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五十一）

1998年9月所写的《你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郁郁的角落》如下：

当我对自己漂泊的生涯和都市边缘人的角色流露出厌倦，对乡村湛蓝的天空下、葱郁的群山环抱中的校园那份宁静表示怀恋和向往时，你说：“你不是不喜欢教师吗？”说这话时你头一低，秀发如瀑垂在胸前，一道美丽的发线划痛了我的眼睛。我当过教师，你的这句话可以听成“你不是不喜欢当教师吗”的口语或“你不是不喜欢教书吗”的口误，但你说话的表情和声调，都提示着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你忽然抬起头来，你的眼睛蓄满了雨意，我的心一下子潮了。我怎么会不喜欢教师呢？乡村女教师——永远是我心中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最痛苦的事不是爱上一个人受到拒绝，而是爱上一个人却不能说。在家乡许多人的心目中，我的名字一直是浪子的别称。我的心中有斑斑血迹，怎能玷污你的冰清玉洁；铺在你脚下的应该是鲜花和阳光，而我的眼前总是荆棘与泥泞；我怎能让一个男人的坎坷和无奈，沧桑你如花的容颜。

在家乡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你的必经之路，只为与你迎面而过时，撷取你唇边那一朵羞涩的微笑。你恰到好处的羞涩是一抹酡红，弥漫着令人迷醉的娇憨。

家乡的山太高，张不开我梦想的翅膀，我是游子，不是归人。当我再次离乡的那天，只见你独自凭栏。有一场急雨，淋湿了我的背影。

我曾试图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把自己和真情放逐，把你和伤感遗忘。我很想变坏却坏不起来，我很想沉沦却沉不下去，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海中守望古老而圣洁的月亮。忘记你是我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我也曾把寂寞留在报林书海中，在文字和纸张构建的挑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是当我在字纸堆上回过神来，我不得不知道自己难以解脱的压抑与不堪对镜的憔悴。

我依然传统而本分，生活依然严肃而刻板，日子依旧艰辛而美丽着，只有在某些无眠的灯下，飘雨的窗前，阳台的黄昏，想你，是我最后的浪漫。

有一绺记忆很朦胧/有一缕感觉我说不出口/一池灵魂的秋水/被昨日的风吹皱……

那次回乡，放学后的校园静谧如画。只见你一个人坐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夕阳的余晖在你披肩的秀发上流淌，彩霞在你的身后燃烧。你满脸的落寞，是我永远的惆怅。

我打湿过你的日记，也许已是发黄的曾经；你出现在我的笔端，却是难遣的缠绵。

紫色的秋风渐紧。一场秋雨一场凉。你已把粉红和素雅的夏日风情收进衣柜了吧。多少次，在千里之外，我一个人在繁华的边缘，在一个叫金鸥园的地方，望着铅灰色的黄昏，沿着乡愁的方向，想象着你一袭秋装的模样，直到深蓝的夜色，把我淹没。

转眼又中秋，月亮依旧是当年的笑靥，耳边依稀传来的依然是你娓娓动听的话语——一个山村小女孩中秋夜的种种游戏。在满月的清晖中，你沉浸在童年缤纷往事的那副神情，有一种令人怜爱的稚朴。今夜，我在都市寂寂的一隅，默默地想你。你永远在我心中一个郁郁的角落。

纵然心有灵犀，身无双翼，回不到从前。我只能在频频回首中，与岁月一起消瘦。

再粘贴上一篇1997年3月所写的《想起家乡的一位女孩》吧：

那天我去祠堂祭祀，在祠堂门口有个女孩叫我乙隆兄，还问我吃了饭没有。问吃乃家乡习俗，是问候语，相当于我们说你好之类，并非她有请我吃饭的意思。我即使饥肠辘辘也以“吃饱了”作答。对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礼貌性问答一般是转身即忘的，我记下来并以之作为此文开头除了表明我作文平庸之外，就是因为在这一问一答间我发现那个女孩清秀、白皙、纯朴，整个儿给人清清爽爽的感觉。我家乡虽说盛产美女，但环境使然，大多缺乏气质、韵味，而这个女孩俏丽的眉宇之间似有一种脱俗的气质。我禁不住多看她一会，她把目光移到地面上，十分得体地表露出一点羞涩，对我的多看一会似不反感。我离家经年，不少比我小的人我不认识，可人家认识我，这并非我有甚出奇之处，只是应了家乡那句俗语：“千人识得和尚，和尚不识千人。”

后来便与这位女孩低头不见抬头见，门前不见屋后见，因为这几年村里大兴土木，各家各户建了新居，我与她竟是新邻。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看一本谈神论鬼的书，看得鬼迷心窍忘了天气变化。她抱着一大堆衣服推门进来，说：“天要下雨了，别把衣服淋湿了。”我连忙致谢并请她坐坐。她把衣服放在我的床铺上，便坐在床沿上，把乱糟糟的一大堆衣服折叠得整整齐齐。她低头折衣服的神情，温存、细腻、专注，极具女人味。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她了。

我家又建房子时，她来帮忙。盖屋顶时，需要有人上屋顶给灰匠打下手，用绳子把瓦和灰沙提到屋顶上去。本来是我上屋顶的，可我在上面有点胆怯，手脚极不利索，总怕跌下来，还真的差点跌下来。她上来了，要换我下去做“地勤”，我有些不好意思，可是拗不过她，只好回到地面上。当我仰着脸看上面时，一块碎瓦不知怎么想跟我过不去，好端端的不在屋顶上呆着，不偏不倚地落在我的额角上。也许是为了引起她的重视，我小题大做地惨叫一声，仿佛银幕上中弹的敌人。她连忙下来，拿开了我捂住伤口的手，掏出一条手巾为我擦去血迹。那时候女孩子衣袋里喜欢放着一条手巾，折叠得四四方方的，有的还喜欢在衣袋口露出手巾一角。手巾常被用作信物送给情人，称得上很温馨、很纯情的服饰文化。手巾的消失也是一种文化的失落吧。她的那条白色的手巾绣有几朵小巧的梅花，给人一种雅致的感觉。我的鲜血沾在上面，洇开来，仿佛一朵怒放的红莲。她的这方沾有我鲜血的手巾不知下落何处，我常常想起它，却又不希望她留着。

中午大家都去休息一会儿，留下我看守工具。她不走，便陪着我。但我们又似乎无话可说，只是静静地各自坐着，隔着七八步远。我看她时，她便低着头。我也不好意思老是看她。抬头看屋顶，还没有盖好的屋顶一片狼籍；低头看地面，还没有铺砖的地面凹凸不平。忽然便看到有两只探头探脑的蚂蚁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跋涉着。对于蚂蚁来说，凸起的地方是一座山峰，凹下的地方是一个峡谷。尽管我的目光空空荡荡，可我的心却被一种温馨弥漫着。

那时候一个人时总要想起她。想起她，便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情，轻轻地荏苒过我的心头；又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一只机警的小鹿，一步一步地向我靠近，我怕稍不小心，它就会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关系得以明朗，便是我用单车载她去十多里远的地方扫墓。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祖坟，全村各家各户都有人去扫墓，村里为此专门包了几辆大巴。我总怕害羞的她也许会临时改变主意，跟大家一起坐大巴去，撇下我一人。可她却仍然按我们原先约好的，坐我的单车去。路上，大巴上有她的女友唤她上车，她红着脸拒绝了。她尽管害羞，但她愿意跟我在一起，她不怕人家说东道西，是因为她已铁下心要跟我好了，像她这样质朴、本份的山村女孩，是不会跟人玩浪漫的。

车上坡时，有些坡不陡，我是完全可以踩上去的，可她总说：“下来吧，我们慢慢走，别累着。”推车上陡坡时，她便把手放在后架上，弓着腰帮忙推上去。

由于家族的原因，我们的关系受到双方父母的反对。父母、兄嫂都张罗着为我找对象，生性软弱的我居然有了妥协之念，于是便有一个女孩覆盖了她在我心中的位置。那个女孩是她的好友。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不能娶她，娶了她的好友，对她也是一种安慰。最后的结果是，我和她的好友疙疙瘩瘩地谈了一段时间终于分手，而她与她的好友也形同路人。

后来我一直未能取得她的谅解。她在深圳打工时，我曾给她寄去一些为她而写的文字，她回信说，她识字不多，看不懂。她只读小学三年级便因家贫辍学，看不大懂也许是真的，但她不肯原谅我却是肯定的。

现在她与一位比她小几岁的人结婚了。像她这样温柔、体贴的女人，谁娶了她是谁的福分。但愿这个人懂得珍惜。

克文，在“我的文档”中找出一些文章粘贴到这儿来，我的态度比较随意。因为一刻意起来，我就不知道要选哪篇才好了。

有人喜欢把我写的散文、小说都当成我的自传来看。在这里我必须说明，虽然，我的作品有较强的自传色彩，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因为我的“自恋”，作品中的“我”与我确实有许多神似，但在具体情节中，许多“我”都不是我。《姐，回家吧》也常被看成写实的散文，其实，这只是一篇微型小说。《在家乡教书的朋友》提到我经常逃课，“下河摸鱼，上树捉鸟”，逃课是真，摸鱼捉鸟却未曾有之，因为我胆小，不敢爬树，笨手笨脚，摸不到鱼。逃课干什么？记不清了，可能是东逛西荡，或在某个角落里看蚂蚁搬家吧。在《为师趣事》中也有许多“失实”，里面大概只有一半的“我”是我李乙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说明纯属画蛇添足，但既然我要尽最大可能让这部“自传”真实，有些说明还是有必要的。

我不知道我以后的一些观念和见解，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人总是变化着的。大家不能因为我以后的变化，而否定我对自己以前的真实表达。

说到思想变化，我不禁想到，在1985年以前，我对某党怀有近乎天生的好感。说是天生，其实是从小得到的灌输所致，听到或看到某党三个字，爱戴之情油然而生。听到国际歌，会心潮澎湃。但在1985年进入现改为镇委、镇政府，当时称为区委、区公所的机关当临时工之后，看到的各种现象，让我逐渐有了想法。后来，自己的种种遭遇，更让我对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有了切身体会。1989年以后，我对某党的好感消失了。看书多了，对历史的了解多了，想法也多了，不会听到某党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了。1990年以后，耳闻目睹的种种官场丑恶、民间苦难，让我对专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那时写东西看东西还是偏于风花雪月，对政治兴趣不大。直到上世纪末，开始对腐败制度深恶痛绝起来。

历史上包括某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与抵抗外侮时的悲壮与惨烈，你死我活的那种决绝，在我看来，更具美学价值，更合乎我的艺术品味。我是有英雄情结的人。但作为一个矛盾结合体，我却是一味主张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我相信，暴力革命不管胜败，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一场灾难。其胜利果实，只是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民主启蒙、公民教育。

下面，继续补充一些内容，当然还是想到就说，毫无章法。

昔年在教书时，讲完一节课，会感到很累。这种累不是干体力活之后的那种累。干体力活之后的累，一歇下来，会觉得很爽。这种累是体力与脑力的双重透支，歇息时仍然不爽。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神经官能症？是体质太差？是上课时全身心投入，过于紧张？是语速过快，讲的内容太多，头脑超速运转……我总缺乏自我节制的能力，总缺乏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心理素质来分析，还可能与我不够自信有关。我总得靠大量的话语来“压”人，来吸住人，来支撑自己，而不能靠气势来“压住阵脚”。

我总能把字写得极差。我小时候写字时怕别人在一旁看，别人看着我写，我就写不出来。当了老师，总得在黑板上写字。我总是写得很少。讲得多，板书少，这是我的教学特点。

我非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加速状态。

与别人一起干活，在同一时间内，我消耗的体能总要比别人多吧。

再说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还有一个现在很能赚钱的“专长”，那就是看风水、算命、择日。现在许多官员、老板相信这一套。可我父亲却只能在这一“专长”上赚些小钱，比如在家乡给家境一般的乡亲们提供这一“服务”，收一个小红包：20元或40元。那些比较有钱的，是不信服我父亲的。我对这一套不甚了了，但通过交谈，我发现，我父亲在这方面的“造诣”，一定不会输给那几位我认识的在这方面很难赚钱的人。那些人识字不多，看这类阴阳五行的书，常常看不懂，从他们“引经论典”时，你就知道，他们曲解了原意。但他们却在这方面赚了钱，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官员、老板，钱有的是。这方面懂的人不多，而且好坏难以实证，主要靠“包装”，也可以说靠“营销”，靠“炒作”。父亲极喜欢吹牛，“吹牛”本来就是一种“包装”。但父亲的吹牛，在这方面却是失败的。他最喜欢吹他有钱，却总是十分吝啬，衣着也极为寒酸。我妹妹给他买过几套衣服、鞋帽，他都不穿。他也许想把自己“包装”成别具一格、不修边幅的人。但不修边幅的大多是艺术家，不是江湖术士和玄学家、风水师。与玄学家、风水师打交道的人，都是讲究名牌衣着的。父亲当过大队干部，还被抽调到公社工作，按理说，应是见过一定世面的人，可他在我二哥介绍给他的一些老板面前，总显出几分腼腆，放不开。他只能靠吹牛来撑起自信。在那些老板面前不再吹自己有钱，这是对的；可他所吹的却是他的“文学成就”，在《潮阳文艺》发表“东风吹，战鼓擂，社员上山去积肥”之类，这就不对了。他看不出，他面前那位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板，对他的“文学成就”根本不感兴趣。也许你会认为我这些话贬了我父亲。其实，我相信，我对我父亲，将越来越理解。我这样说他，只希望实事求是，不带褒贬。他的这些特点，就像我的一些弱点和缺点一样，要消除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在这部“书”中看到我父亲的一些“不是”，那么，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父亲除了这些“不是”，就再也没有什么不是了。

下面我要郑重地感谢几位编辑。

以前曾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些编辑心肠那么硬，对我投给他们的稿，几十篇、上百篇也不给发一篇，但另一些编辑，收到一篇就给我发一篇，收到几篇便给我发几篇？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编辑水平和稿件质量所致，但我现在却喜欢归因为缘。发表我习作的编辑水平及其所编报刊的质量，不见得比不给我发表的编辑及其所编报刊低。收到多少篇便给我发多少篇的编辑，有“责任编辑”署名的：《南方农村报》的麦倩明老师、上海《青年一代》的张又老师、天津《通俗小说报》的晓雪老师、《教师博览》的叶万军老师、《澄海报》的黄仰岳老师、《文化走廊》的黄廷杰老师等；没有“责任编辑”署名的：南京《东方明星》、《法制画报》、《华西都市报》、《珠江》、《创业者》等。《汕头日报》的陈焕展老师，《汕头特区报》的颜烈老师、建伟兄、刘小萱等，《潮声》的钟泳天老师，也给我发表过不少习作。谨致谢忱。愿他们一生平安！

自读初中开始发表习作算起，至今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稿件，有400多篇。

有了互联网之后，我便越来越少向纸质媒体投稿了，尽管在网上发表东西没有稿费，但我还是乐此不疲。事实上，我在2002年之后，至今所写的东西，大多是发表在网上仍属“敏感”的，能在网上存活就额手称庆了，要在纸上发表，谈何容易！感谢互联网，给我们发表意见予以多少便利！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它便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从2005年1月14日起，我以每天一则手机短信的方式，给一位在我心目中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子写情书，在网上连载。这些手机短信是分行排列的，有些是新诗，有些是旧体诗词，有些是歌词，也有些是大白话。打算写完365首，总题为《短信时代的365封情书》。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创意。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浪漫”。“爱情让我变得如此无耻”，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无耻”。这个女孩是来自我对完美女性的想像，还是在现实上确有其人，我就不说了。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在这封长信中，唯一的保留。

今后，我会努力培养自己的平常心。在平和中进取、追求。遇事保持从容和平静。在快乐、热烈的情景消逝之后，能洒脱地回归平淡。不寻求刺激。在平淡的生活中，不陷入忧郁症和强迫症。

顺其自然，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但也有个问题，比如，我不时出现的“不自然”，是不是我的“自然”？是顺之，还是克服之？

也许现在不少熟知我的人，会把我视为民主斗士。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充满佛教精神的人，你不要感到惊奇。

如果一个人深信因果报应，就没有什么不能宽容的了。

也许有一天，我会像怜悯病人、怜悯精神病患者一样，怜悯不可理喻的小人、恶人、坏人。我会把他们也视为病人：他们是在心理上、人格上、灵魂上出了毛病。其实，从唯物观来看，我也曾与朋友谈过，坏人的“坏”，是他们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他们自身，在哪里呢？我们的“我”，又在哪里呢？不管是从轮回中来，领受着前生前世的报应而来，还是从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而来，我都找不到“我”。记得少年时，我对家乡的朋友文奇说坏人的“坏”是先天和后天相互作用的产物时，父亲刚好在洗澡，他忍不住了，从浴室中探出头来痛骂我，说我为自己的“坏”开脱，把自己变“坏”的责任都推给了父母和社会。我不知道如何与父亲讨论这些问题。父亲在家里是个专制者。

万事万物，皆有阴阳，相生相克。执政者离不开反对者。

专制的执政党，往往会拿一些“领导人”来批臭，往他们身上大倒脏水，把某阶段积累起来的民怨都疏导到他们身上。昨天还被媒体赞颂得近乎完美的一个人或几个人，今天忽然间就坏得一塌糊涂了，往他或他们身上倒粪的，还是那些喉舌，明天可能又被当成伟大人物，光芒四射。现在再这样搞，是糊弄不下去的了。然而，不这样搞，民怨没有发泄渠道，只好不断积聚着。

改良的最佳时机，是执政者腐败无能，让人鄙视，而尚未有太多民怨民愤之时。如果积压了太多民愤，就难以改良了。

专制主政者选下面的执行者，在“忠”、“廉”、“能”三者中，只会选忠于他的人。因为只有忠于他的人，才有利于他主政地位的稳定。选接班人，他也会顾虑自己的身后名而选“忠”字辈。

地球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坏，比某一国某一地区的社会环境变坏，后果要严重得多。对后者，我们会在制度上找原因，冤有头债有主，想骂上几句也知道要骂谁。前者，是全人类的悬顶之剑，我们却往往因找不到“头”、找不到“主”而极少谈论。

在这个不堪重负的地球上，在移民外星球美梦成真之前，我赞成“节育”，甚至对超生罚款也表示理解，但坚决反对堕胎，把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强制孕妇堕胎的恶吏视为虎狼。我认为，堕胎与溺婴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节育”啊，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人类的替罪羊，将是人类自身，还是什么？

马克思想把彼岸移到此岸，想把天堂建在人间，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切都将毁灭？一切都将归于虚无？生命毫无意义？人类文明毫无意义？

人类是需要灵魂的，灵魂是需要彼岸的。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三个境界，最难达到的是“自净其意”！只有“自净其意”，才能得“大自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也很难做到，但就算做到了，也只是在六道轮回中，求得善报。善报之后，又进轮回，只有报应，没有记忆，意义何在？

从“无我”回到“有我”，从“大我”回到“小我”，再唠叨几句：

总记得小时候看到一本“称命”的小册子：把生辰八字，也即年月日时四柱加在一起，可称出命的“斤两”。我不记得我有“几两”，只记得有四句谒。前两句原文忘记了，大意却记得：大半生忙忙碌碌，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后两句则记得：“六亲不认无依靠，一生事业晚来隆。”前两句基本应验。联系上下文，第三句应理解为，六亲中没有一个真正在事业上帮得上我的人，我只能靠自己拼搏，并不是六亲不认我或我不认六亲。这样理解，便也应验了。最后一句是否应验，有待时日。在眼下，它成了我困顿时的一种安慰。

在成功之前，我必将先找到精神的皈依而获得心灵的宁静与生命的自在。也许，在真正找到精神皈依之后，世俗的所谓成功，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我将何以皈依呢？

佛家“五戒”，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吧，我是否能做到？

不杀生。我能素食吗？也许我可以吃“三净肉”。但吃肉总有点近乎间接杀生吧。是这样吗？也许，不杀生，主要是指不杀人吧。是这样吗？我还不懂。不偷盗。世俗意义上的偷盗离我甚远。我还会让自己不获取任何不可公之于众的收入，不掠人之美，不冒人之功，不剽窃别人作品。即使仅仅是在道德层面上，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不妄语。我会尽最大可能诚实。但愿开玩笑不是妄语，但愿善意的谎言不是妄语。不邪淫。如果“正淫”仅仅存在于正常夫妻间，那么，“不邪淫”对我而言，可能是最难做到的。并非我乱搞男女关系，而是佛家有身口意三业之说，不是“发乎情止乎礼”就好，起心动念就不好了。不饮酒。这是容易做到的。

圣经旧约中的“摩西十律”，可能也是信上帝的善众最基本的信条吧：1、除了耶和华外不得信别的神；2、不可为自己雕刻和崇拜任何偶像；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4、当守安息日为圣日；5、当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凭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婪他人的一切。其中第1条至第4条，讲的是人与神的关系。第5条至第10条，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第6条至第9条，与佛家“五戒”中的前面四条相近与相同，我能否做到，在上一段话中，已经说过了。第5条和第10条，也是在道德层面上，就应该做到而且不难做到的。

我是在潮汕乡村长大的人，潮汕乡村是“神明”最多的地方。住在城市的潮汕人，传统节日回乡去，往往就是去祭祖和拜神，顺便会一会家乡亲友。

我对佛有亲近感的原因，已经对你说过了。

拉拉杂杂，语无伦次。就此打住。不再喋喋不休。

这便是我的所谓《世界最长的信：我的甲申年及瞻前顾后》。据我所知，它不但是字数最多的一封信，也是写作时间最长的一封信。它已在一些网站连载，还被两个网站选取前半部份制作成“网书”。它也将像我的其他文字一样，“永存”于我的个人网站上。我的网站，域名与空间，一起付托泽明，是我的一个心愿。泽明是可以托付的人。“文武全明波涛起”的“南山月五剑客”，都是可以托付的人。对于写这封长信、“永存”这封长信有何意义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不必去管它的。世俗中人，谁能真正说得清人生的意义呢！

今天是乙酉年正月初七，是个好日子。

写罢此信，如释重负。心情极佳。

新春如意！

祝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愚师：李乙隆

2005年2月15日

附记：本书前面部分章节，删去一些所谓敏感的内容才发得出来。因之你在这里看到的，并非本书的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