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
　　
　　“呜-----”
　　
　　清晨,嘉陵江小三峡内传出一声长长的汽笛声,这是厂锅炉房每天定时拉响的汽笛声。接着药厂广播奏响了晨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长,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音乐来。
　　
　　张工与药厂工人们一道,按时从药厂家属区出来，由厂后门走进厂内上班,当他走到技术图书室时,发现图书室已被查封,透过窗户看进去,室内一片狼籍。张工一时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他只好转身走向药品实验室，可实验室分外冷清,张工只好整理起四O九的技术资料来。
　　
　　这时,进来一位戴着红袖标的年青工人,对着实验室的工程技术员一阵大吼:“臭老九们,今天下午2点钟到厂礼堂开大会,听取最高指示”实验室里的工人们议论起来,张工孤独地在一边，听出来原来厂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反到底”,另一派叫“八一五”两派都声称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称对方为“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双方为了扩大组织搭台对峙着辩论,接着各自抢占自高点,安上高音喇叭互相攻击。这“八一五”的由来是重庆大学学生组织,那时每个学校,单位都有类似的组织。从首都到地方至农村群众为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实行了大串联。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群众如火如荼地参加文化大革命。首先发生动乱的是大中院校，为了显示强大造反派力量,造反派不时组织大游行,搞得大街上乌烟瘴气的。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市企业、学校开始停工、停产、停课搞革命运动。
　　
　　市区内不停地传出文革时期的战歌:“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混他妈的蛋”街上到处是红卫兵,他们穿着绿军装,腰上扎着皮带,手捧毛主席的语录本,手臂上戴着红袖笼到处演说。他们砸烂了街上的庙宇,祠堂,说是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的文革运动。广播中不时传出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林彪等鸭清般的声音。
　　
　　此时,工程技术人员大都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热火朝天地运动起来,但文革初期,科研项目还在正常运行,我父还在为"四O九"项目东奔西走。国家机器还能正常运行，由重庆市卫生局科委的统一布置下,“四O九”进入最后的临床实验期。由于是战备科研项目,“四O九”临床实验全面展开，由解放军245部队附属一,二,三医院；重庆医学院附属一,二医院；重庆市的市级一、三、五、九医院；重庆市第一、二、三工人医院；重庆外科医院等协助作临床实验,累计各种病例达一千多例。从而完成了“四O九”全部科研历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国医药工业总公司，重庆市卫生局,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重庆分公司在重庆邀请了国内有关医疗单位，共计32家权威机构,64名专家组成鉴定小组,就该药的药理学中的药效学,药代动力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对“四O九”作出了全面鉴定。大量的临床实验证明,明确得出结论:“缩合葡萄糖是一种新型号的安全有效的血浆扩充剂,特别对急性失血及创伤性休克,升压迅速,疗效显著,在医疗上有广阔的发展前途的新药”。“该药还彻底打破了外国学者声称的‘分子量低于3万的胶体化合物’的不宜作血浆扩充剂的学术观念’”。由此,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新药诞生了。接着,中国医药工业总公司正式批准这“四O九”新药生产的计划。
　　
　　送走了各位鉴定专家后,我父携扶着张工来到休息室中,张工掩面大哭起来,我父也泣不成声。是呀，走过这漫长的六年,张工耗尽了一生的心血,今天终于看到自已的‘孩子分娩’,他怎不高兴呀。
　　
　　一九六七年,正当药厂正式为新药“四O九”进行工程设计时,一场意外的政治运动扑面而来。药厂造反派“八一五”冲砸了厂长办公室,占领厂部,并宣布厂长为“走资派”,并纠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张工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被抄家和被纠斗，那时我刚好十岁。
　　
　　清晨,一排排“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列队站在厂门口,每人胸前吊一块木牌,上书有某人某成分,并打上红叉示众,头上戴一顶三尖角的高帽子，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他们个个都低着头认罪，造反派将“阶级敌人”示众完后,拉去游街，一个接一个地用绳索捆起来，最可怜的是造反派叫后面的坏分子打前面的坏分子,并用皮鞭抽打“阶级敌人”，这些“反动分子”三天两头地被纠着挨批斗，折磨后,安排他们去扫大街或打扫厂区垃圾，有时,一天批斗数次。
　　
　　一天,造反派又将张工抓起来,站在一方桌上,低着头，豆大的汗珠直淌下来。因为张工身份特殊，一是他有国民党的上校军官的牌子，二是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那虚胖的身躯不时在颤抖动着。造反派还不住地折磨他,让张工跪在焦碳灰渣上,那由于锅炉焦碳渣又硬又尖又烫，张工膝盖骨鲜血直流。我那时还小,实在搞不懂政治运动,更不明白父亲的老师被斗的情景,去问我父:“爸爸,那张伯伯为啥挨斗?”我父无可奈何地说:“唉,张伯伯有点小错误”，从此我们就躲着张工这“坏人”。
　　
　　有一天,我父路过张工家,张工趁没人注意，就掉下一张纸条。我父见四周无人就拾起来看:“小冯,我快不行了。我们的‘孩子’还小,将来全得你保护了。东西在某处，切记!”我父一股心酸泪水涌了出来。
　　
　　此时,重庆两派发生大规模的武斗,北碚大明厂,西师,西农发生武斗致死人命的大案来,可那时已经上升到刀枪对峙的局面。文革武斗升级。重庆长安,空压等兵工厂甚至动用了登陆艇和坦克，东阳镇桑种场垒起了阵地。不得已国务院才下达军队到企业去支左，凡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都有军代表进驻，以制止武斗的漫延。我父这药厂也进住了部队代表来制止武斗。
　　
　　一九六八年
　　
　　文革进入狂潮期,正式提出了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口号,并称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各地相继发生冲击地方政法机关的活动,文革造反派头头成了机关企业的实权人物。此时的厂内主持生产和运动的最高机构，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东阳古镇，药厂家属区所处的石子山上，建立了一个“八一五烈士墓”的大坟场。山上那坟场上淹埋着百多具武斗中战死的年青人的尸骨，从那坟场上不时传来枪声。厂内成了造反派“八一五”的天下。
　　
　　不幸的事却又接连发生了。这事就发生在我家，一天黄昏时分,我弟弟从我妈妈她们学校那里偷装了一盒粉笔回家,他们几个小孩子在厂家属区边藏猫边玩，我弟弟拿支粉笔在电杆上乱写乱画。那时标语到处贴，我弟弟就学着写“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因在藏猫,慌乱中就写反了,成了“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结果，成了反动标语,轰动全厂。造反派如临大敌,到处清查,最后清查到我弟弟身上。当时我弟弟不过七八岁,他天真地用粉笔照着那标语重写了一篇，结果我父亲被怀疑成了教唆犯,被隔离审查，也挨了批斗，当时有造反派定性我父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打倒现行反革命”厂内又开始新一轮的批斗会，我父也被造反派纠到台上批斗。
　　“你们真是胡来，冯技术员这么年青，他那是反革命在旦夕分子”正好厂被军代表发现，他怒斥道。
　　“他是教唆犯，叫他儿子写反动标语。而且他的成份不好，是地主”造反派的头说。
　　“对，他也是反动技术权威，这种人应该打倒”原４０９组中的一个极左工人也跳着吼起来。
　　“你们也是胡来，这小孩子写错了，你们就上纲上线。我看是小孩子贪玩写错的。这与他父亲有什么关系”还好,是军代表据此力争说。
　　“我看没什么大问题,若有错，写检查批评，那用得着批斗”
　　“告诉你们，他有重要任务在身，我用军籍担保，他没有问题”
　　可造反派就是不依.吓得我父母天天写检讨.最后军代表发狠话说:“这人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有重大科研项目在身,你们如果将此人打倒了,要是生产不出新药,你们是担当不起的这责任的”那些造反派才没法治我父亲。因为当时,厂里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国家战备科研项目.但真正能全面了解这科研项目,除张工以外,就只有我父了。这时的张工自身难保,所以军代表千方百计地保护我父亲。
　　
　　为了平息这事件,军代表命令我父下放到车间当工人,实则将我父保护起来。昔日的药品试验室瘫痪了，因这事，我父亲手下有个年青女大学生，也算我父亲的学生，因受不了文革的运动冲击疯了。就这样"四O九"生产工艺设计项目被搁置起来。张工也成了一个闲人,在厂区里打扫清洁。他每天清晨起来，穿着破旧衣服，满脸胡子，身心疲惫地除了打扫清洁外,就是学习毛选,向造反派组织和工人汇报思想,不时也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他的身体越来越虚了，精神了垮掉了。
　　
　　那“四O九”实验组也名存实亡了,里面有几个极左的工人也去参加造反派组织，参与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张工的活动,药厂的生产也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我父因我弟弟那件事也成了臭名远扬的靠边站的人物。因祸得福,我父一直没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但那时,心理压力紧张,张工同我父也因形同路人。
　　
　　这新药“四O九”仿若成了一个孤儿,它在黑暗中痛苦地呻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