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历史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使人知道过去的事，发掘过去的真实状况。而现在的一切都是构建在历史的基础上的，所以知道了历史，也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的。二、让人得到借鉴。

在小说中，我着重强调的应该是第二个作用，想要借着这些东西来表达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又屡屡受挫的苦闷，以及他们所做的努力。历史上的文人，或者是事业失败了，或者是干脆隐退了。但是，失败的，却只是这一时一地的事迹（或者说仅仅是物质上失败了），而他们为了追寻人生终极意义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的精神（具体表现有很多，参考中国文人的思想境界：向往自由，蔑视权贵，同情弱势，敢于奋斗，积极思索，融合山水，皈依自然），却是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的（在精神上成功了。而使人伟大崇高的却正是这样的精神）。

文人都是想要改变政治的，然而却又不得不依附于政治。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政治体制，这个是文人苦闷的根本原因。而当权者的权力欲望，则直接导致文人改良社会努力的失败。

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区别大约可以这么说：好人坏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好，获得利益。但是好人是通过让大部分变好的同时让自己的境遇变好，而坏人则是让大部分人的境遇变坏而使得自己的境遇变好。除了好与坏的标准还没有定论之外，这其中也还有一个手段的问题。所以好人坏人才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不过在文人眼里，玩弄权术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至少不会是纯粹的好人。

要想改变社会，除非获得权力。但文人或是不懂权术，或是不屑于权术，使得他们无法进入政权，或者政权的核心结构，使得他们空有一番理想而无法付诸实践。他们的结局便是隐退（历史上的例子用不着多举，金庸武侠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或者疯狂（比如明朝的唐寅，这个真实的唐伯虎远远没有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那么幸运，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怀才不遇，穷困潦倒，最后佯狂困顿而死；明代大才子徐渭徐文长才智过人、胸怀远大，却在胡宗宪倒台后精神失常，凄惨死去）。即使能够幸运的做到高官，也不能够长久。真正有机会做大事的，比如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的人实在不多，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能够算是纯粹的文人了，并且在我们的价值伦理里，他们的影响更是难如竹林七贤陶渊明苏轼等人长远。

当权者对文人是又笼络借助、又咬牙切齿痛恨的。于是受奴化的文人则待遇要高得多，其仕途要顺畅得多，获得的好处也要多得多。现在就不缺乏这样的文人，他们把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抛诸脑后，已经完全成为了鹰犬爪牙，粉饰太平的工具。然而小说的主人公却是侠客，不是文人。侠客和文人在中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文人骨子里就有一种任侠气质，注定了要以匡扶天下为己任。班超、虞允文、辛弃疾、陆游、文天祥、袁崇焕……都是文人，但是他们却在关键危机时站了出来，救亡民族，力挽狂澜，力保江山社稷。就连李清照都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

小说中的侠客具有文人气质，其实正是千古文人的改写。虽然通过小说让文人获得了极其高强的武功，然而这些武功和文人的千钧笔一样，虽然可以让人成名，让人实现一些短期目标，却远远不能让人一展抱负，反而让他们抱憾终身。但是我相信，他们精神的深远影响足以启发后代，让后来人找寻到人生的终极意义。

注：一、人物、事件、官职名、地名等不完全以历史为依据。地名大部分是实际州县，只有娄底，在元明之时还是属于宝庆、潭州等府，并没有“娄底府”这个地方，这么记叙的目的是为娄底做广告。正如写天心阁一样，本来计划中是没有那一部分的，后来发现天心阁的建造年份不详，但在明朝时至少就已经存在了，于是我就利用了这个来作了一篇《天心文昌记》，来更好的阐发要表达的思想。小说叫《天心传奇》，和天心阁重名是巧合，并不是因为这个天心阁的存在而把小说取成这个名字的，相反，天心阁是为小说服务的。同样，锦衣卫、长沙、武昌、布政司、都御史、八股文等都是取历史的意象，为小说服务的。但是，我没有曲解历史，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二、这是我的一个总结，这些年我所见、所历、所学、所思、所梦想的很大一部分都写进来了，里面的人和事很多是有原型的，是对现实的变形。或者说，这篇小说是我一个半真半假的梦。当然，主人公和我只有七八成的相似性，并且文章叙述的思想不是我个人思想的全部，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

三、小说接近于大纲，在具体情节上不够细腻，这一方面是囿于我的生活经验之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实在不想那么写——金庸的小说很细腻，而我却没有那个耐心去看，所以也可以说是刻意避免了那么写吧。另外写小说时，我心思很矛盾，有些地方也表现出了我的矛盾心态。人活着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所以不要去指责我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不鲜明，因为他们是现实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