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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克文，近来好吧。多年来闯荡江湖，想必收获了不少人生经验。
人生苦短，转眼间我已直奔不惑。你比我年轻了12岁，这是无法用钱买到的财富。我一直想创办一个能够体现自己风格寄托自己理想的企业，至今未能如愿，而岁月匆匆。
上面这几句话是春节前写下的，后来有事耽搁或缺乏写信的心情或精神状态欠佳或者懒惰，一直未续写下去。转眼便是春节，初一带妻子、女儿回家乡，初二下午回汕头，因为在家乡住了一晚失眠，只感疲倦，未感其它不适。初二晚睡得很深，照理初三就该恢复精神，在电脑上打出点什么才对，但初三上午八点多起床如厕发现了问题，拉肚子，拉得很厉害。服了正气丸、保济丸等家常药，以前是很奏效的，此番却一点效果也没有。一整天拉了三四次，吃的却少，没胃口，初三晚又拉了几次。这一次拉肚子是我此生最为激烈的一次。人本来就瘦，经此番折腾，形销骨立。初四上午到住宅区楼下诊所求医，疗效最快的还是输液。输了4瓶液。当晚又小拉一次，我知是病魔的残渣，初五早上如厕，便正常了。初五上午到公司会见一位早先约好的饮料商，鼓动他经销我们的产品。下午继续输液，巩固疗效。初六到公司值班，老板知我值班，上去与我谈谈，说起此次疾病，老板大声说好，说正月初拉肚子是把以往的霉气排干净，预兆今年好运。但愿如此！今天初七，好好休息一番吧。但因昨晚半夜醒来，想起有关深圳工作的一些文字需要修改，加上随着深圳之行日子的逼近，遇事已经比较镇定的我心里还是有点急了，于是失眠了几小时。后来又睡着了。早餐后打开电脑想修改，发现有些文字只存在公司电脑上，忘记发到家里的电脑来，于是又前往公司，真的有些急了，本来今天天气有些冷，况且急着把它们改出来也不知是否用得上和什么时候用得上，只是心里有些急，便总得干点什么。好多时候，我们所干的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其意义只在于干的过程，就像写这封信，只是借此梳理一下自己有些杂乱的心情，就像好多时候写日记也只是整理心情或思绪，没有读者，自己以后也不见得会去看它。与日记不同的是，信最少有一个读者，就是收信人。当然信和日记，还可以记录什么或者抒发什么。本来信是用于向收信人传达信息的，只是我与一些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改变其用途，这样说起来就对收信人不起了，为了梳理自己的心情或记录自己认为需要记录的东西，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真是不好意思！话说回来，也许此信对你还是有点作用的，虽然文笔一般，不能当文章欣赏，我也不喜欢自我感觉良好地教导我的晚辈或学生怎样做人处事，但我喜欢尽可能客观地不文过饰非地说出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想法，供对方在遇到相类的境况、人事时可参考借鉴或作反面教材。
年轻时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闲不住不见得是好事，有些人喜欢无事生非，有些人喜欢瞎折腾，而我更多时候是在自己的内心中或个人世界上兴风作浪，无损于他人，有时却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年轻时我还是个急性子，遇事容易着急，总想一下子把事情都摆平。因为身体的原因，我现在常常纵容自己懒惰、拖拉，我认为我的懒惰好多时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是因为身体需要休息。比如现在此信虽写得顺手，我却要自己停下来了。明天再写吧。后天也就是初九，公司才复工，我也会去的，写一封致老板和主要同事的信，说明离开公司前往深圳的理由，以求得到理解。这封信想来也不是容易写的。我口头上已多次向老板说要去深圳，虽以开发市场为由，还拟了一份深圳市场承包合同书，他都不予支持，他也许看出我想借此逐渐淡出公司权力中心的意图。他坚定地认为，公司需要我，他需要我帮助。我这个人绝不会因为老板的器重就自以为是的，我有的只是感激。初十我要到一位朋友那儿商量前往深圳工作的事。元宵后去深圳，是确定了的。
这些年其实活得很一般，再往前说就更不精彩了。在你家乡当代课教师那段时光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然而工作上、学习上、写作上、生活上，却了无业绩，感情上也是一塌糊涂，只留下许多尴尬的回忆。那时候要是能排除感情困扰，一心一意学点技能、写点什么，或者静下心来看些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或外国文学名著多好，可是却总在浪费时间。如果这些被浪费了的时间是流淌在快乐中的，那还是不错的，可那段岁月的心境，现在回味起来，却分明有些沉闷、压抑，那时候还常陷于强迫症、抑郁症等心理毛病中难以自拔。如果说写作和学习是辛苦的，那精神上却是充实的，如果略有所成，成就感当然是快乐的，可是那时活得很没有成就感很不充实，如果说那时候有时还有点成就感和充实感，那在现在看来，无异于自欺欺人了。说到浪费时间，现在何尝不是，只是近几年情绪比较稳定，心底常常保持着一种淡淡的愉悦感，而且对未来总怀着美好的憧憬，对人生总存着希望。这种憧憬和希望，不是来自强烈的功利欲，而是源于平常心，是吃饱了饭的人对面包的一点向往，是并不缺钱的人对中500万彩票大奖的一点侥幸。稳定的情绪来自平常心。没有平常心作依托的快乐，是无根之萍，经不起一点风。在你家乡教书的那些日子就缺乏平常心，患得患失的。那时候我对教学成绩是很重视的，可是衡量所谓教学成绩只有统考和升学考。教初二时没有统考，教你们这一届初三，你们升学考的语文平均分数在全镇七所初级中学中排第五名，其它科目都比我所教的语文好，这结果当然是令我十分懊丧的。客观地说，这分数并不能代表教学成绩，这名次也不能代表教学水平。我校只要先淘汰掉语文成绩最差的那个学生，语文平均分数就跃上全镇第一名。因为那时候很在乎，所以我算得很清楚，语文平均分数我校与第一名的学校之差不足2分。学校先自行淘汰掉一些“差生”，也是那时候很通行的做法。当然强行淘汰是违法的，所以不叫淘汰，只是劝退。有些学生本来就不想升学，不少“差生”自知升学无望，他们用不着劝告，毕业考试后就离校了，这样做可节省升学复习和升学考试的各种费用。而一些语文成绩较好的学生不参加升学考，则是我所惋惜的。我虽重视考试分数，却又一直是持怀疑态度、批判精神去看以往的语文课本、语文教案和那些机械的语文基础知识以及那些语文考试的。我曾经对语文基础知识十分精通，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却不觉得会给阅读和写作造成什么困难。我认为，你可以背不出什么是对仗，背不出什么是词性或词类，背不出什么是形容词、什么是介词，背不出词的构成和短语或词组的结构各有哪些，背不出什么是陈述式、什么是支配式，什么是主谓结构、什么是动宾结构，等等，但你能看得出哪些句子运用了对仗，你能写出对仗工整的对联，这比背这些概念要优秀得多。古人并不背这些东西，却能在他们的诗词中大量地运用对仗。你认为这些东西值得花大力气去教去学吗？
偶尔去你们家乡，探访的人当然是关系好的，他们谈起我在你们家乡的教学，评价当然是很高的。我不否定他们的真诚，也感激他们的善意，但我深知我得到的信息是很片面的，即使听到尖刻的批评我也会十分坦然地接受。鸟过留毛，人过留名，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在工作过的地方留下好名声，功利一点说，这也是一种资源。但万一事与愿违，我现在也不是很在意了，关键是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如果我身败名裂，在那些当过我学生或与我同事过或朋友过的人中，把我往好方面去说、拿我的优点来说的人是不多的，能比较客观地说就很不错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把我往坏方面去说，会把我的优点说成缺点；也有一部分人避而不谈，以曾经做过我的学生、朋友为耻，好像从未做过我的学生、朋友一样。如果我因言获罪，他们中有不少人会相信泼在我身上的污水，并对之添油加醋。如果我杰出伟大，他们会以做过我的学生、同事、朋友为荣，有些人还会把我的缺点、弱点说成优点，会把我的一些无趣的事、尴尬的事说成名人趣闻，会把别人的一些有趣的事、好事说成是我的事，有时还会把别人的成绩也说成是我的，比如被我教过的学生有出色的，即使我教他的时间很短，效果一般，他的成绩是他自己努力取得的和别人教出来的，人们或他自己也会将其他教过他的老师省略，只说他是我这个名师出的高徒。而我这个人却是这样的：当我处于弱势，人们要把我的成绩说成是别人的成绩时，我会不服，我会抗争；当我处于强势，人们要把别人的成绩说成是我的成绩时，我会反感，我会澄清。
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自己曾教初二、初三两级三班的语文。现在我能记得好多学生，却对那些学生在哪一级被我教过记得不大清楚了。我到你家乡教书的时间，大致是1989年9月至1992年吧。1989年我教景伟这一届学生的初二级，当时致和老师教初三。1990年我教你们初二级。可能是因为致和老师工作忙离开学校，景伟这一级的初三第一学期也是我教的，我与景雄有师生之谊，便是在这一学期产生的，他是个复读生。景伟初三的第二学期如果也是我教的，我那时对升学成绩很在乎，应该会留下记忆的，可是记忆中没有这回事，可见不是我教的，而是致和老师教的。你上初三是1991年9月吧。如果上面的时间没有记错，少玲这一届初三便在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第一学期是我教的，我记不清有没有上过他们第二学期的课，也许是1993年初寒假过后，我就没有回到学校教书，而是到深圳打工。有趣的是，你这一届初三升学考试语文平均成绩是第五名，而在你们之前致和老师所教的那一二届，似乎是第一二名，少玲这一届，好像是第一名。对比前后几届的升学考试语文平均成绩的名次，如果不是我的“教运”差，就是我教学无能。也许客观一点，景伟这一届和少玲这一届的语文成绩，我是可以沾光的。我教书时，总不喜欢照字读经，总喜欢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对“教学要求和目的”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帖上政治标签、阶级络印的做法很反感，像《最好的顾客》明明是写一对卖花圈的夫妇对一位孤寡老人的临终关怀，表现他们的人性美，“教学要求”却偏要通过老人的孤独晚景，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会教学生应付考试时答什么答案才可以得分，但要有自己的思考。我不知这样教书对学生有没有好处，但对考试成绩肯定是没有好处的，说不定会让学生记混了，把我的独立思考当成考试的“正确答案”。我当老师还有一点吃力不讨好的地方，就是讲课语速过快。语速过快，也许是急性子的一个症状，也许是不够自信、容易紧张的表现。我语速快，在同样的45分钟中，会比其他老师向学生传达更多的信息，会让那些思维敏捷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学生有更大收获，但反应迟钝的学生听得进去的有多少呢？我讲课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喜欢活跃气氛，有时也许有些幽默吧，常常逗得学生哈哈笑，这样弄不好会比较麻烦，因为有个别学生情绪一活跃起来，就想捣蛋，还以为喜欢说笑的老师可以闹着玩。要让学生们既笑得起来，又静得下来，既能活泼，又能严肃，会比一贯上课严肃的老师费力。说好听一点我这一套是趣味教学。也有不少学生很喜欢听我上课吧。
我对学生、对晚辈很随和。以前在学校当老师时，发现绝大部分老师上课都很严肃，跟他们比起来我很不像老师，说好听一点是别具一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有虽然上课很严肃却仍然镇不住学生的，被学生气得要死。在我教过书的学校，我可能是上课最搞笑却基本能镇得住阵脚的老师。也许我这么说有点主观，你是可以反驳的。
虽然我对学生、对晚辈很随和，但刚与我接触的人总以为我不苟言笑，不好接近，而那些对学生、对晚辈很严肃的人，在朋辈往来中、在初次接触的人看来，却显得很随和。而这些人的随和，你跟他接触久了，有时会发现他们的世故与城府，让你感到他们不随和的一面，但不管他们如何不随和，却又是很容易随大流的。而我表面的不随和一被“攻破”，就会非常随和，但我的非常随和遇到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又会“不随和”了。在我心中，总有一些原则要坚持到底，总有一些东西要坚守一生，总有一些底线坚不可摧。我不会因为随波逐流而舍弃自己固守的东西，哪怕是众人皆醒我独醉或者众人皆醉我独醒！
如果说我在你家乡教书时颇得学生尊敬，可能或多或少有些人当面赞同背后却不以为然。教景伟这一届初二第一学期时，两班各有一个学生，总跟我过不去。有几个年龄较大、长得较高大的学生虽看起来有点蛮，却很容易被我所感化，对我很哥们的。跟我过不去的这两位学生，不大不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苦口婆心不能感化他们，被他们气得要死。他们都跟我较量过力气，说是打架又不像打架，就是推来推去的。他们有时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很没面子的，好在其他同学却不会乘机起哄，有些还怒视他们。不时听到一些老教师说自己曾被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气得要死，却是这些学生走上社会后最尊重老师，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对老师最没有“认识”，言辞中似乎对那些曾把他们气得要死的学生十分欣赏，而对那些学习成绩好而后来对他们不够“认识”的学生很反感。我们潮语中的“认识”，有“报答恩情”的意思。我对这两类学生的态度与这些老师恰好相反。对那些曾把我气得要死的学生，不管他们后来对我如何尊重，我依然不会把他们以前对不起我的事情当成有趣的事加以欣赏，如果他们后来对我的尊重含有请求我原谅他们以前错误的意思，我会原谅他们，但我不会轻易忘记曾经受过的气，这不是记仇，这也不是仇，这只是尊重自己的经历。而对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我会永远欣赏他们的勤奋上进或天赋。我觉得他们的好成绩与我关系不大，如果把他们的成绩视为自己的成绩，那么那些成绩差的学生的成绩，又是谁的呢？我善待学生，就像我善待其他人一样，谈不上什么“恩情”；我认真地教他们，其实也只是敬业而已，谈不上什么“恩情”；我还要感激这些成绩好的学生，他们让我教起来心情愉快。人生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曾经与我一起走过一段人生，不管是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只要在相处时彼此善待，离开后一切随缘，相忘于江湖也无可厚非。
我在你家乡教书时，感情方面的事情有点复杂，简单地说，是有些女同事爱过我，我与她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当我对其中一位情有独钟时，她拒绝了我。对那些爱我而我不爱的，在传言中往往也会传成我爱她们而她们不爱我。那时候很累人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只是淡淡一笑。
到你家乡教书的第一学期，人际方面也不理想。我是与你家邻居的吴校长一起从另一个学校过来的，他调任你家乡也就是他自己的家乡的学校当校长，把我带了过来。刚过来时，有些教师不服他，把我视为他的心腹爪牙而加以排斥。我对吴校长是十分尊重的，我们两个人来往频繁，但我这个人是不会作为任何人的心腹爪牙的，吴校长也从没有向我打探什么或给我下达什么特别的任务。我们的关系是朋友加同事的关系，我与他的来往公私分明，光明磊落。可有些人却把我在教室外走廊上漫步说成是吴校长派我监视他们上课，有人以为吴校长掌握他们一些违规情况是我打了小报告，还有个教师因此而打了我。那时的乡长是文亮的父亲，他为我主持公道。我对文亮的父亲永远心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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