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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你狗日的打不死！”叔父的声音并不高，但恶狠狠阴森森的。他手里的锄把（柄）一起一落，结结实实打到婶子的身上，发出“噗、噗、噗”一声声闷响。
“你狗日的把我打死！打不死都不是你妈养的！”婶子的声音尖锐高亢，难听得可以算作“四难听”之外的第五“难听”——村人所谓的“四难听”为“铲锅开锯驴叫唤，炉渣堆里蹭铁锨”。
春一走进自己家大门，就看见叔父百和与婶子俊香在院里血战。真是血战，叔父身上发黄的白土布衫左袖已经让鲜血染红了，地上扔着一把带血的剪刀。婶子眉骨上方也有一个口子，脸上流着血，人躺在地上滚来滚去躲闪叔父的锄把，衣服沾满了土。
“甭打啦！你的（你们）这是咋哩？”春一把抓住叔父手里的锄把，夺过来，狠狠地摔到一边。
“春你甭管！我把这狗日的打死算了。”
“打，打，打，你的还有啥能耐？”春一边大声斥责叔父，一边试图将婶子扶起来。
“哎呀呀，甭胡动，我这胳膊断了！”婶子惨叫着说。
的确，春看见婶子的左胳膊耷拉下，不听使唤了。
“你看你看，这胳膊断了不是？”春说。
“断了就断了。我胳膊上这么深的窟窿，是她拿剪子扎的！”叔父既气愤还有委屈。
“日子过不前去，就知道打捶。为啥吗？”春想知道事情的起因。
“你问她。这狗日的婆娘不知道要脸嘛！”叔父仍然十分义愤。
“你要脸？你能把我娘们几个养活住不能？你叫我娘们几个喝西北风呢？”婶子尽管还躺在地上，但嘴头子毫不示弱。
对于打捶的原因，春仍然不得要领。
“赶紧赶紧，到（村）东头诊疗所包扎去，看去！”春说。他的口气里充满了厌恶，甚至有点儿居高临下。
春的家是B县雷庄公社雷庄大队第三生产队一户普通的社员家庭。两年来，他在十五里路外的西皋镇上高中，住校，只是每个星期天回家。他知道叔父婶子夫妻不睦，经常打架，所以对眼前的情景并不十分意外，但这次似乎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打得邪乎，两个人都动用了器械，叔父伤情严重的程度难以估计，婶子的胳膊显然断了。家里的其他人也都不在，只有最小的堂弟毛蛋还在襁褓中，从叔父婶子居住的小窑洞里传来他凄厉的哭叫。
经过村里“赤脚医生”诊断，百和让剪刀扎的伤无碍筋骨，而俊香左胳膊确实断成了三截子，粉碎性骨折。
吃过早晌饭——村里人习惯每天两顿饭，上午十点钟前后吃“早晌饭”，下午三点钟左右吃“晌午饭”，晚上下地回来加餐叫“喝汤”——春的父亲百谦协助弟弟将弟媳妇用架子车弄到三十里路之外一个煤矿职工医院治伤，去时还带着吃奶的孩子毛蛋。
“把人能气死！”春的母亲清竹抱怨说，“老是打捶打捶，这回打日塌（坏）了。日塌了就要你爹来收拾，钱也要你爹给借。”
“唉——”年轻的春一声叹息。
“爷，奶，你的甭熬煎。我爹去了。我爹回来，就知道咋哩。”春安慰担惊受怕的爷爷奶奶说。
“嗯。”爷爷脸上没有表情。
奶奶无奈地摇头。
“妈，我睡一会儿。夜黑了（头天晚上）睡得太迟。”春感觉十分困倦，睡意一阵阵袭来。
“你睡去。把小窑门关上，美美地睡。我到地里去了。”母亲说。
春一倒在炕上就香香地睡着了。他做梦还是在学校里。他梦见和高中同班的那个她在一起——昨天晚上他们就在一起来着。睡梦中他脸上挂着笑意。后来又梦见叔父和婶子还打架，叔父拿切面刀（关中人称菜刀为“切面刀”——他们最主要的饭食是手工擀面条，擀成之后用刀切成宽如带或细如丝的形状）在婶子脸上砍，婶子的脸变形了，像妖魔一样狰狞，鲜血喷溅了他一脸，把他惊醒了。
睁开眼睛，春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他一觉睡了大半天。他听见爷爷奶奶住的大窑洞里有说话声。
“俊香胳膊就是断成了三截子。”父亲正在给爷爷奶奶汇报情况，“从透视机里能看清。拍的片子今儿个我还没看上。医生说要开刀呢，要拿钢板固定，怪麻达的。百和的伤不要紧，我叫他留下陪俊香看病，毛蛋还在病房里楞哭呢。我怕你的着急，就先回来了。治这伤恐怕得花不少钱，他的（他们）又没钱。”
“适下这俩儿，把人能活活气死！”奶奶说。
“甭说了。叫百谦吃饭去。跑了六、七十里路。”爷爷说。
晚上，春搬了铺盖，到爷爷奶奶的窑里去睡觉。这大窑洞有两丈深，中间一道隔墙，爷爷奶奶住在前面半截，后半截一半是厨房，一半摆放着存粮食的大瓮和其他杂物。春已经长成大人了，没法和父母住在一起，就在大窑隔墙里面临时支起一张床。床板是给爷爷奶奶预备的柏木棺板，床腿子靠墙一头用砖垒，另一头是条凳。他这个铺位是昨天夜里爹妈才给弄出来的。
大概白天睡过了头，这阵儿春又睡不着了。耳边有蚊子嗡嗡，他在黑暗里拍打了几下，显然没有效果。这个“卧室”里还没顾得上挂电灯，睡觉靠黑摸，蚊子的活动看不见，另外他怕拍打蚊子的声音影响爷爷奶奶睡眠，所以就由它去了。结果大腿内侧、胳膊，还有脚趾缝儿，都被蚊子叮得胀起一个个小包，痒得难受。挠得几乎要出血了，也不解决问题。
睡不着，春就又海阔天空地乱想。
高中阶段一眨眼就过去了。尽管学到的知识不多，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两年时间陶冶对春和他的同学作用是巨大的。
春在西皋中学同年级300多同学中以学习成绩优异而出名。入学后第一次期中考试，他除语文之外的其他5门课一共得了499分，仅俄语被扣了1分，其中物理学科因老师年轻缺乏经验命题太难，全年级仅及格了十几个人，而春却考了唯一的满分，语文成绩也是最好的。尔后，凡是想在学习上冒尖的同学都将春视为参照物和竞争对手。两年里，倒是有几个同学偶尔在个别学科上能以成绩超过春而暂时骄傲一下，但总体上春在全年级学习最好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而春在其他方面却有很不如意的地方。他的班主任老师姓章，曾经是县上造反派组织“红三司”副司令，教课水平差，但整人有瘾。造反的高潮过去之后，学校“复课闹革命”，原来县中学许多有名的老师都来到西皋中学任教，加上校长（时称“革命委员会主任”）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里成了全县最有良好教学氛围的高中。章老师仅有中等师范学历，在教师缺乏的情况下曾教过初中数学，上高中课很勉强，所以别的老师鄙视他。章老师对颇受各个课任老师赏识的春怎么看都不顺眼——春作为那年代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在家里颇受宠爱养成了“骄”“娇”二气是章老师讨厌他的主观原因——于是就给春罗织了“妄图颠覆高七二级（3）班班委会”（春他们刚入学时年级和班还被称做“连”、“排”）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罪名，说他是班级里“以赵春为首的小集团”头目，阻挠春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还在班上多次组织类似批斗会那样的班会，让他的亲信学生围攻春。春从小学到初中，因为学习好总是获得各种荣誉，初中时出席过县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了高中老挨整，起初很不适应，非常烦恼。后来好几位老师都在暗中支持鼓励春，让他只管好好学习，不要在意章老师所做的事情。这几位老师都说，章老师仗着他在学校有后台（一位革委会副主任曾与章老师同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头目，私交甚厚），就这么胡整，他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后来春也就真的不那么在乎了。
毕竟是读了两年书，成天和那些文质彬彬满腹学问的高中老师打交道，春的眉宇间消失了农村娃娃固有的呆滞，多了几分聪颖。尽管在学校挨整的经历让他受了委屈，但也让他变得爱思考，成熟起来了。
她总是在春的脑海里冒出来，时不时的，不可遏止。她名叫柳雅平，圆脸，杏眼，扎小辫儿，两颗小虎牙，笑起来特别灿烂。她和春不是同桌，但他俩的课桌相邻并且紧挨着，夏天穿短袖，一不小心，春的左肘就与她的右肘相触，触电似的感觉。春他们上中学时候，男女同学接触有障碍，不仅授受不亲，就连说句话也会让其他同学侧目。有时候柳雅平遇到难题要问春，就悄声说，“哎，这一道题不会。”春就低着头红着脸给她讲，并不敢看这女孩的眼睛。班主任章老师整治春，柳雅平坚定站在春的一边，给了老师许多白眼和软钉子，并且将参与围攻春的同学称作“叭儿狗”。为此，春曾暗暗佩服这女孩儿的胆量和智慧。上学期间，春对柳雅平留下最强烈的印象是这样的：女孩的母亲为了给她的继父生出一个儿子——此前已生了她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突然因产后大出血死去。柳雅平为母亲送葬后回到学校，将本应戴在头上当孝布的白纱巾围在脖项，眼睛红红的，满脸忧伤。当时的春一眼看见柳雅平就鼻子发酸，自己眼圈也红了。柳雅平那个满脸忧伤的形象就永远地铭刻在他心中了。
昨天，朝夕相处的高中同学经过简单的毕业仪式，就一刀切地接受了统一安排——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高中阶段曾经被转为“商品粮”户口，一夜之间就又从城镇人口成为农民。农村孩子尽管也有青春年少的激情，但毕业分手时都表现得含蓄、内向。也有毕业留影，也有临别赠言，但没有人流眼泪，挥挥手，背起简单的行装，就各奔东西了。春的铺盖和为数不多的生活用品、文具等，让同村同学的家长用架子车拉回去了，他和柳雅平等几个人一起到潘家村去了。潘家村有潘霞，潘霞也是春要好的女同学。去年秋天，他们班曾在潘家村走“五七道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好多天。就是那一次，潘霞的父亲——一个在旧剧团当过团长、文革中被整回乡劳动的艺术家——不知道怎样就看中春了，一再教导他家的姑娘，不要小看了春，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了不得，前途无量。弄得潘霞朝她爸爸直翻白眼。柳雅平和潘霞也是好朋友，昨天毕业仪式结束后，经潘霞提议，几个人就约在一起到潘家村玩去了。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位男生叫梁建东。梁建东是柳雅平的暗恋者，想在毕业分手时跟柳雅平要个说法。
来到潘家，潘霞爸爸十分高兴，不仅让老伴儿摊煎饼款待，而且谈兴大发，跟几个孩子直聊到夜深。后来他实在困了，去睡觉了，几个年轻人才找到说话的机会。
一夜无眠。他们先坐在院子里，后来有些冷，就转移到屋里，再后来，就都坐到炕上。几个人腿上共同盖一床薄被，不停地说话，丝毫没有瞌睡的意思。起先还有一盏昏暗的电灯，后来停电了，也没有月亮。就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年轻人的窃窃私语在屋子里来回穿梭，交流着同学之间无尽的友谊和留恋，还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朦朦胧胧的男女之情也在空气中飘来荡去。后半夜，柳雅平在黑暗中拉了拉春的手，然后大声说，“我要上茅房”。春说，“我陪你到院里，外头黑得太。”他们俩就有了在院里单独说几句话的机会。柳雅平说，“梁建东要跟我……”春说，“你答应他了？”柳雅平说，“我要是答应他，跟你说啥呢！”回到屋子里，春的心里一阵阵激动。他俩回来以后，空气中似乎有了一些怪味道，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谈兴。
一直到鸡叫三遍，东方天边显现出一绺鱼肚白，几个年轻人才东倒西歪地迷糊了一阵子。
“真的要当农民了！真的要当社员了！”潘霞说了好多次，“我不知道我成不成。你的咋样？”
“当就当呗。”春随口说。现在一个人静静躺着思考，春才觉得当农民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早在上小学时候，村里一位哥考上“文革”前最后一批本科大学，当时成为轰动性新闻，那位哥就成了小小年纪的春心目中的楷模和向往。中学时期，春也不止一次地做大学梦。在他年轻的心里，上大学，将来当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国家，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升入西皋中学就读，户口被转为“商品粮”，在他的心里也燃起一阵儿希望，但后来事实说明这“商品粮”户口的意义只是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缓解了他和同学们的饥饿。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并且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他们这些上完高中的农村知识青年，也要一律走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然后再通过贫下中农“推荐”的方式，选择少量优秀分子上大学。
这样也很公道。只要自己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虚心接受再教育，好好劳动，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那上大学还不是迟早的事情？这样一想，春觉得前途还是光明的。
明儿要早早起来上工。队长派啥活儿就干啥活儿，再艰苦、再乏再累都不怕。
春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
几只蚊子继续在他身边萦绕，发出不怀好意的嗡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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