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意味着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是古老的概念。统治者想要得到某个地方，往往只需“跑马圈地”就够了。老百姓只有被奴役被驱逐的命运，情愿不情愿迁移永别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统治者无须考虑。

    移民，是什么概念？

    移者，迁徙也；民者，老百姓矣。

    移民二字，汉语词典上的两条解释是：“迁移居民到外地或外国去落户”；和“迁移到外地或外国去落户的人”。

    遗憾的是，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对移民二字的理解十分简单。因为到外国去落户这种幸运压根儿不存在，即使有此荣幸，他们也未必乐意：“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农民对于故土情份，非农民者绝难体会。要移民，就意味着自已的生存权利被剥夺，“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这句话，农民还是懂的。

    曾几何时，共和国的缔造者将土地分给农民，那“分田分地真忙”的欢愉和感激之情，洋溢神州大地；同在蓝天下，同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广大农民响应政府号召而“背井离乡”，作出过无数巨大牺牲。而与此同时，政府也为移民安置和善后工作付出了沉重和惨痛的代价……

    ●我国水库移民的昨天和今天

   众所周知，我国非自愿移民以水利工程为最，建国以来，全国建成的大、中、小型水库（含水电站）8万余座，非自愿移民的人数已达1000万人，其中300多座大型水库移民约500万人。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对移民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重工程轻移民，导致许许多多工程建成后的移民安置问题至今仍未妥善解决。

    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黄河三门峡水库，淹没和影响陕西关中平原富饶地带近200万亩土地，撤销一个县，移民28万人（1965年数，现为43万人）。建库已30多年，还有一半移民连温饱问题都没能解决，而且连年发生移民返库抢占土地、上访、闹事等事件。

    湖北丹江口水库于1974年建成，国家投资10亿元，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方面都收到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兴建水库动迁河南、湖北两省在册移民38.2万人（现已发展成50万人）。长期以来，遗留的问题甚多。

    由于蓄水位一再提高，造成移民住房反复搬迁，农田建设前建后淹，给农民带来很大损失和困难。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的主要问题：一是安置的地方生产条件差，有的人多地少，有的虽然地多，但易涝易旱，以致移民的经济收入不仅大大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搬迁前的水平；二是居住条件差，很难定居。修建的房子不仅质量差，而且全是军队营房式样，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丹江口水库移民“后遗症”问题，对主管移民工作的首脑机关说来，教训异常深刻。它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没有把库区建设和主体工程统一规划实施；没有妥善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害关系；在国家资金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工程上马，往往把核减移民经费作为降低工程造价的一个手段。移民补偿也是采取单纯消极的补偿办法，没有与移民的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甚至于有些地方对这点有限的移民安置经费层层克扣挪用，使有些移民自始至今仍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于是被迫倒流库区滥垦乱伐，甚至上访闹事……

    在一次三峡库区移民会上，“老水电”李伯宁先生曾经就移民问题坦诚地讲过一段话。他说：“建国以来，国家修建了86000座水库，大约1000万移民，当时都是按一次性赔偿来安置的。也就是给你订个标准，每亩地赔多少钱，每间房赔多少钱，敲敲打打把人家送走就基本不管了。这种靠政治运动搞移民后遗症很大……”

    据水利部门统计，1000万水库移民，其安置效果大体上是三三制：问题解决得较好的，约三分之一；生产、生活过得去的，也约占三分之一；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同样占三分之一。

    作者并非有意夸大其辞，增加人们对移民的恐怖。然历史就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抹杀不掉的。如实道来，或许不无裨益哩。总结昨天，明白今天，难道不是为了明天么？

    过去的移民“后遗症”，概括起来说，是“三多”和“三少”：1.过去移民中，上访告状的多，安心在库区重建家园的少。    1987年，浙江集体上访反映移民问题的达26批759人次；著      名的“老大难”三门峡水库，1985年竟有8000多人返库抢    种土地。

    2.等、靠、要的思想多，自力更生者少：因为我是移民，穷    了向上伸手要钱、要物、要救济视为理所当然。

    3.破房漏屋多、贷款欠债多，新房少收入低。

    ●国外水库移民说略

    讲我国水库移民难，后遗症多，是不是可以说国外的水库移民就不难、就没有后遗症呢？

    绝非如此。

    据有关专家介绍：有一个国家的水利工程，为移民修建了挺气派的住房、街道和学校，结果移民搬进去后问：“土地呢？哪儿是我们的土地呀？”

    当地的移民官员张口结舌，结局便可想而知了……

    作者看到过一份资料，虽很简浩，却印象极深：斯里兰卡的一个工程，搬迁6万人口，住的地方却缺水，每天靠汽车从很远的地方拉回来，导致抢水事件层出不穷。试想，一个连水源都缺乏的地方，移民能干什么呢？

    几十年前修的老阿斯旺水库，埃及政府在尚未分析环境容量和做好生产规划，只盖房子就迁移人口，结果迫使不少移民村的男人纷纷外逃“讨生活”……需要指出的是：阿斯旺水库容量为1570亿立方米，发电量2100兆瓦，整个工程费用约10亿美元，在造坝过程中移民总共不过10万人。

    美国1936年兴建的胡佛坝，发电量1354兆瓦，最大库容为360亿立方米。它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地处沙漠之中，上下游人烟极为稀少。尽管移民量小，也不是没有问题。那儿的人没读过马列，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要我搬迁可以呀，但必须满足我的条件……这如同买卖交易式的移民，漫说中国人学不保来，即使学了，也未必符合国情。

    印度境内最高的巴克拉坝，坝高226米，1963年建成。其发电量为1050兆瓦，有效库容74.4亿立方米。该水库的形成，波及371个村庄，36000人，其全淹的村庄62个。它的特点与美国胡佛坝类似：其上下游人烟稀少。坦率地讲，巴克拉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水利枢纽，发电量1000多兆瓦仅移民30000多人，实在是令人羡慕。

    我们过去的“老大哥”，靠共产主义思想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也曾修建了不少世界级水平的大坝。但不知是他们的毛病传染了我们，还是我们的毛病传染了他们，其水库移民工作搞得要较资本主义国家逊色得多：移民量大些的工程有人骂娘，移民量相对较小的工程，水库移民照样骂娘，甚至闹事。

    中国有句成语叫“相形见绌”。　我们过去的“好人”和“坏人”，在移民问题上见解大相迳庭：人家搞水库移民，按经济规律办事，注重移民规划的研究；而我们呢，过去往往只注重思想路线和革命方向，要求人民群众“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

    ●故土情：隔河岩水库的一幕活剧

    位于湖北长阳县境的清江隔河岩水利工程，4台机组早已投产发电。水库蓄水前，要动员相当数量的农民撤离家园。绝大多数土家族同胞以国家利益为重，尽管对永别的房屋土地“一步三回头”似地难以割舍，但在各级政府官员的检查督促下还是洒泪搬走了。然而，就在蓄水的前几天，却发生了一桩令人哭笑不得的悲惨事件——库区一个小村庄，居住着一位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石匠。政府两年前就派人动员他搬家，告诉他这儿是水库淹没区。老人不听则已，得知真相后反把来人痛骂了一顿，并发誓不搬家，还郑重声明：“今后哪个龟儿子要我搬，我老汉就死在他面前！”

    此后，老人就凭藉自己的石匠手艺，开始在山上采石凿碑，准备在自家后院里营建一座颇具特色的石墓。家里的儿孙看着老头子气喘嘘嘘地摆弄石头，敢怒而不敢言。儿媳有点文化，是村干部，几次在老人面前下跪请求他停止造墓，老人坚决不答应，并气愤地说：“要走你们走，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我造的墓是我自己的，又不要你们出力，谁也管不着！”

    面对如此倔犟的长者，家人、村干部乃至县乡移民干部，都无可奈何。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老人终于把石墓造好了。仿佛红尘缘份已尽，也许是劳累过度，这位年逾七旬身体一向强健的石匠终于倒下了，而且是一病不起。眼看期限一天天迫近，家里人谁也不敢张罗着搬家，急得儿媳好率领全家人和几位亲友，全都跪着哭着请老人家答应随村民和家人一道撤出“生命禁区”……

    老人勉强支撑着坐起来，嘴唇歪邪着咕噜道：“根哪，这里是祖辈先人留下的血脉……根基呀，懂吗？山里人离了家，丢了田地，不就是背叛吗？走了，你们都走了，我管不了，可我……要对得起祖宗。淹了，要死人，这我晓得，可我已经七十大几了，还怕死么？你们……”

    老人说着说着停住了，却不停地流泪。

    满屋的人被老人说动了心思，也都抱头痛哭起来……

    几天以后，老人乘家人外出，独自从病榻上滚下地，慢慢地爬向自己的石墓……或许是气力不支，或许是睹物动情，老人倒着身子入墓后，头部和上半截身子却留在墓洞口，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当然，水库蓄水时，老石匠的尸体还是被家人抬到山上掩埋了。记录这段故事，恋土的移民心态读者诸君当可略见一斑。

    ●往事：一棵桔树被抬在县委招待所门前

    为采访库区移民，我曾多次去过三峡工程首当其冲将被江水整个吞噬的湖北省秭归县城。在询问中，移民局的同志感慨不已地对我讲述了一桩往事——1979年8月，全国八省脐橙基地现场会在这儿召开。一群农民抬着两棵被砍倒的大柑桔树，一路轰闹着穿过县城古老的街道，游行示威。这一下全城可就热闹罗，看热闹的，助威起哄的，尾随着抬树的农民一齐拥进了县委招待所大院……

    农民们知道这里正在召开一个相当级别的会，他们抬着柑桔树，是来"讨公道的"：原来，前来示威的几十位农民祖藉北门沟村，清一色的贫困户。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北门沟村民的贫困呢？

    征地。早在葛洲坝水库蓄水之前，因县城发展之需，各单位建房均把眼睛盯在了这个村的土地上，政府各单位按国家征地标准，都向这个村支付了土地征用费。按理说， 这一手交钱一手交地的“买卖”还算公平。农民拿到钱，莫不欢天喜地，好生热闹了一番，大部份肥田沃土被红线圈走了，成片的柑桔林被人家毁于一旦……农民们好懊悔哟！

    毁了用血汗培育的柑桔园，不等于断了今后的生计么？卖了田地，光吃那点田地钱，能管多久？政府用了地，难道就可以不管哪？你用了我的土地，我去干什么呢？难道去逃荒要饭不成？

    农民们急了，聚在一起一合计便想出了“抬树示威”的绝招，逼着会上的头头表态。

    参加会议的来宾们都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80年代的今天，农民们还会对政府来这一招。大院里热闹归热闹，可不是对口会议，与会者也都变成围观者，谁也不能为示威者解决什么问题。

    倒是这个颇具悲壮色彩的故事不径而走，成为人们街头巷尾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惊动了主管移民工作的决策机关，触发了决策者的深沉思考……

    ●剪不断，理还乱

    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目前已经不少了。

    但关于三峡库区移民的文章，却不多见。迄今为止，全国各地报刊，零星发表过几篇有关移民的文字，长则长矣，然不着边际，或许可以说是“吹毛求疵”。几位作者为招睐读者，把题目做得很大——《三峡百万大移民》，其实他本人除了用“一把剪子”和“一瓶浆湖”剪辑拼凑一些官话官腔之外，毫无实际内容，更谈不上有个人的观点了。

    倒是主管移民工作的李伯宁先生自己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库区移民安置》，另一本是《论三峡工程与开发型移民》。作为原三峡省筹备组组长，他到三峡有其特殊使命，这个使命既艰巨又神圣：这就是移民与地区经济发展；作为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他更深知其工作的困难和担子之沉重。这位从新中国诞生就参与水利部筹组工作的“老水电”，曾参加过1954年的“武汉保卫战”，亲身领略过长江的厉害。尽管如今年事已高，但对于三峡工程，尤其是对库区移民的　安置问题，始终忧心忡忡，关心备至。自1985年领命跨进三峡库区以来，他的足迹踏遍整个三峡地区的山山水水，他的心也与三峡人民一起博动……凭他的资历和身体状况，完全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可他的手脚空不下来，他的心放不下来；尽管全国人大已经正式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尽管他提出“开发型移民”新思维后经过几年移民试点，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都说，李伯宁先生人老心不老！

    三峡工程毕竟是牵涉一百多万移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啊，难怪李伯宁先生放心不下。即使是与移民和三峡工程毫不相干的“老外”，听到如此庞大的移民数字，也会大吃一惊。

    前面已经说过，移民的问题很复杂：既涉及经济，也关乎政治，弄不好，非但移民生计不保，更重要的将会使这一地区隐埋不安定的种子，久而久之，势必引起动乱，严重破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各界许多知名人士，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主张放弃推迟三峡工程建设；也正是由于建国以来许多水库兴建过程中遭遇移民“后遗症”问题的缘故，亦有不少人摇唇鼓舌，大肆宣讲“前车之鉴”，极力阻饶三峡工程上马。

    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已40年了。争论双方都被这旷日持久的争吵，搞得焦头烂额。果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么？”

    非也。

    有一个事实，连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即走“开发性移民”之路，确实能够给移民带来经济效益，给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生机！

    还有一个明摆着的现也无须遮掩的事实：即过去的水库移民“一次性赔偿”的办法行不通。国家无创收，移民无出路，这样的傻事不能再干了。

    什么叫经验教训？知错了，已经在改错，难道还得非翻“旧帐”不行吗？

    三门峡和丹江口水库移民的过去是痛苦的，可如今呢？那里的人民仍在受苦受难吗？每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中国人，看到那里的人民在“拨乱反正”后生活日益走向富裕，还会耿耿于怀骂娘么？

    还是用数字来说话吧：1978年，丹江口库区人均收入只有65元；到1984年，还有80%的移民未解决温饱问题。但到了1989年，人均收达429元，低于200元的减少到5%左右，其中弱智者居多。

    据1988年对新安江水库库区安置的16个县市的调查，40%以上的移民新建或翻盖了住房，其中10%盖了小楼房。

    据1989年统计，水利部直属工程已安排的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移民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80%以上的移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全国已有淳安县、歙县、郧县、郧西县、丹江口市、南漳县和秭归县等七个县市的移民人均收入率先超过非库区，有一小部份移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数据虽不令人乐观，但毕竟是有所改变啊！

    “有所改变”靠什么？

    ——当然是政策。试想，三峡工程国家已确定了“开发性移民”的好政策，前景如何呀？

    答案似乎有了，又好象没有。

    因为：谋事在人！

    再好的政策，倘若遇上“歪嘴和尚”呢？三峡工程移民——百万移民啊，岂可视作儿戏？

    ●北京的最高决策

    80年代之始，正是中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且面向世界敞开国门之时。这时，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初战告捷，大江截流成功，一期工程基本建成，七台机组全面投产。正是基于上述有利条件，“长办”主张乘葛洲坝工程奏凯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拿下三峡工程。

    水电部长钱正英很欣赏林一山的矢志不移的举措，要求他尽快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150方案”；同时，积极在北京为三峡上马奔走呼吁。

    林一山带领庞大的设计队伍，夜以继日辛勤劳作，于1983年5月将“150方案”提交国家计委。6月份，国家计划将该方案上报国务院。后经11个月的时间由水电部、“长办”再作论证、补充和修改，国务院于1984年4月5日原则批准了“150方案”。

    为了搞好移民和规划、统筹三峡库区经济开发，中共中央亦作出决定：拟建三峡特区。原则规定，三峡特区的区域范围限于与库区相关的县市；三峡特区行使省级职权，直属中央管辖。

    与此相适应，国务院亦确定组建三峡工程建设的总甲方——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指定原水电部副部长陈赓仪任主任。该筹建处于1984年12月在湖北宜昌市挂牌办公。国务院明确规定：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为国务院的直属局，由水电部代管。

    该筹建处的职能是：组织三峡工程的各项科研活动，协调设计部门和施工单位做好三峡工程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1985年的湖北宜昌，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地区。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传媒机构争相报道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和三峡建省的消息。许多国外对三峡工程感兴趣的机构和部门，纷纷组团访华。香港及各国驻京记者，也蠢蠢欲动，向海外传递着有关三峡工程的信息……

    铁道部宣布：开通北京至宜昌的直达列车；三峡省地图，已经挂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前，时而凝视，紧皱眉头；时而抚摸，暗自欣赏……

    ●李伯宁领命三峡行

    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三峡特区，后改定为三峡省。从许多个候选人当中确定了牵头负责人：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

    李伯宁，1918年出生于河北任邱。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1949年参加水利部的筹组工作，40多年来历任副司长、司长、副部长等职。从50年代起就是水利基建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伯宁领命赴三峡。自称“感到又高兴，又惶恐。高兴的是，我做了那么漫长的三峡梦，终于盼到这一天，波光粼粼的高峡平湖已经在望了；惶恐的是，压在我肓上的担子太重，安置几十万移民的艰巨任务，我力不胜任。但中央既已决定，我只能服从且尽力而为！”

    来到宜昌后，李伯宁蹰躇满志，决心为三峡省，为库民贫困县市的人民的未来拼命一搏。筹备一个行政省份的工作千头万绪，三峡省的未来就要描绘在“一穷二白”的纸上，具有诗人气质的李伯伯对他履行的使命充满信心！

    1985年的上半年，李伯宁往返穿梭于北京—宜昌—万县—涪陵—重庆之间，与中央及湖北、四川省的领导同志商讨库区经济发展规划及开发型移民的选点示范工作。下半年，则着重从全国各地招聘干部，逐步建立健全省政府机构及各职能部门。现《中国水利报》社长杨秀伟先生曾作为省委宣传组负责人驻扎宜昌，为“招兵买马”而异常活跃；原《中国电力报》社总编辑李讲亦曾以《三峡日报》负责人身份，在宜昌频繁活动；著名诗人雷抒雁，则负责筹备文化厅的工作……

    省政府行政首脑，除李伯宁外，湖北、四川两省均委派两人担任副手。短短几个月时间，各局、办筹备组的负责人均欣然受命赶赴未来的省府宜昌，祈盼在三峡省的创业路上大展拳脚，青史留名。

    为使同事们深入了解三峡工程和理解中央对移民工作的指示，探索如何“变一次性赔偿为开发型移民”的道路，李伯宁在三峡省筹备组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修建三峡工程的重大意义”的长篇讲话。

    他强调说：“为什么要在长江修建三峡大坝？因为它有巨大的综合效益，例如：防洪、发电、航运等。但我看第一位的效益是可以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

    他认为：“我们三峡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对此有个清楚的了解，不能人在山中不知山。”

    他指出：“30多年来，由于工作迟迟不定，川东、鄂西地一直不敢上大的骨干项目，所以这里的穷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扭转和改善。如果工程再拖下去，谁也不敢往这里摆项目，库区还得穷熬下去。库区移民虽有困难，但只要工程上马，通过工程建设和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群众就会越来越富。”

    ●移民，踏破铁鞋探新路

    如何改变“一次性赔偿”的移民政策？说改，只一句话，一个指令，“一次性赔偿”就不存在了？

    何谓“开发性移民”？

    开发，意味着改革、创新。可怎么开发，又如何“定型”呢？移民搬迁，是就此后靠往山上走，还是迁往别的什么地方去呢？“就地后靠”靠到荒山野岭上了，农民要重新开荒种地，这原有生活水准能维护住或有所改善么？倘苦“就此后靠”农民思想上拐不过弯来怎么办？搬迁后生活水准非但无改善而反有降低，又该如何是好？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呀……李伯宁苦苦寻思着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在荆棘丛生的草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李伯宁决心以创业者的拓荒精神，在充满神奇的三峡库区，寻找、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库区经济发展，又利于移民生活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充满荆棘且坎坷不平！

    “八千里路云和月”？

    ——何止！在秭归、巴东、巫山、奉节……李伯宁风尘仆仆，每到一处内心便多一份沉重。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向这位身负重任的陌生人展显一个穷字；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少有生机和活力。沿江所有的城市破旧，街道窄小，环境污染严重；中小型企业倒是不少，但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企业呀：设备陈旧，工艺简陋，产口质量低劣，多半企业年年亏损……乡村农舍，茅棚、小瓦房有之，土墙、寒窑有之；长年累月以红薯、包谷渡日者有之，长年不知肉为何味者有之，更有甚者，长年无油吃，有时还断了食盐；真个是“江南绿……能不忆江南”？却见“人比黄花瘦”……

    经过详细调查了解，李伯宁吃惊地发现，三峡地区由于地质条件和生态环境原因，形成水土化学环境性地方病高发区。已发现和确珍的有慢性氟中毒（当地称“地氟病”）、甲状腺肿、血丝虫、钩虫、血吸虫、肺吸虫、克山、克汀、疟疾等九种地方病。慢性氟中毒病区蔓延至23个县，患者84.4万人。石柱县在15个乡的中小学校开展普查，受查学生7039人中，患氟斑牙的有4584人。

    目前，彭水县氟中毒者中已有1100多人瘫痪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过着“床上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的悲惨生活；甲状腺肿病区波及14个县，患者51.98万人；其中宜昌地区8个县53个区（镇）调查，患者多达45万人。

    血丝虫病区达12个县，患者5.14万人，其中晚期患者达3.84万人；

    克山病，以石柱、垫江、丰都、涪陵四县市为甚，在已发现患者2824人中，已死亡2623人；人畜饮水困难，是峡地区人民的又一沉重负担。李伯宁痛苦地了解到：眼下三峡地区还有269万人和23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没有解决。以致于“一水五用”：即先洗菜后洗脸再洗衣、洗脚，最后供畜生饮用……

    “这——就是我要为之奋斗的三峡省啊！”李伯宁足迹踏遍整个三峡地区后返回宜昌，心潮起伏，夜不能寐……上三峡，移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李伯宁把收集的资料反复比较，鉴别，打算在条件比较适宜的三个地区的乡材和城镇，各找几块地方搞移民试点，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于是，他拨通了省政府筹备组秘书组的电话，打算集思广益，把创造“样板试点村组”的移民设想移植到每个干部的心中……

    ●葛洲坝，柳暗花明见“新村”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李伯宁惊喜地发现了“新大陆”—位于宜昌县晓溪塔镇附近的蔡家冲，有一个移民与当地人混合组成的“渔业新村”。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见“新村”！

    渔业新村是1979年冬，由葛洲坝水库淹没区的平善坝的移民搬迁后组成的。1985年，全村有326户，780人，446个劳动力，其中移民占37.5%.这个村，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原系荒山坡地，淤泥烂沟，耕地极少，主要依靠在长江捕鱼。新村建之前，两地群众生活均在中等偏下水平；短短五年时间居民收入超过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在当地居领先地位。

    奥秘在哪儿呢？

    李伯宁了解发现：这个渔业新村眼下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本身是集农、工、商于一体的联合经营实体。有渔业养殖、柑桔果园、民用建筑、工业印刷、长江捕捞、水陆运输、综合服务等七个生产组（队）。其拥有固定资产115.5万元，比搬迁前的1979年上升24倍；人均收入612元，比搬迁前提高了5倍。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村没有失学儿童，没有待业青年，是远近闻名的“沼气村”和“卫生村”，其住房条件之好，是全国农村少有的。

    葛洲坝水库移民的成功经验，被李伯宁总结为如下几条：1. 因地制宜，杨长避短，选好起点项目；2. 在前进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3.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4　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办法解决环境容量；5. 依靠群众，就能够做到“花钱少，安置好”。

    李伯宁认为：葛洲坝水库移民的成功例证充分说明，只要适应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心理，使劳动对象由田地向水面和空间发展，经营范围由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各行各业并举，农工商结合，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活水平，是行之有效的办法。移民不仅为水利和水电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安置区有可能走在四化的前列，为国家再作贡献。

    因为，渔业新村的诞生和发展证明：这不是幻想，也并非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