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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面这些话是初八写下的。
你发手机短信给我，说你已经升级为父亲。祝贺你喜得贵子！
昨天是初九，公司复工，上午有些琐事，下午写《关于请求暂时离开公司前往深圳的报告》，报告的标题起得不满意，读起来总觉得怪怪的，一时也找不到更好的，且用之。今天如约到了朋友那儿，朋友又要教我如何为人处世了。我们的人生观、处世之道有很多不同，有些观点简直有天壤之别，本来我现在喜欢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互相适应，不喜欢标榜自己怎么样，也不是随便就对人说出自己的观点，更不会以为自己就是对的，要别人适应自己，有时候我认为没有所谓对错，只是所处的角度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在抨击腐败针砭时弊时我才会措辞尖锐地揭露矛盾，在人际上我却喜欢调和矛盾。可那位多年好友却总是一有机会就要给我洗脑，不允许我和他在处世之道上、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较多的分歧，而我却不想改变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改变自己一些并不坏的习惯，我认为，只要工作上步调一致，同心同德地把企业做好，在一些不影响工作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没什么要紧。从去年6月份开始，他反复地诚恳地邀请我辞去汕头的工作到他的公司当副总经理。我与他认识至今，他对我总是老师前老师后的，好多事情都拿来与我商量。据他的雇员说，我的意见他是很能听得进去的。这些迹象表明，他是欣赏我尊重我的，可是从他多次对我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批评，我又感到他对我并不是很欣赏，甚至对我有着成见。其实我也听不大明白究竟他想批评我什么，我的哪些方面让他不满意，总是笼笼统统的，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他要我删掉我个人网站上的一些东西，说通过那些东西人家可以摸清我的老底，人家本来是崇拜我的，看了那些东西，会认为我原来不过如此，于是便不再崇拜我、尊重我，简明扼要地说，就是要我保持神秘，不要让人家对我的性格和经历太了解。我不同意。我认为，我本来就十分平常，没有什么值得崇拜，为什么要装神弄鬼让人家崇拜我呢？我的那些自传色彩较浓或者本来就是记录个人经历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我某些方面的性格、特点，当然包括弱点、缺点，或者在一些人看来是优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是弱点、缺点，比如现在不少人会把善良、诚实当成弱点和缺点。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我不讳言我的善良，但我却是不可欺的。我就是要做个让人家知道我有善良这个“弱点”而不敢加以欺侮的人。我认为，处处掩饰自己弱点的人是软弱的，能让自己的弱点昭示于人却仍能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才是强硬的。我的“弱点”还有，来自贫穷山区、经历充满失败、“初中文化程度”等等。我给“初中文化程度”加上个引号，用意是，我现在不见得有初中文化程度，因为初中的英语、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我大多还给了老师或者根本就没有从老师那儿拿来过；如果现在对我进行一次严格的初中毕业考试，有把握及格的只有语文，历史如果死记硬背的题目多一些，也不可能及格。也许你知道，我通过好几年的自学考试，取得了新闻专业的大专文凭，但如果再考一次，好多死记硬背的东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会有一半以上科目不及格的，因此，我要说自己具大专文化程度也有点底气不足。我不大喜欢说自己大专文化程度，还有一点是对死记硬背一些无用的东西而考出来的这一纸文凭的轻蔑。广东省自学考试新闻专业由暨南大学主办，2000年在上海时我也曾含糊其辞说自己是暨南大学新闻专业大专毕业，本意不是吹牛，心里也不把这一说法当一回事，只是一种敷衍的说法，但后来我还是坚决摒弃了这种说法。考文凭那时候因为有资料说成绩好的可推荐当记者，我那时候很想当记者，也因为身处社会底层想以此考出一条出路，本来就有点神经质而常常陷于强迫症，也便容易陷于过分的认真之中，居然把脑子读坏了，晚上睡觉时，那些死记硬背的文字垃圾清晰地在脑里浮现着，有时还真难以消除，本来就因写稿而神经衰弱，读那些东西使神经衰弱症加剧。从此之后，读书常常读不进去，读过的东西很容易忘记，要背诵一点东西很难。当然，把这毛病全归咎于这一纸文凭可能有失公允，因为，如果不考这文凭，我也可能因为过分认真学习其它的什么东西而患上这毛病。在犯此毛病之前所考的几科是80多分、90多分，以后所考的则为70多分、60多分。后来我没被推荐去当记者。这毛病至今未愈。客观地说，考这文凭所学的东西还是有三分之一让我终生受益的，比如我的一点古代文学修养、古代汉语知识和一点近现代史知识，主要是考那文凭读出来的。
我这位朋友还要我在下属和一些客户面前少说话以保持权威，他说我父亲说我很多嘴。其实我只有在谈得来的人面前才会说较多的话的，当然在下属面前也是会说一些话的。我甚至不喜欢“下属”这个词，我喜欢平等，喜欢称之为同事，如果谈得来，彼此投缘，互相尊重，而且他们品格上没有什么让我难以宽容的毛病，我还会把他们当朋友，与他们畅谈！在谈话的内容上，我从来不喜欢泄露别人或单位的秘密，不喜欢说些违反原则的话，不喜欢搬弄是非、飞短流长，不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爱好较多，谈话的内容也较丰富，如果你不喜欢某一话题，我也不会自说自话地谈起某一话题的。说到权威，我最不喜欢权威，我在晚辈、学生面前从来就不想树立什么权威，我喜欢平等的对话姿态，我喜欢他们与我争论，而我以学识和辩才说服他们，当然有时反过来被他们说服，也没有什么不好。遇到什么疑问，我会向那些我认为可能会懂的人请教，哪管这个疑问是不是显得很无知，哪管对方是什么职位、身份、辈份、年龄？如果我了解到有人对我产生敬佩的原因是假相，我会道出真相的，比如有人因为不知我的书都是自费出版的而佩服我出过几本书，我立即告诉他，那是自费出版的，如果你愿意出钱，你的书信、日记和学生时代的作文也可以出书的。当然，自费出版的书不见得就没水平，如果你说我的书写得好，而且能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当然高兴。
写到这儿，该休息了。明天再就“父亲说我很多嘴”这个话题说开去。
（三）
正月初三我在家乡时，诚邀我去深圳工作的这位朋友老板也特地到我家乡，当着我父母的面，郑重其事地请我“出山”。我父亲这个人，小孩子骂着他玩时他也像小孩子那样不讲究体面地与小孩子说笑，你一尊敬他，他便拿模拿样像个大人物了。他用“托孤”般的口气，把我托付给这位与我交往了八九年而与他刚刚认识的老板，他说了我的“毛病”，要他关照我，教导我，帮我克服缺点，打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就像以前我做你老师时去你家家访，你父亲拜托我对你这个学生严格要求一样，也许你一直是个乖孩子，我倒从没听到你父亲在我面前说你一个“不”字。
我父亲这样一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向称我为老师、经常向我请教的这位朋友，便变得与父亲同一辈份似的，我却一下子“矮”了下来。我父亲为什么会说我“多嘴”呢？好多时候我是沉默寡言的，在别人看来，说好听一点是深沉，说难听一点是木讷。在我自己看来，我有时似乎很健谈，一些拿手的话题，有人感兴趣先挑起了话题，而我又愿意讲给他们听，便会滔滔不绝，从听者的神情似可看出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也曾有人说我出口成章、妙语如珠；但有时我又是那么不善言辞，想打破尴尬的沉默却一时找不到得体的话说；而在不少时候，我又是那样地懒得说话，我对鼓唇弄舌搬弄是非总是反感。“多嘴”在我们的话语里属于贬义词，不是指说话多，而是指喜欢飞短流长。说我“多嘴”，真有点冤枉！我回家乡很少与父亲说话的，只是礼节性地跟他说几句，总不能冷漠老人家吧。好久没回去了，这次回去，两位哥哥和他老人家和我聚一聚，也因为我的关系，大哥才会跟我父亲呆在一个场合中，平时，他们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三个都喜欢谈论时政抨击腐败，而这些话题也容易激起我的说话欲，不知谁先扯起了这个话题，因为我掌握的信息、理论，要比他们多，而且我平时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杂文，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我还认为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于是我的话也就多了起来。这便是父亲说我“多嘴”的由来吧。他说我这个“毛病”虽有点冤，但当时我并不怎么反感，只是后来朋友借父亲的话要给我上课，尽管朋友说得十分委婉，我心里还是有点不爽。我并不是不喜欢别人批评，好多时候我很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比如有人说我语速过快，声音过高，说话容易激动，我自己也知道，一直想改掉这些毛病，到现在还改得不够好。不管有多少人次指出我这些毛病，我都听得进去的。可是父亲对我说话方面的毛病却“眼光独具”，好一个“多嘴”！
说到我父亲，我的感情便有些复杂和矛盾。他是我的父亲，勤俭持家，养育我们兄妹四个，让我们上学读书，帮我购买房子，说什么我都应孝敬他。我遵从道德的指引，虽然不大和他说话，但礼节性的电话问候还是有的，每月给他和母亲寄去500元，拜佛求神也不忘祈求神佛保佑父母平安、健康！“但是”，在这个转折词后面，说来话长。人有点累了。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一，白天上班，晚上打了上面这些话，明天上班，利用上班时间在公司电脑上再写这封信吧。
父亲热爱体力劳动，自己身体好，极少生病，这也是子孙之福。但他偏执地认为只要多进行体力劳动身体自然会好，生病就是懒惰引起的，生病也不用治，体力劳动可以治病。孩子生病父亲不愿带他上医院，他怕花钱，他认为死不掉的。据母亲讲，我的三哥聪明伶俐，长得十分可爱，生病了，发高烧，用土医草药治不好，母亲和邻居都认为应送医院了，父亲总说不用的，后来死在送医院的路上。医院在你们两英镇，以前离我村有十公里左右的路程，交通工具只有单车，有不少上坡路。我的三哥死在这段路上，其实是死在父亲的吝啬和大意上。据医生说，稍微早一点送来就不会死的。比我大两岁的三哥在我心中定格成一个可爱的小孩形象。他临死之前，也许是回光返照吧，还唱着《东方红》。他那时才五岁，他学会唱这首当时的“流行歌”。他永远五岁。每当听母亲讲起这段往事时，我就万分同情母亲，我的心就会隐隐作痛。将来我要写一部家世小说，会从这件事起笔。最近我有个侄子得了肾炎住院，我打电话给父亲时他并没有谈起此事，后来我知道此事后去医院看望并送去一点钱，打电话给父亲谈起来时，他没有问病情，只是说我送去的钱多了。1997年我在庵埠一家公司工作因昏迷在办公室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中拉了很多黑便，呕了很多污血，转送到汕头市中心医院后，又呕出了很多鲜血，进入病危状态。病情稳定后，为节省钱拿了药回家休养。休养期间，我有一份兼职没有丢掉，就是编《澳士兰报》，每月编一期，驾轻就熟，工作不累，正好赚点钱作为休养期间的费用和家庭开支，还略有盈余。那天父亲打来电话，对身体情况一句也不问，只是告诉我报纸上有汕头一家企业的招聘广告，说要招聘一位企业报编辑，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去应聘。客观地说，在我住院期间父亲是送来一些钱的，他没来看过我是因为忙，他也不喜欢出门。顺便一记的是，这场病花掉多少钱，现在记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记得花掉了庵埠那家公司一万元左右，还有父亲的8000元、我的一些积蓄以及澳士兰公司送来的慰问金。按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记录，这场病医药费总额两万多元，我记得住院时间是20多天，平均每天1000多元，有这么多吗？是不是哪些地方出了差错？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下面这段话：
“我是在医院花过不少钱的，对医院的认识有切身体会，还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的实话实说，并非道听途说或社会偏见。医生的灰色收入来自病人的红包和药商的回扣。有些药物的回扣高达50%以上。据说还有的护士侵吞病人一些昂贵的药物，通过一些渠道卖掉，对这一传言我总是不大相信，但也有人言之凿凿。”
《羊城晚报》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经常看到有人与医院核对医药费，结果总是医院多算，却从没有看到医院为此向对方表示歉意。病人或其亲属要核对账单，必须一点一滴做好记录，但遇到病情危急时，只求活命，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按常理论之，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治好我们的病，救活我们的命，我们要深怀感激才对，哪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反过来与他们算细账，或说他们的不是呢？可是，现实与常理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以常理论之，命当然比钱重要，但有时候，钱就是命，钱能买命！在昂贵的医药费面前，在门槛高高的医院门前，好多穷病人及其家属望而却步。就算你不望而却步，也会被拒于门外的。在这里我不想用“见死不救”这样的词，我还是相信医者父母心的古训，见死不救的只是某些制度、体制，而不是我还怀有敬意的医生。
有一点要郑重地一提再提的是，庵埠那家公司让我一直心存感激。
说到父亲为我所花的钱，我深感惭愧和自责。父亲为我花的第一笔大钱是为我购买潮阳城市户口，花了6000元，那是一笔冤枉钱，是上当受骗，那个户口一点作用也没有。后来我迁进汕头所交的所谓城市增容费，潮阳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是一样的。在汕头购买房产送汕头城市户口，代课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农村户口也可转为城市户口。第二次是帮我购买现在我所住的这套郊区的房子，是汕头最便宜的房子，开始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大概分期付款了二年时间，女儿出生后，父亲怕我生活困难，将我在家乡的房子卖掉，一次性还清了房款。我在家乡的房子，也是父亲出钱所建，分家时分给我的。第三次就是1997年那场病。1998年我购买摩托车时由于母亲的支持，向父母借了一万元，2001年春节期间，我一拿到那被叫做红包也可叫奖金我认为是年薪的五万元，即寄还这一万元。2001年我因开书店需要本钱，又向父母借5000元。7月我重回汕头这家公司工作，8月关了书店。一拿到2000元工资即寄1000元给帮我看了近半年书店的侄子。以后我每月一领到工资便寄钱给父母，开始是300元，2002年我工资升至3180元，便每月寄500元。父亲说不用寄这么多，他们有钱，我也知道他们有些积蓄，但我还是照寄不误。母亲总认为我们在城市花钱大手大脚，巴不得我多寄些。因为身体的原因，我花在伙食和医药上的钱不少。有时胃口很差，只要是想吃的营养又好的东西，我很舍得花钱。我的身体是很需要休养的，但我现在没有休养的条件。除了养家糊口，也得积蓄些钱以防万一，比如重病，比如失业。还有女儿的各种费用。我花在我女儿身上的钱，说起来都是很正常的费用，并不奢侈，但比起在我家乡我二哥养5个孩子的费用，要多得多。比如女儿三岁进幼儿园，小小班、小班、中班、大班、学前班，共上了五年幼儿园，各种费用少说也得一万多元，在家乡则没有幼儿园可读的。还有吃的、穿的、玩的、学习的。家乡的孩子呢，父母能保证他们的温饱就功德无量了。二哥一家7口人，每月600元伙食费，这在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家乡那里，算得上“地主”水平了。我母亲来我这里住时，总会带来几个还没上学或放寒暑假的侄子侄女，他们也喜欢来，来了还不愿回去，而我也喜欢他们来。他们一来，我每月给母亲800元办伙食，母亲会把他们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还会节余一点钱带回家乡去。他们一回去，用不了一个星期，就变得又瘦又黑又脏，让我认不出来了。客观地说，现在家乡孩子们的生活，比我小时候又要好得多！
女儿刚读一年级，我就说要开始为她积蓄大学学费，看似玩笑，其实不然。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承担大学教育成本的80%，而每个大学生每学期还得交五六千元学杂费，每年就得一万多元。怪不得考上大学却读不起大学的人那么多，怪不得不时有人因交不起子女上大学的学费而自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提出质疑：“据说，我国大学实行高收费，只是让学生及其家长承担教育成本的20%。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每年交1万元学费，国家还得付出4万元。请问：大学的教育成本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有人问得好：‘是不是把学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小轿车、名为出国考察实为旅游的所有支出都分摊到学生身上呢？’有人戏言，‘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道出了我国大学中机构臃肿、冗员泛滥的通病。难道我国大学中的体制敝端造成的无效成本，也要由无辜的学生来承担吗？”
人家并不会因为我的质疑而少收费，为了让女儿上得起大学，我还得未雨绸缪。大学四年，学杂费加上生活费，就算它八万元吧。按我现在的收入和日常消费，理论上讲，每年是可存下一万元的。但是，没有预算外收入，却总有预算外支出，比如某月手机被窃，重买手机花掉了当月想存下来的钱，镶了两次牙共花了三千多元，女儿外婆乔迁新居，送去2000元，穷困的亲友生病住院向我求助，也得送去一点钱，等等。我对那些穷困亲友的帮助其实很少，也许相对于每月3180元的工资来说，偶尔给这个200元，那个100元，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说我吝啬也不足为奇。如果我听到他们说我吝啬，只会无奈，而不会生气。
算起经济帐来我真的好失败，至今还没有能力自己买一套房子。1994年10月还是11月，我到汕头某报社工作，原定工资是800元，真正领工资时已被提到1200元。比起此前我在潮阳代课时的工资四百多元来，真有点不可同日而语。那时高兴得很，对这份工作格外看重。不久交上了损友。损友是官家子弟，花钱如流水，报社社长要利用他的关系办事，常常给他很多钱，我从没看到他去办成什么事，只知他一拿到钱就请我们去吃喝玩乐，花光了钱，我的这点工资也得拿出来付账。那段时间没有存下什么钱。刚从每月几百元转入每月1200元，不能存下一些钱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记不清是1995年底还是1996年初，逼于父母的压力，我准备结婚了。结婚需要房子。我结婚和买房都是父亲很支持的事。于是父亲便通过报纸广告看中了一处汕头市最便宜的房产，当时好像是每平方米1300多元，父亲来了一趟汕头，速战速决就定下了一套房子，80多平方米，付了定金，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我们购买后不到一个月即跌至每平方米1200多元。除几万元定金外，每月须付1530元，父亲负责1000元，我负责530元。从那时起我开始节俭，每月1200元工资剩下670元，好在那时候还比较年轻，身体还较好，还不需要这么多医药费，伙食方面也比现在节俭得多。字打到这里忽想起还在煎中药呢，一想起来就闻到焦味了，马上跑到厨房，发现中药又煎焦了，瓷锅也出现裂痕了。已记不起这是第几次这样了。一包中药十多元，一个专门煎中药的大号瓷锅十多元，还有煎了这么久的时间和煤气，这些损失也许不足以让我生气，而是多次这样，而且此刻要吃药没得吃，重去买药锅来煎又要花多少时间，这些才让我生气。回过头来说那时每月只剩下670元，要应付伙食、水电费、电话费、物业管理费、交通费等，还能不时购买些小家具。结婚时妻子说要拍什么结婚照，花掉了1200元，那时是很让我心疼的。到我女儿出生时，我居然已存下几千元，正好拿出来应急。怎么能存下那几千元呢？想一想，对了，我曾拉过两笔广告，有几千元提成。那时候拉广告最出色的都是潮阳人，先后有两位，我也是潮阳人，在这方面却很不出色。当然，我与那两位不同，我是编辑，没有拉广告的任务，但如果让我去拉广告，我可能是不出色的，要出色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锻炼。还能依稀记得1997年3月某报停印，大家还坚持上班，拖了一段时间才关门大吉。停办前后可能有几个月领不到工资。2月澳士兰公司老板让财务部发给我2000元，筹办《澳士兰报》，那时候这2000元还有点让我觉得受之有愧，因为办准印证才花了几十元，而编报就我一个人，所谓主编其实是集采写、编辑、审稿、版面设计、校对、审版、通联于一体，“编辑部”就在我家，也用不着购置什么办公用品。现在想来，我那时实在迂腐得可以，2月给我2000元，3月报纸就出来了，这2000元为什么就不能作为我的工资呢！3月领了澳士兰公司的工资，每月1500元。说起我与澳士兰公司的缘分，先得感谢朋友赵君，是他介绍我与公司前任法人代表W生认识。我与W生交往不深，但我总感念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认识他时，并不知道他要办一份企业报，原只想向他拉些广告。给他写了一篇短文，送他一本自己的小书《梅雨时节的美丽》，寄给他几期某报。后来他就说要办企业报，让我写份办报方案，后来就让我一手操办，让我找印刷厂。我向他汇报印刷厂的报价时，他似乎不感兴趣，好像我说多少就是多少，他不在乎，不知是他把我看穿了知道我不会吃回扣还是故意让我多赚些钱。本来我与陈经理认为顶多印3万份，谈价钱是以印数3万份计价的，谁知第一期W生就要印6万份。印数越多，单价越低。我想重新谈价钱，陈经理打断了，他也许也是想让我多赚点钱吧。如果按印数五六万份来谈价钱，这家印刷厂肯定会降低单价的。也许别人会以为我得了好处，每份给我5分钱回扣，每期就有一千多元，其实我一分钱回扣都没有。好在不久就改了印刷厂，为公司节省了一些钱。由于是兼职，除了领工资和出报纸，我很少上公司。某报停办后澳士兰公司的人还不知道呢，他们以为我还在那儿上班，而我却在不断地看招聘广告上劳动力市场寄求职信上门应聘。可能是10月，在庵埠一家公司，根据要求写了一份广告稿，被录用了，月薪暂定为2000元，有年终奖。不久，经一位朋友介绍，又找到一份工作，为一家公司办一份企业刊物，月薪暂定1500元，本来以为也是适合兼职的工作，虽知这家公司却要我去坐班，分身乏术，便想把这份工作转让给一位前同事。后来，除《澳士兰报》外，这两份工作，只领到庵埠那家公司2000元，却不是工资，是老板先给我的，他看了我为公司写的材料，好像很器重我，不顾我的推辞，硬塞给我2000元。后来就病倒住院了，大概在11月份。另一家公司的刊物没有办成，工作也转让不成。我昏倒的地方是在庵埠的公司，那时候在这个公司呆的时间较多，也做了一点工作，比如创办了一份企业报、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和一些广告文案。这个公司是包食宿的，我那时当然想节约伙食费，便在那儿食宿，恰好有公共汽车从汕头到庵埠，很方便。在1997年某报停办到我病倒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以前最拼命的时期，现在我很注意身体，身体也顶不住操劳，今后可能再也不会这样拼命了。那段时间给自己很多任务，除了兼职想尽可能多赚点钱外，还计划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中文本科文凭，还写了许多文章的草稿，记得写了57篇，也可能更多。那段时间在家里编校企业报时，曾累到觉得“能在床上躺一下有多好”的程度。《姐，回家吧》就是那段时间写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在病倒前那天晚上，你到我家来，我读这篇文章给你听。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起去肉菜市场吃鱼粥，我吃得很少，当时不知道，我的肚子里已经满是血污了。那天人有些不舒服，还是到庵埠去上班。上午到了庵埠，要策划一个酬宾活动，打了几个电话就难受得要死，想呕吐去厕所又呕不出来，走回来就很难走到自己的椅子上了，在门口撑了好久，非常难受，后来可能是挪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想坐到椅子上就倒下了。回忆以前的事，清晰度往往不够稳定。在不同时间、不同心境、不同精神状态，回忆起同一段经历同一件事，可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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