制戒毒，只是那些执法者把人关起来可以不通知亲属吗？说什么联系不上，李桂芳的姐姐一家人在同一城市好端端地住着，怎么会联系不上呢？李桂芳的姐姐也疼爱小思怡这个无辜的可怜的孩子，不时给孩子送来食物、衣服。就在小思怡尸体被发现之前，李桂芳的姐姐还给小思怡送来几件衣服，门叫不开，以为家里没有人，就从门缝把衣服塞进来。那时小思怡的尸体还没有腐烂，闻不到尸臭。
“三岁的孩子就在这大热的天里，没水喝没食物吃没人理睬，不知她熬了多少天才咽气！”
当我在网上看到这一事件时，仿佛有一只利爪，把我的心扯了几下。我无比悲痛地闭上眼睛，任由泪水汹涌而出。我不敢让人听到我压抑的哭声。
当我在网上抒发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表达自己的满腔悲愤时，有人说我煽情，有人说我煽动，有人说我的眼泪太贱了。我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就像一些人永远无法理解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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