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三峡热”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江水利资源查勘工作结束”特号标题的新闻，把三峡工程上马的气氛引向热点。

    该新闻副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程序；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

    该消息表明：“工作人员正在逐步深入研究‘围堰发电’和‘临时船闸’等措施，这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不久就要完成”。

    “长江流域的货运量，航运效益和土地资源情况，都已经整理研究完毕”。

    于是乎，三峡工程真要立即上马了！

    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新闻发布官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而幕后指挥，便是毛泽东。

    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54年长江的特大洪灾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是“人定胜天”的发明创造者，“在三峡设卡子，毕其功于一役”的三峡工程，早在一年前的“长江”舰上就在他心里酝酿。

    仿佛命中注定，林一山与水有缘。

    这位出生在文登县的山东人，40年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个不安份的学生，热衷于革命运动，不久便成了中共党员。起初是做白区地下工作，后反返回胶东组织抗日斗争，指挥了震惊全国的“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到全国解放前夕，他已是辽南省委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按此势态，林一山在仕途上发展前程似锦。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一场党内斗争，使高岗把林一山视作了“眼中钉”、“肉中刺”，在东北局正式文件中公开指责林一山执行错误路线……于是，林一山谢绝主管东北局宣传工作的王稼祥一再挽留，决心进关，随谭政的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

    本来，他的目是地是广西，去给张云逸当副手。仿佛是鬼使神差，当谭政把林一山介绍给主政中南局的陶铸时，陶挽留他受命接管国民党水利滩子，出任中南局水利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他居然答应了。从此，便一头扎进长江，呕心沥血数十年为三峡工程奔走呼唤，到耄耋之年双目失明时仍对长江一往情深。

    在北京寓所，林一山的客厅里悬挂着四张巨幅照片：依次是荆江分洪闸，丹江口水利枢纽，陆水水利枢纽（即三峡试验坝）和葛洲坝，这四幅巨照凝聚他毕生心血。老人家充满深情地回忆说：“真正使我下决心把后半辈子交给长江，是1953年那次永生难忘的航行。那一次，我陪毛主席视察长江，向他汇报工作，面对面畅谈几十个小时。毛主席把他开发长江的理想交由我来负责实现，我感到这是对我委以重任。”

    1954年汛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京汉铁路的列车上专门听取林一山等人关于三峡工程技术问题的汇报，决定约请苏联专家来华支援。

    1955年，周恩来在听取林一山等中苏专家关于先开发三峡干流还是先开发支流的不同意见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956年夏，63岁的毛泽东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气魄第三次横渡长江，以浪漫诗情向林一山传达了“截断巫山云雨”的命令！

    林一山心领神会。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峡进军行动，战幕徐徐展开……

    ●另一种声音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诸葛亮用计“三气周瑜”的故事家喻户晓。可怜的周都督临死前对天感叹曰：“既生瑜，何生亮”？

    写第二章前，我原拟定的标题是“林李之争”。不知怎地，写的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三气周瑜”的情节，便把周瑜的叹息篡改了一个字，弄成标题，变成：既生瑜，又生亮。

    本来，中国有一个积极主张上三峡工程的林一山就够了，偏偏又有一个与之较板且认真到儒腐程度且顽固不化的李锐。此公一生大起大落，命运多蹇。他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在延安时期办报作宣传工作，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后调往北京任职。

    纵观李锐一生，有人戏称此人天生长有“魏延反骨”。作为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在长达数十年的三峡论战中，始终与林一山针锋相对，打得难分难解……

    1956年《中国水利》杂志第五、六期，刊发了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作者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他在文中极力推荐“235方案”（即高坝方案），正式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主张。

    这篇文章，被一位有心人发现并认真拜读后断然认定：“这种观点完全不切实际”。此公乃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往后成了鼎鼎大名的三峡反对派代表人物。

    针对林文的观点，李锐也撰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关于长江规划的几个问题》，并组织了一批水电专家就长江的水文、防洪、发电、航运、地质及有关工程技术和施工等方面的问题，分别写了专文，于1956年第9期《水力发电》杂志刊出《长江规划专号》。

    李锐的文章主要谈三个问题：河流规划的综合利用原则；长江的防洪规划；动能经济问题（水电同国民经济关系）。文中指出：综合利用是河流规划的唯一方针和总原则，必须从经济合理和技术可能，反复论证各种方案，从而选定长江干流开发的第一期工程。李锐认为：应先开发长江各大小支流的水力资源，以满足国家近期迫切的电力供应，同时也有防洪及综合效益，将来时机成熟再考虑三峡。

    或许由于《水力发电》杂志发行面窄，李锐与林一山的首次公开论战鲜为人知。或许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但“山雨欲来风满楼”，早在1955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当《人民日报》1956年9月头版头条刊载了“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时，李锐禁不住提笔写了一篇《略谈三峡工程》的四千字文章寄《人民日报》。报社寄来了小样，但终于未能刊出。副总编王揖后来打电话告诉李锐，说文章拟刊二版，送审后周恩来总理表态：有关三峡问题的争论不宜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至此，李锐与林一山的首场笔墨官司不了了之。数十年后李锐自编《论三峡工程》文集时，曾因未能找到《略谈三峡工程》这篇文章而遗憾。可在90年代初，他忽然在一堆旧档案中发现了它。它是一张校样，纸已发黄，有些变脆了，校样的末尾，标有“二版，送审稿”五个字。

    望文兴叹，老年李锐专门写了一篇“感慨万千读三峡旧文”的文章，发表在1992年12月24日的《海南开发报》。

    ●1958年：李锐与林一山“对簿公堂”

    1958年1月17日，李锐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还说专机在武汉停留，接林一山一起去。

    李锐明白：毛主席要考问三峡问题，此行与林一山必有一场交锋。李锐回忆说：飞机在武昌机场着陆时，林一山已经在等着，他的秘书魏廷铮（后任长委主任）提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皮箱。我们只打了个招呼，在飞机上也没有交谈。近中午到达南宁，住在一栋新盖起来的宾馆。田家英（毛泽东秘书）马上来找我，对我表示严重的担心，说他和胡乔木都为我捏一把汗并急切地向我介绍中央会议形势：主席大批“反冒进”，总理当面挨了批评，柯庆施攻击陈云。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睡不着觉。

    在饭厅吃晚饭时，与会者笑道：“两个冤家碰了头”。

    晚饭后，“两个冤家”参加了接近尾声的南宁会议。李锐与林一山坐在毛泽东正对面，对面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簿一波、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周小舟、刘建勋等；中央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等；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大家都坐定后，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讲多少时间？

    林答：要两个小时。

    毛泽东又问李锐，李锐答：只要半个小时。

    于是，林一山长篇大论，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二千多年间，长江洪水如何为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以来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见长江洪灾愈演愈烈。1931年水灾，死14.5万人；1935年大水，死14.2万人；1949年大水，死5700人；1954年特大洪水，虽采取紧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仍死了4900人……林一山强调：长江洪水最高峰在来自宜昌三峡以上，至少占汛期干流水量50%以上。因此，三峡枢纽对长江防洪有决定性意义。林一山认定：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倘若荆江大堤决口，将直接威胁江汉平源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于水库的正常高水位林一山推荐“210～200方案”；　　关于装机容量，林一山认为至少可在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1000亿千瓦时以上；关于工程技术，林一山称：已选好几个比较坝段，有三个方案；施工难度和强度同国外类似工程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关于投资，林一山估算约为72亿元；关于水库移民，林一山没有谈及此事。

    李锐发言时首先强调长江不同于黄河，自古以来是条好河，轮船从上海可通到宜宾，是世界大河中数得出的黄金水道，最好的通航河流；泥沙远不如黄河严重，水量为黄河的20倍，洪水量为50倍；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黄河为200多倍，长江只25倍。

    李锐认为：三峡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即只能管住西水（川水），而对南水（湖南四水及赣江等）和北水（汉江）则无能为力。

    李锐强调堤防作用，他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无论有无三峡工程，必须搞好堤防。1870年所谓长江干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主要是川江洪水，四川灾情极重；洪水过三峡后，向南冲开松滋口（南岸四口最上位），并未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什么荆江决口要死上百万人，是一种危言耸听不实之辞。

    李锐感慨发问：难道我们的能耐还不如蒋介石时期？

    李锐特别强调移民问题：如按坝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峡水库，估计移民就至少在105万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

    李锐着重谈及：假如修建三峡，其主要作用是建一个几百万千瓦的大水电站。三峡水库防洪能保住荆江大堤，对武汉并不起作用。

    李锐最后说：三峡工程技术问题很复杂，如弄清地质情况要多年时间，多级船闸、电站装机容量（至少60万千瓦一台）以及施工等问题，都是超世界水平的。国防也是问题，同世界形势有关系。

    待两人都讲完之后，毛泽东说：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俩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第三天，林一山交出约2万字文章，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分四节：长江概况；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

    李锐交卷的文章8000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赶英国部份为四个问题：电力工业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关键；水电能不能赶得上去；水电如何赶上去；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投资与技术力量）。文中谈到电力长远发展方针应当“水主火辅”。关于三峡，李锐提了六点看法：　第一，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第二，投资问题；第三，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第四，三峡与国防的关系；第五，三峡的技术问题；第六，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第三天晚上，仍在原处开会。与会者已将两篇文章看过了。毛泽东先讲，说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特别赞赏李锐文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关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他不好，还没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毛泽东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说着，毛泽东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毛泽东很风趣地对林一山说：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　　南宁会议以三峡问题议题结束，李锐与林一山的再次较量，胜负已成定局。会后，毛泽东将三峡问题交给周恩来负责处理，并嘱咐，一年抓几次。

    ●随周恩来查勘三峡：“话不投机惊满座”

    1958年2月下旬，李锐接到通知，随周恩来总理赴三峡坝区考察，队伍很庞大：李富春、李先念、李葆华、刘澜波、张含英、钱正英、张劲夫、刘西尧、胡耀邦、林一山、李镇南、阎红彦、王任重等和苏联水电专家共百十号人。

    2月26日在武汉集会后，晚上乘新造“江峡”轮向三峡进发。陪李锐前往的有水电总局两位老工程师：陆钦侃和程学敏。陆曾在美国垦务局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规划。此二位后来都是政协委员，一直参加三峡论证，没有在最后的论证报告上签字。船过沙市，周恩来一行上岸视察荆江大堤。

    船过南津关，大家上岸游览三游洞。

    到美人沱和三斗坪坝区时，周恩来详细听取地质人员的汇报，看了钻出的岩芯。

    这样一路下船查勘、上船开会，自2月27日至3月6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李锐回忆道：3月3日开会，周恩来指定要我先讲。在这个会议上，可说我是相当孤立的。其长诗《六铺炕吟》，关于这次查勘三峡船上会议，有以下八句：当年大跃进潮头，诸公衮衮峡中游；美人沱觉花岗好，南津关为乳洞愁；评头品足观坝址，阔论高谈坐舸楼；话不投机惊满座，区区总算逆潮流。

    李锐近年承认：“这次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是三峡工程以如此规模的第一次论证，也是我最后一次在会议上参加此事的论证。”事实确是如此，尽管他矢志不改初衷，却几十年未能正式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各种会议。

    下面，我摘录几段有关人士当年针对李锐发言的发言，以确认李锐的“话不投机”：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事实上，1954年荆江地区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今后荆江大堤万一溃口，即使在理想情况下，也要淹死10万人，其它不可想象的后果和事例更多。

    钱正英（水电部副部长）：对林一山与李锐两同志争论的看法，过去阶段主要是三峡修建时间，三峡坝的高程和流域规划中的经济研究等三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止在这几个方面，我觉得争论的是要不要长江流域规划？是否在长江流域规划中应将三峡作为突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方案，作出比较方案？我觉得争论的实质就是这样。那时正在反冒进，有些低潮。李锐同志提出争论的意见，我认为是属于一棍子打死，因为我过去是支持林一山同志的。今天李锐同志刚才的批评，仍有些过份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当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份地夸大，堤防是否能进一步提高水位，各省都认为有困难；武汉市提高了洪水位，泛区受不了，三峡未建成以前，有一定程度的确保，超过一定程度则不能确保了，彻底解决长江洪水仍待三峡……

    有趣的是，李锐虽然一路上孤立无援，可自重庆抵达成都后，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30几个文件和决定，都是“大跃进”，唯独三峡这个文件是个例外：恰恰是反“大跃进”式地倒退。这个“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俗称“河流规划七原则”），给已经升温的“三峡热”泼了一盆冷水。

    ●李锐说：我同三峡的纠葛没有完

    众所周知，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李锐作为毛泽东秘书列席会议。但他被列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却鲜为人知。先是被下放到北大荒，后来下放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文革开始后，他在1967年11月10日被捕，立即押往合肥，又用专机送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至1975年5月离开秦城，他被单独囚禁8年之久，囚号67126.出狱后，仍回磨子潭水电站，直到1978年彭德怀平反昭雪，李锐才于1970年元月回到北京，重新担任水电部副部长。这长达20年，李锐苦不堪言。

    80年代中期，“长办”（现长委会）提出三峡“150方案”，国务院原准批准时，李锐的专著《论三峡工程》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科技界，尤其是水电系统引起轩然大波。

    为推迟兴建或不建三峡工程，李锐曾于1984年9月22日以《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为题，向中央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替代方案”（即用20个支流水电站替代三峡方案）。

    李锐表示：“我个人的看法仍跟20多年前基本一样，不能单纯依靠三峡来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它力不胜任，且不经济，更不能等待”。

    1988年12月中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采访李锐。李告诉她：三峡主上派压制反对意见。李向她透露：通过三峡的可行性报告的第10次论证会，将于次年3月举行，看来是大势所趋，事成定局。

    交谈中，李锐指着案头上厚达一尺的材料，建议戴晴写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长篇纪实，并出了个颇有诗意的题目——《三峡呵，三峡》。

    于是，戴晴马不停蹄穿梭采访，主编了一本《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的书，并于1989年2月28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馆门前，主持了一个意义非常的“新闻发布会”。戴晴宣布：这本小册子今天在这里义卖。

    《长江，长江》序言写道：中国知识界在三峡问题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重大的历史性行动，它好比是向传统政治体制及其权威扔下一只白手套，意味着：叫号——也就是挑战。

    时过境迁。李锐早已退休。但他在三峡问题上仍是“持不同政见者”。95年二月他仍旧对三峡上马表示异议。他说：“现在三峡工程已正式宣布开工，今年投资70亿。这个70亿的大屁股一挤，红水河上的龙头水电站龙滩，以及其它能及早见效的水电新项目，都只能靠边站了。其它在建工程也将拖后工期。他说：1980年我去过龙滩。经过10多年反复论证，这是一个早应上马的工程。”

    95年春节，李锐照例参加水电工程学会的团聚，大家对我国水电形势深感悲观。李发言时口占一绝：无穷遗恨篇，水电未优先。

    大禹叹何在？烟灰满地天！

    李锐感慨地说：“大禹治水，反鲧之堵截，而以疏导防洪。几十年来，我们一些志大气豪之士，总是想用大水库装大洪水也！煤田油田如此发展下去，神州大地环境生态，将何以堪！大好的水力资源如此闲置下去，吾等真是愧对子孙后代啊！”

    人生是短暂的。李锐已近80高龄，且必将作古。可他的言论，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人品，他固执的不断留给世人的声音，许多中国人都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