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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青年学生遭受着无穷灾难。二月后，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反对各种不合理问题的分散斗争，举行了“五四”纪念活动。北平清华大学自二月十日起罢课三天，并发表《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得到各校积极响应。北平学生进行了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在罢课期间，各校组织宣传队分赴市区和外埠院校向各界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遭到全国学生的反对。
同日，华北地区二十一所大、中专学校学生，在北平、天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万人大游行。南京、天津的游行学生遭殴打，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九血案。国民党的暴行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他们继续以罢课游行等行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中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响遍了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福州等国民党统治区六十大、中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参加了斗争，人数达百万。这次运动是中国学运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各阶层人民也纷纷起来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次运动与人民解放军反击蒋介石反动军队的战争相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时陆思遗已经大学四年级了。由于平时课业负担不重，还没有毕业的他就在政府的一个小机关里谋了个编外小职员的位置。他的工作是编译。他平时英文好，文笔畅。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编译室主编对他也挺满意。这时他有幸赶上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这次游行前后共持续了三天。游行本来先是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发起的。次日波及上海，上海学生数千人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请愿团”。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二十日，京沪宁杭地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六千多学生为‘挽救教育危机’举行联合大游行。
陆思遗刚刚从外地回到上海，开始并不知道大学里面的活动。后来报纸上报导南京学生冲击总统府，他才知道出事了。第二天才第一次和几个同学去震旦、交大看大字报。那时声势还不大。晚上他和学生们在黄浦公园的广场静坐了一夜，等待第二天听上边的指示和学生会的动态。当时好像完全不知道学生在总统府跪递请愿书之类的事情。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次日《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维持社会秩序时政纲要》一出，好似一石激起千重浪。学生们群情激昂，义愤填膺才导致了当日的上海大游行。
后来听说，由于游行活动惊动了上层。社论是教育部部长刘仁带领上海市长等在政治局常委开会后到蒋介石官邸汇报后，由蒋介石定的调子，再由主管宣传的孙主任领着《中央日报》的几个笔杆子连夜赶出来的，里面有不少是蒋介石的原话，所以后来蒋介石绝对不肯让步。有趣的是，孙主任和社论的主要起草者们后来都因为支持学运或者立场不坚定而被整肃。国民党官僚说谎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所以公开发表的东西大部分不是个人的东西，全都是不可靠的官腔。
第一天的大游行陆思遗完全不知道，直到第二天上班才由同事们那里得到消息。编译室经理的司机出车也被堵了。后来了解的情况，据说学生们在出校门前都压力很大，也有很多学生主张不要出校门。好像同济大学因为比较远，是最早冲出来的。大家在外滩北部冲破了第一道军警的封锁线，在徐家汇是市民在前面冲垮了警戒线。觉得能上街就是一个大胜利，更何况政府承诺直接对话。但又觉得学生们喊出“拥护国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类的口号，实在幼稚，这是授人以柄。沪江大学法律系讲师高洋以为只能提反面的口号，如反腐败，反饥饿，反内战和要改革之类，赵晓轩和钱惠芬也赞成。果然，教育部部长刘仁后来一方面说这样的口号表明多数学生支持国民政府，另一方面又说，这样喊口号是有幕后黑手（长胡子的赤色分子）操纵，总之一鱼两吃，全不顾两者内在的矛盾。而今天的大游行。让陆思遗看到在洪流般的学生队伍里，有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学生，他们热情洋溢。用带洋味的中国话与中国学生一道高呼着口号。他们受到了街道两旁市民的欢呼和掌声。在和平饭店前的街道上，出现了几个外国商社的雇员，衣着笔挺，搬出成箱成堆的可口可乐，抛向游行队伍。这种人与人之间，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真诚之美，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学生们在外滩广场绝食绝水。子夜时分，陆思遗站在路沿外滩广场望去。他看到许多辆由美国政府赠送的救护车。闪着红蓝警示灯，尖叫着，自黄埔公园东侧的马路鱼贯进入广场中央，拉上因绝食而倒下的学生，然后向东，从花旗银行前的马路穿出。车灯的光流，在广场上划出了一个耀眼美丽的弧。光、色、声和黑色的天幕，喧嚣压抑，形成了惨烈，悲壮之美。这一景观，永远地嵌入在所有在场者的记忆中。
在和平饭店一楼大餐厅，陆思遗看到两个几岁大的外国小女孩头上系着白布条，上写两个墨字：‘绝食’。小女孩正和家人就餐，大鱼大肉吃得香，所有看到的人都忍俊不住笑了出来。孩子们把绝食的学生当成了榜样、明星，当代英雄。许多小学生都拉着家长来照相。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打出‘Ｖ’字型胜利的手势，留下了童年的绝唱。这就是时尚之美。照相留影在当时是非常时尚的活动。
陆思遗在广场上看到了《中央日报》编辑和记者游行的队伍。里边大多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不多，顶多百来人，打的标语是：‘别让我们老说谎’。他们从国际饭店前的路横穿广场，向外滩方向行进。学生们早就不看《中央日报》了。对这支游行队伍，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冷漠——干点什么不成？非干整天撒谎的营生不可。人天天撒谎，人性都会扭曲，人格都会低下。还有一支游行队伍，一过江沿就格外受人瞩目。在广场上隔着宽宽的马路望去，有一群穿着旧式国军军装的军人群体在游行队伍中间。他们好像是站在移动的推车上行进，向大家致军礼。他们自称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原国民党74军残部。国民党74军原本是只抗日英雄部队，后来被我华东野战军歼灭于山东省的孟良崮。他们的游行标语是：为祖国而亡，获威名与荣光；为独夫而战，沦逃兵败将。
在陆思遗每天上班所经过的十字路口，交通警察早不知都跑哪里去了。几个大学生在方型交通岗台上指挥交通；没有指挥棒，就用两条胳膊了。居然把个车水马龙的繁华路口指挥得有条不紊，令行禁止。路人都鼓掌拍巴掌。这时陆思遗就在想：国民党当局成天没完没了的吓唬老百姓：没有国民党，天下大乱。可是你看这路口，就是一次社会实践，一个社会缩影。‘没有张屠夫，照吃混毛猪’。大学生顶替了警察，没有乱，井井有条，空前和谐。地球照样转；太阳照常升起。
陆思遗的编译室主编是科级，下面有几个科员。这几个小官僚都是吃政府奉禄的，都对学运很反感，自然不支持学运。但也不敢太放肆骂学生。因为他们手下的几个外聘人员百分之百都是同济，沪大的学生。他们还要陆思遗等给他们做事，再者他们的孩子有的也是同济，沪大的学生。所以他们基本上都采取淡化的策略。在后来整顿中，才要求多开会，认真学习以便和上边保持一致，否则将面临解聘。一个升了副科级的老油条说话圆滑，但私下他是同情学生的。只有主编比较保守，不赞同学生闹事。主要是觉得闹不出名堂，倒不是支持军警开枪打人。平时大家不谈这些事情，这时候才看出各自的政治态度。几个老家伙、小官僚则是一如既往的混日子。
通过这次学运也使陆思遗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民众对国民政府的真实看法。他回到学校就和高洋，赵晓轩，钱惠芬等学运积极分子及部分师生讨论并预测日后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里除了陆思遗以外，高洋，赵晓轩，钱惠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
高洋：“陆思遗，你前几天在哪儿？”
陆思遗：“前几天，我的科长为了免得我乱跑，死活让我到济南出差。昨晚才回来。今天一早，我就给科长打电话说因为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不能上班了。我的科长也极力赞同我不去。我刚刚听一个中央大学的学生来我们学校说他看见军警们用皮带打人了。”
赵晓轩：“诸位，你们知道吗？昨晚在交大的对话会上，市政府秘书长张元科出来僻谣说，前晚军警驱散总统府前学生时，没有用皮鞋、木棍打过学生和民众。”
高洋愤然说道：“这些家伙都很无耻，学生们则很幼稚，没有提出比较尖锐的问题。刘仁则说过学生不能和政府平起平坐－－这时候人民公仆就应该骑在人民头上了。这和国防部长官跟美国人说，‘总统府广场没有死伤一个学生’是一样的无聊、无耻嘛。”
钱惠芬：“昨晚游行已经完了。《中央日报》报社记者也响应学生参加了游行。刘仁的两次讲话也发表了，我看着和那天的社论也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是说主流是好的、一小撮不好的意思。但也听说孙主任和新闻界的对话，我的内部消息说他暗地里同情学生。总之我感觉是比较乐观，我判断国民党中央内部可能有分歧。”
陆思遗：“外地民众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出差的地方——济南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活动。”
赵晓轩：“我总觉得大学生没有后劲，没有目标，运动没有办法继续。国民党组织控制太严，政治活动完全没有生存空间。听说上层准备戒严。”
高洋：“我不这么看。有的时候我很乐观：觉得也许再坚持一下蒋介石就会让步，因为国民党中央很明显的已经分派了。有些组织如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有五校长、民主党派等都出面了。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国民政府统治依赖组织力量，一旦真有组织敢于出面，国民政府很有可能内部崩溃。学生的口号不外乎就是：反内战，反独裁，反腐败嘛！不妨问问蒋某人这有什么错误？他不是总说民主是三民主义的最高要诣吗？”
钱惠芬：“虽然上海多数机构都参加了游行，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但除了教、科、文以外，没有真正以组织名义出面，所以国民政府组织虽然瘫痪了。但并没有成为学生这方面的有效支持力量，这仍然令我忧心忡忡，感觉不乐观。我看能不能发动学生，至少是部分学生用自焚的方式来加大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抗争力度。”
赵晓轩：“但是‘自焚’太残酷了。我昨晚骑车向南，一路无事，直到大铁桥看到警车，路已经被堵住。看到有我校低年级同学已经公然自居领袖，在那里维持秩序。有很多市民再向车上军警们做解释工作。记得有一个一头斑白头发的交大副教授，声泪俱下，但军警们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那个教授讲了半天，口干舌燥，也不知他们听见多少，都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这大概都是训练出来了。”
高洋：“军警们多来自农村，这里演说者多在空谈反腐败、民主、自由，恐怕不能打动他们。我们应当向他们讲述农村和军队的腐败、城乡不平等之类的事情，这些全都源于国民党的统治。因为我经常出差外地办案、又有军中朋友，对这些颇有了解。”
钱惠芬：“我还看到当时有人送年糕给军警和士兵吃，他们开始都不收，大概是纪律。后来他们的长官大概看老百姓势头太大，才收下来。士兵们在军车里很热。开始时候一言不发，很久后才开始说支持反腐败，戒严不是针对学生；绝不向学生开枪之类的话。但不知道多少是真心，多少是应付。后来士兵们不得不和市民打交道，因为他们要小便，不得不下车，一下车就有好几个市民左右挟持陪同。我早晨刚到大铁桥时，打先锋的几辆车一直试图冲走。后来大概有上级命令，才停下来。”
一个山东籍学生进来插话：“前天晚上睡的很早，因为前一天整夜在外，有三十多小时没有睡觉。朦胧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班一些反对学运的同学在收听政府的戒严令。听到这种人造的掌声，太夸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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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天的游行中，钱惠芬被军警逮捕。为了保护钱惠芬，陆思遗与被军警扭打起来，后来被打伤送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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