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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今天正月十三了，很快就要到新的地方去做新的工作过新的生活接触新的人际了。本来写此信目的主要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理清思路的，按现在看来，可能在离开汕头之前写不完了，顺其自然吧。现在简明扼要地谈谈我与父亲的关系吧。
信写到这里又被工作上的事打断，今天已经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了。十三日下午又往潮阳那位朋友那儿，与从深圳来的未来同事在老板的家乡开了个短会，并领走一个手提电脑，要带上深圳用的。昨天上午才回汕头，下午又照常上班。从初九上班到今天，除了两次去潮阳，我照常上班，上班时也照常工作，该做什么还是认真去做，别人是看不出我想离开的，但上深圳开发市场却是与几个主要同事说过了的。抽屉和电脑中的文件，也在春节前就整理过了，有些东西带回家，有些东西清除掉，有些东西分门别类留下来给接任者或其他同事参考。接任者近期是不可能出现的，我走后有些工作暂由行政部主任来做，有些工作本来就属于销售部的事，我这一走正好还“权”于销售部。
今天下午放假，中午去接女儿回来，带女儿不是开摩托车就是坐公车，还没有打过的士。今天很冷，还有小雨，不想开摩托和等公车，就打了的士，来回比公车多花了三十多倍的钱。女儿对我多花钱还唠叨着呢。去买元宵灯，明明她已看中了那种，见我为讨价还价而嫌贵，就不让我买了，另挑便宜一点的。我女儿平时没少让我花钱，买玩具、衣服鞋帽、文具、图书、影碟、食物饮料等，还常常上肯德基、儿童乐园之类。但她骨子里还是有节约观念的，这一点与我相同。可我的父母不这样看我，在他们眼里我总是铺张浪费的，他们会因为我在某方面多花点钱，就以偏概全地说我大手大脚，而我却会从女儿在某方面舍不得花钱，就看到我女儿节约的方面。我父亲眼里的大手大脚，在许多人眼里只是正常花费、不吝啬而已。其实相对于我的一些同事、朋友来说，我在许多方面可能是很节约很朴素的。
现在基本确定后天上深圳，明天继续在汕头上班。再抽空处理掉摩托车，已让买卖摩托车的店铺估了价。因我妻子也有一辆摩托车，故我走后，多余一辆，不处理掉，每月要50元寄车费呢。还要到邮局申请暂停宽带网，每月100元月租，暂停后只交20元即可。今后回汕头要上网，只能到网吧或楚伟那儿去。
我现在对上深圳的工作确实很没信心，不管对新公司的工作还是对原单位的市场开发。我这辈子至今从事过的工作，有家乡区公所文化站或区委办公室的文字工作、有编辑《曲江文艺》、有中小学教师、有外企写字楼的工作、有某报副刊编辑、有企业报主编或总编、有企业广告策划、有助理总经理等，除外企写字楼的工作外，基本都是能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的。现在到深圳去，与2000年去上海有相似之处，都是在2月元宵后，都是在与对方谈定工作后被对方一再催促而前往的，这次对方的催促与我的拖延，比2000年的那一次更甚。我的拖延并不是故作姿态。2000年2月去上海是在春节前谈定工作时就确定元宵后去的，只是那边怕我再拖延，故通过介绍人催促着。这次要去深圳，却是谈了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我一直犹豫不决，说定了还曾变过卦，反复了几次，本来曾坚决推辞不去，请对方另请高明，可那边过了一段时间又诚挚邀请。明天就要去深圳。写于2月1日的“辞行报告”改了个时间，打印出4份，送老板、行政部、财务部、销售部各一份，今天下班时将报告装在信封中，托一位同事，下周一如果见我没来上班，就把报告分送老板和各部门负责人。
过了元宵，此信标题中的“春节期间”似乎说不过去了，但瞻前顾后主要是在春节期间进行的，确实想了许多，只是文字表达的速度跟不上思维，还不时对前面所写的东西进行修改补充。这段时间由于心里有压力、有顾虑，故有时心事重重，神情凝重，有时因为心不在焉而听不清对方说些什么，故反应没有以往灵敏，当然也就不轻易表态，显得少说多听，语速也慢了一些，整个人真有点老成持重的样子。这一切都不是故作姿态。自我观察一下，感觉还真不错。也许毕竟有了一定的人生历炼，心里的压力别人看不出来，当然我也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倒是坦然地说自己没把握没信心，去深圳开发市场只是尽力而为，但在别人看来，也许还是有点成竹在胸、从容不迫，也许这只是我自己在另一个角度对自己的感觉，是自欺欺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无奈中的自我鼓励和自我安慰。
我越来越觉得，从容不迫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神态，不管遇到什么事什么人都能镇定自若，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举止不慌不忙，办事不急不躁，需要等待时能耐心等待，如果能做到这些，人生的许多事情，简直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烦躁使工作时容易厌倦而疲倦，累人的有时并非工作本身，而是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越积越多的烦躁。烦躁使人容易陷入焦虑。也许我正在逐渐地自然地走近从容、持重的人生姿态，如果说这来自修炼，我却是从来没有刻意修炼过，或许是人生历炼使然，或许还有不经意的修炼。
明天星期六，正好带女儿玩，可是明天就要到深圳去，心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照常上班，处理好几件小事情，中午才去处理掉摩托车，明天上午去报停寄车和宽带网，再整理行李，哪些物品和资料准备带上深圳，是已经整理出来了的，只是还未装箱。明天上午还计划拿手提电脑到楚伟哪儿去让他装些软件或帮我设置一下，试一下电话线拨号上网。中午一家人在家吃饭后把家里清洁一下，她们用摩托车送我到公司拿遗留在那儿的一点东西，再送我到车站，她们就到女儿外婆那儿去。我等车上深圳。此刻还在写这封信。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一件一件去完成，倒也显得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就不会丢三拉四，欲速反慢。
其实朋友要我讲点派头、架子也不是没有道理，有人只尊重派头、架子、衣服，不尊重人本身。其实所谓人的本身也是由包括气质、相貌、衣服、身材、仪态、谈吐、风度等要素所构成的外部形象及性格、品德、学识、才干等内涵组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内在的一些要素往往也会在外部形象上表现出来，人们往往也只能通过外部形象来发现内在的东西，并对你产生印象，对你的敬重、欣赏、服从或者不恭、蔑视、不服等态度也是由此而生。派头、架子也可以理解为朋友对外部形象的表达。陈经理也曾多次要我重视形象包装。作为领导，真的不能让一些人看出你太善良、老实，1980年以后，“老实”似乎成了贬义词，女孩子大多会看不起老实男人的。有人欺善怕恶、欺软怕硬，有人习惯于下属对自己溜须拍马、毕恭毕敬，也习惯于对下属颐指气使，也习惯于上级对自己颐指气使，习惯于对上级溜须拍马、毕恭毕敬。也有些看起来忠厚老实的人，对欺凌他的人忍气吞声，甚至用不着“忍”，因为已经习惯，而看到真正忠厚老实的人，居然会加以欺凌。社会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有人一得宠就恃宠而骄，有人一得势就趾高气扬，有人一有钱就人阔脸变。不少人也认同了这种做法，你不这样做，他们会以为你不得宠不得势，不把你当一回事。我喜欢与下属平等相待，也喜欢上级与自己平等相待，当然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人的平等，工作方面总有服从与被服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分工，也许我这样，有些上级或下属就不买我的账。这些年在企业工作，我的上级其实就只是老板。我反感“得宠”这个词。我往往会越受肯定越谦逊，越有权越随和，越受老板倚重越在表面上显得与老板有些疏离，对同事总是互相尊重。我在汕头这家企业自始至终都深得老板器重，他在干部会议上多次说任何人辞职他都不怕，他只怕我辞职。他私底下对我十分关心，比如将人家送他的一些补药转送我，说我的身体需要。我不会把他在干部会议上说的话讲给一般员工听，不会把他私底下对我的关心讲给同事听，因为讲这些在我看来，就是炫耀，在别人听来，可能会认为是吹牛。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总觉得如实向别人讲自己一些比较值得自豪或者别人认为我引以为荣的事情时，别人会认为我是在吹牛。我不喜欢吹牛，当然也不喜欢别人把我如实所说的话当成吹牛。这也是我不喜欢炫耀的一个原因吧。我对吹牛也十分敏感，常常能看出哪些人喜欢吹牛、哪些人不喜欢吹牛，能听出别人的话中吹牛的成分。我也认为上级对我的器重，就像我对他的尊重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我的特点，并不是要向你鼓吹我的这一套。如果我成功了，你可以从中找原因，如果我失败了，你也可以从中找原因。失败与成功有许多因素，有些因素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的，上面所说的这些性格特点，只是其中一个或重要或不重要的因素，你不要误认为是唯一因素，更不要在我成功之时误为成功经验，一些所谓经验，其实是骗人的，在他身上恰好成为他成功的一个因素，而你按他所说的那一套去做，可能就是失败的一个因素了，这有个适应的问题，要适应你的整个人，要适应你所处的环境，要适应你的社会背景，等等。一个美女的成功经验，很难适应于一个丑女；一个贪官的生财之道，肯定不适应于下岗工人。我自己不喜欢派头、架子，不喜欢吹嘘、炫耀，并不一定就是这些东西不好，而是我的性格让我不能为之或不屑为之。也就是我的这些性格特点，使得经常与我在一起与我关系不错的司机都以为我不得宠不得势而对我说些十分同情或抱不平的话，他肯定也不知道正是我提议为他增加300元月薪并获得老板同意的。要给经销商广告费等支持，主要是我的权限，我从不以权力卖人情，更不以权力换私利，总是力求公正，当然不会对经销商说是自己给他们什么支持，而是说是公司对他们的支持。经销商中也有一些人以为我无权，而势利眼看错了人，或为我“抱不平”。好笑之极！现在我离开了汕头这家公司，肯定有不少人以为我是因为不受重用而出走的。
（五）
转眼间现在已在深圳打这封信了。今天是2月7日，农历正月十七。此刻是22点31分。下午二点多妻子和女儿送我到车站，很快乘上2点20分的车。19点左右到达深圳罗湖车站，打的来到公司，有三个主要同事遵老板之嘱，等我吃晚饭。现在把此信从信箱中收下，放到“我的文档”中，加了密，很累了，睡觉吧。第一次用手提电脑打字，有点不习惯。
又一天过去了。此刻是2月8日22时5分，刚才又对这封信部分内容做了修改补充，花了一个多小时，人有点疲倦，现在又想睡了。今天一位部门经理遵老板之嘱，带我到几个电子市场看看，也熟悉一下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周围环境。我也通过与一些同事聊天，逐步了解企业的方方面面。朋友在潮阳不断打电话过来，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吩咐一位清洁工为我洗衣服，吩咐一位同事为我购买生活用品。他是个急性子，也是个很现实的人，电话中也不时地谈到工作，似乎有意无意间已开始要我进行工作汇报了。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才来。我希望朋友用我这个人，不要一下子就计算着我每天的工资和一些由公司负责的费用多少钱，为企业创造了多少效益，两数相比，企业赚了多少，就像我刚租铺面开书店时，一租下铺面，就每天想着那几十元租金，总计算着是否划得来。我不是个说空话混日子的人，我也希望尽快为企业做点什么，但作为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的副总经理，当然要对企业有个全面的了解，才好开展工作。我未到深圳来时就已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就是网站的完善和推广，我现在打算一边做些网站的具体工作，通过网站的完善和推广，提高公司的营业额，一边深入了解公司的整体状况，制定出切实可行有效的管理模式、规章制度、运作细则以及企业的定位和长期发展计划，等等。
这家企业老板是我多年朋友，我来这家企业之前，就已两次参加企业会议，老板为了让员工了解我，还向员工赠送我的书。一位老员工曾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快点来，这两天接触到的员工，也表示对我“期盼已久”，表示因为我而对这家企业很有信心，表示要大力支持我的工作。当然，这些话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是客套话，但毕竟说明员工对我还是友善的。然而，我现在初到这家企业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似乎是以前初到其它企业工作时所未曾有过的，究竟是年龄的关系使我缺乏了锐气和闯劲，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今天2月10日，在深圳已住了三晚。头两晚睡得不错，很好，睡眠对我来说很重要，一睡不好，本来就很瘦的人就更瘦下来，脸青尿赤，状态欠佳。昨晚却睡得不好。本来是说好要租房子给我住的，但目前暂时住在我办公室对门的会客室，软软的长沙发，两张质地不错的棉被，其实睡起来也不错，环境比员工集体宿舍好多了。在为公司创造些效益之前，我是不愿让公司为我多花钱的，但现在我很需要一个私人空间，可与一些朋友见见面，也有一些其它事要办，最重要的是，还要煎中药。好多人都说我现在脸色比以前好，可能与这半年喝中药有关。于是便很希望朋友履行承诺。按朋友的性格，只怕我不提出来，他会“忘记”承诺的，这一“暂时”便成了永久。暂时随他吧。
昨天你来深圳，想不到我们多年没见，却在深圳见面了。如果你今后仍负责跑深圳的几个卖场，我们会常常在深圳见面的。昨天一整天比较忙，似乎很投入工作了，因为恰好有几件事要处理。又与几个员工个别谈话，通过交谈，了解他们的素质，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也了解公司的一些情况。也许工作我会很快上手的，但要为公司带来明显效益，却是需要时间的。昨晚开会，是一位助理总经理召集的，他是个技术型人才，今后我会把他定位为公司总工程师的角色，要作为主要领导，他还嫩了些。昨晚开会之前他也没跟我商谈会议议程和内容，会上也没有对我这位新领导做一个介绍。我不怪他，他不是故意冷落我，而是不懂。那些很会说场面话、很会说客套话的人也不见得都是好人。即使他暂时当面冷落我，也不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差。其实他是真的不圆滑、世故，作为一个技术型人才，这没什么不好。此前我们也已经够熟的了，朋友要请我来当副总经理，也已酝酿了半年多时间，对他来说也不突然。凭直感，我相信我会和他合作愉快的。昨天电脑出现了一些毛病，或者是没毛病而是我不懂，都是请他上来弄好或指教的。说来真好笑，我这台手提电脑以前有几位同事用过，都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昨天下午一位同事帮我改了电脑上的用户名，另行设置了密码。谁知这一变更，让我把原来放在这电脑上的东西，包括我的文档、收藏夹、信箱账户和地址簿等，都找不到了。在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封信，因为其它东西都可重新设置和收藏，而这封信虽然保存在家里电脑上且寄存在网站信箱上，但来深圳之后的所改所写就白费功夫了。其实说它重要，在别人看来很可笑，但我既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写它，至少目前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如果它丢了，我会很懊丧的。好在它并没有丢，而是被自动存放在原来用户名的文件夹里，其实搜索一下就好了，我以前又不是没有搜索过，只是一急就有点慌了，真好笑。
只怕再这样写下去会变成深圳日记了。下面还是把春节期间的瞻前顾后说一说吧。先说说我父亲吧。现在父母总认为我自小娇生惯养，说起来好像很有面子似的，而在我听来，得到父母的娇惯，自小受宠，也可以引以为荣吧。然而，我听到这种说法总是很刺耳。
读小学之前我就开始放牛，可能是六七岁期间吧。家乡孩子以前大多这样，除了那些极疼惜孩子的父母不让孩子干活外，好多孩子都是很小时候就开始干活了。读小学后，我有时早上要割一筐牛草再去上学。可能是十二三岁就开始在早上和傍晚挑水挑尿挑厕水去淋菜了，记得那时候总是赤脚，大家都这样，挑着一担重物走在沙土路上，脚底皮特厚。早上把牛放到山上，放学后再去山上把牛找回来。我还拾很多牛粪，把牛粪和水踩成泥状，做成牛粪饼，晒干交给生产队，换工分。生产队分给我家养其实也是给我养的牛，总会增加体重，又有奖励工分，有工分可以分粮。我牙龈出血、鼻出血、黑便、走路时人昏昏欲晕仍没有引起大人的足够重视，只是与我同睡的母亲曾一度以为我可能会因流鼻血而死掉而紧张过。说起“流鼻血”这三个字，在小时候我都会神经质地紧张起来，因为流鼻血流得太多了，太可怕了。记得那时候晚上与母亲一起睡，侧睡时鼻血就流出来，仰睡时就往里流，用棉花、破布塞住鼻孔也没有用，鼻血会往里流，流到口里、肚子里。我睡着时，母亲会听到我喉咙咽水般的声音，她害怕了，把我叫醒。母亲做什么事都有很多土办法，她用大秤砣吊到我的脖子上，一吊上去就止住了血，但拿开来，过不了多久，又要流了，又得往脖子上吊上秤砣，如此往复。我和母亲都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我会静静地躺着，静静地坐着，不敢动，不敢说话，连呼吸都是很轻微的。人一穷，命就不值钱，孩子生病没钱医或不愿花钱医只想侥幸，结果孩子病死了，大人自然痛苦，但那时候孩子多，哪有我们现在对孩子这般宝贝的。我身体这样还得去干活，也不是被谁逼着，而是有任务，比如放牛、割牛草什么的。有时候干活干着干着鼻血就流出来了，就仰着头往家里跑，鲜血染红了我的破衣裳。也没有哭，只是害怕，很小时候我就知道血流多了会死掉的。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人会死的。那是在读小学之前的事吧。我是在虚岁九岁时上学。记得有一次和二哥去山上摘松果，二哥用钩子钩松果，我在地上捡起来放到箩里，我仰头看时，一个松果打到我的鼻子上，鼻血又流出来了。那时候二哥脾气很坏。二哥比我大四岁。大哥、二哥脾气都很坏。二哥当兵回来以后，脾气变得很好。我流了鼻血，影响了干活，他骂骂咧咧的，可能是骂我不小心吧，还用指关节击打我的头，他那时候喜欢这样打我。稍不慎就挨他打。他也用一些柔软的树叶揉烂了塞在我的鼻孔里。因为没有水，他就把唾液吐在手上，拍我的额头，我们也常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流鼻血的，也不知是否有效。当时我也没有哭，只是害怕，不是怕二哥责骂，而是为流鼻血而害怕。也许是由于紧张，回家时我在一个路口上走错了，二哥走在后面，用装着钩子的竹竿打我的头。流齿龈血可能比流鼻血要晚几年，是在读小学二、三年以后吧。记得曾一度母亲到韶关几位叔叔那里去看奶奶，而我却在那时齿龈总要流血，晚上睡时，第二天会满口都是血污，当然也有流进肚子里去的，只是当时不知道。流齿龈血总止不住时也是很恐怖的，曾流得我走起路来头重脚轻。可能是我当时积蓄了一些零用钱，比如春节大人给我的压岁钱我会积蓄着，也可能有哪位长辈给我一点钱让我去看病，是爷爷吧，当时他在韶关还是在家乡呢？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我有钱去看医生，天天去打止血针。那时候医药费十分低廉，打一针可能就几分钱吧，也可能是医生少收我的钱，也可能我没钱他也会给我打吧，因为他认识我父亲。现在想来，搞不明白那个医生为何只给我打针，不给我维生素C片。现在我偶尔也会流一点齿龈血，一流齿龈血就服用维生素C片，效果很好，不流齿龈血也服，服了就不流齿龈血了。那时候我还尿床，晚上与大哥、二哥一起睡时，一尿床，他们就骂我懒，不肯起床撒尿。他们那时也真不懂事，懒哪有这个懒法的，尿床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不信你尿一把试试，把裤子弄湿了，把被子弄温了，把自己的床位弄温了，睡起来舒服吗？可尿床后往往还睡着呢，睡得很死的。有时怕尿床，睁大眼睛不敢睡，可还是睡着了。侄儿、侄女跟我母亲到汕头我家住，有一个偶尔尿床，我妈骂她，我告诉她，骂也没用，尿床是病，有空带她去看医生吧。
本来是要说父亲的故事，其实却写成我自己的故事了。还是再说一说我的父亲。他那时在公社工作，隔一段时间就回家一次，在家里住一两天就走。我流鼻血是父亲治好的。他用猪鼻炖晚稻根给我吃，治好了。这是他问来的一个民间偏方。我记得曾在一篇文章描述过父亲带我去挖晚稻根的亲情画面，却一时找不到了。晚稻是在农历十月收割的，收割后，田里会有一段时间闲着，有些好田会种上小麦。那些闲着的田，有水分的，稻茬便会长出新根新叶，就要这些稻根。父亲在这季节回家，就会买来一二个猪鼻，带着我去挖稻根。然后就炖给我吃，先喝汤，再把那个猪鼻啃下去。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猪肉，有猪鼻吃是很享受的。想起这些，我对父亲的亲情和敬意就会油然而生。
我读小学高部时，常常去砍柴。那时山林还没分到户吧，却好像没有护林员了，没人管了，可能是1978年前后。说来也是我不好，太贪心，总要砍较大的树，最后扛着比我的人要重好多的树干回家。要扛起来时，常常要同去的伙伴们几人帮我托上肩膀，扛起来就不敢放下来歇一歇，怕一歇下来就扛不起来了。记得由于树干太粗，连换肩都不能，就靠右肩一股作气扛回家。那时候也没有人逼着我这样做，只是母亲常常表扬我，为了得到母亲的表扬我死扛着。那时有个小伙伴，也是三兄弟，也是最小的儿子。她母亲总不肯让她去砍柴，怕累着，他硬要跟我们去，他母亲一再吩咐他不要扛重的，他总砍很小的树。
我读初中时由于肝炎，也由于无心读书，更由于头脑中常塞满关于人生的稀奇古怪的“哲人式”的思考，成绩从轻而易举就可取得的第一名跌了下来，在升学考中虽然英语只考11分，数学只考30分，但总分仍排在应届生中第二名。我父亲说只要我的总分在应届生中能进入前三名，他能保证我进入潮阳师范学校。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考上县师范学校，可以当老师，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但后来父亲没能让我进入师范，父亲只管怪我成绩差，忘记他的吹牛。我高中只读一学期，辍学后，在家放牛。这段时间父亲极讨厌我，总要骂我。他在公社工作，我很怕他回家。他一回家我就躲避，我从没说出来，也没有明显意识到我是在躲避父亲。母亲倒意识到了，很同情我的。后来经父亲介绍跟他的同事所带领的小工程队去山里修水电站，我和一个年纪与我差不多的伙伴去抬水泥，一袋水泥一百斤，我们抬两袋，还要爬山。现在我有时感到胸口有积郁，也怀疑是小时候砍柴和那时候抬水泥压伤了。说到胸口的积郁，又想起一件事。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父亲曾在村口建了个小石屋，想起来了，是大兄刚结婚那时候，算起来约是26年前吧。那时我十二三岁，放学前后和假期时间，我在村口的小石屋中卖水卖粥等。我上学时是大兄边干木器活边看店。大兄让同村一位与父亲年纪差不多的人赊了好多账，大兄自己不好意思向那人讨账，让我向那人讨，那人有点疯，那天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重重地给我胸口和肋背几拳，如果不是有人路过拉开他，可能会被他打死。
1984年县人事局通过考试，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中招聘全县各区合同干部。那时公社已改成区委和区公所，后来又改成镇委和镇政府。有预选考。父亲说只要我能通过预选考，他保证能弄来张高中毕业证书让我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结果预考中我的总分列全区第二名。父亲却没有弄来高中毕业证书让我参加正式考试。当时每个区招聘4名合同干部。区委动员当水利所长的父亲回乡当不脱产的乡长，父亲提了个条件，让我到区公所工作，使我于1985年2月得以到区公所文化站工作，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些新闻稿的关系吧，又被调到区委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但半年后离职到曲江县文化馆编《曲江文艺》，这是在曲江民政局工作的二叔介绍的，敲门砖是我发表的一些文稿，还有文化局副局长出题目要我写的一场小话剧。但那是临时工，45元工资还得自己去税局交纳个人所得税。在家乡区公所工作，每月有50多元工资，每月能交给母亲20元。那些1984年底所招的合同干部，工资是150元，比我高三倍，也不见得比我多做了些什么工作。那时候在区公所工作总觉得很清闲。大家都很清闲，闲谈、打扑克，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连坐班泡时间都不用，自由得很。有些好学者总在练毛笔字、书法，我则会写点稿。那时候区委区公所干部、员工共80多人。现在改成镇委、镇政府，区域没有扩大。镇委、镇政府的干部、员工，据说有几百人，不知养着这么多人在干什么。记得工作比较隆重的，就是计划生育，“有吏夜捉人”，大家分成几组，神神秘秘地在夜色的掩护下，进村抓人，抓不到要结扎的，就抓他的亲属，还封门钉户的。最近我回家乡，在村口看到一幅横跨要道的布标，上书：“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打好计划生育翻身仗！”幸好有计划生育，加上这几年兴起的殡葬改革，才有这几百号人的工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现在的干部管生死。要不然，真不知他们要做些什么，管得不好就会无事生非，干出些扰民的事来。忘了告诉你，我的家乡是汕头市辖下最穷的贫困山区，也是老苏区，以前有红军在那儿闹革命，加上潮阳几个水电站都建在里面，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因之没有向农民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可能那儿也没办法招商引资。因此，我家乡那儿的镇委、镇政府干部，除了抓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不用征税和招商引资。所谓殡葬改革，就是让山区的农民在死后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也就是推行火葬。说起计划生育，就会想起这样一句话，“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说得在理，却也很让我矛盾。那个人就是马寅初，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如果他不被批，如果他的意见被接受，那这个世界就没有我的存在了。尽管我活得并不如意，尽管我多年以前曾动过自杀之念，尽管疾病让我受了不少苦，但好多时候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人，真是不错的存在形式。这样说来，我很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很自私，为了让自己能以一个人的形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宁愿让我们的国家多负担几个亿的人口。细论起来，如果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我的存在，“私”在哪里，“自我”在哪里，又哪来的“无私”和“自我牺牲”呢！再用“魔鬼辞典”的笔法幽默一下：计划生育，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集体自私”，是我们堵住另一个世界的“人”涌入这个世界，就像我们在船上，为了让船不致负载过重，为了让船上的生活资源不被更多的人分走，我们将要攀上船来的人打下去。这里的“打”字是有来头的，来自“打胎”。
我自从去了曲江，便再也没有每月拿钱给母亲了，直到2001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给父母寄钱。1986年年底，我在曲江工作满一年，被辞退。当时我工作很认真的，也弄出一点局面，编了好几期《曲江文艺》，受到一些好评。有一位职位比我二叔高的官员让他的外甥或者侄子进来编辑《曲江文艺》，此人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曾被我发现抄袭，我却没有当面批评他，也没有背后告发他。我被辞退的原因主要是二叔的“官”没有人家大吧，他只是一名股长，我也不怪他。二叔写信给我爸，说他对我这个侄子“不敢恭维”，有料定我没出息的意思。这样看来，我被辞退就是因为我不好，而不是二叔官小了。刚失业时不敢告诉父母实情。后来我听母亲说，我在曲江工作期间，父亲曾说我去曲江是他叫我去的，因为他会算命，算我这个人走得越远越有出息。失业后我在细姑家住，细姑对我很好，我要记着。当时请二叔在曲江找个学校让我去代课，只要能有个安身之所就行，工资多少无所谓，可二叔却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二叔还是告知我父亲我失业了，父亲便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我回家，说他已经疏通了关系，只要我回家乡能立即回区公所工作。我可能是因为对父亲的牛皮已有所见识，也可能是因为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总不肯回来。但二叔怕父亲怪他，一次次动员我回家乡。据二叔后来说，我回家不久，曲江县成立文联，文联主席是二叔的朋友，要找我去文联工作。不知二叔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只能感叹命运，如果我留在曲江工作，现在会怎么样呢？也不见得会比现在好多少，但人生轨迹却大大不同。人生啊！我回家乡后，根本没有重回区公所工作的可能，连八字都没有一撇。父亲也不是存心骗我，而是他吹牛惯了，有时连自己都误以为自己所吹的是真实的。也许真有区公所的某位同志说我回家乡来可以争取回去工作，说这话的人并没有让我回区公所工作的权力，只是要父亲利用老关系去争取，父亲就把梦当成真的了。父亲回乡当不脱产的乡长，此前他也不是国家干部，连全民职工都不是，是集体户口，不是全民户口，回乡后，便是农民户口，一不当乡长就是农民，没有退休金什么的。他在公社、区公所工作了二三十年，却一直没有转正。太晚了，睡了吧。来深圳之后，睡得晚了。好在我可以晚一点起床的，不用去打卡。在汕头我也是上班较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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