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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寂寞使他有点变态了。
9月到了下旬，学校组织搞行政的和给一年级新生带班带课的部分新教工，和全体新生一道去终南山脚下的陆军学院军训一个月。谁都晓得军训是件不好玩的苦差事，周平带的是老生的课，刚好可以避掉，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留在学校，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他却几乎是哭着闹着地跑到学校武装部，坚决要求参加军训！那个鹤发童颜的武装部老部长乐在心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很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小周啊，新教工里头就缺你这种对军训工作的意义有正确认识的同志，我很希望你去，可你去了谁来顶你的课呢？”周平只好作罢。军训团出发的那天，锣鼓喧天的，有几辆从陆军学院开来的解放牌卡车停在离他所住的小二楼不远的路口上，他站在楼上阳台上观望，那付难过的表情——真像是正在上车的军训队伍中有他的恋人似的！送君送到大门外，有句话儿要交待。
接下来的一周，宿舍里彻彻底底只剩他一人了。有一天，在学院后门口的小饭馆吃罢晚饭，周平一头扎进了隔壁的一家录像厅，在臭气熏天的黑暗中和来自学院建筑工地的一伙民工共看了四个小时的武打片。因对武侠小说有成见，他从来都不喜欢什么武打片，看着民工们乐呵他也就跟着乐呵，不图别的，将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最难捱的无聊时光打发过去就成，他已经恐惧一个人独守空房了。从录像厅出来回到宿舍之后，躺在床上熄了灯，他竟然久久睡不着，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急待扭转。
等这一周过去，回家度完周末再回来的时候，他把父亲骑了二十年的一辆结实的老红旗自行车给骑来了，想法十分简单：他想实在无聊的时候就骑车出去四处转转，大一时他曾从被开除的老文学社长唐林手中得到过一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的破车，那辆常用常修的破车曾在后来的四年中把他带往北京的许多大街小巷，带给他许多美好的风景和经历。现在他是寄希望于父亲的自行车，将他带回过去的生活。
国庆节之后，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午觉起来，他又一次骑车出动。出了校门，他没有朝南面郊外的好风景而去，而是选择了进城的方向——沿着长安路一直向北骑，自友谊路朝东拐去，然后自文艺路再向北，当他看见这座老城具有标志性的古城墙，并从这城墙的一个门洞中钻过去，骑上行人罕至的兴华路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原来他在下意识里是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
他在77号大院门前停下，站了一小会儿，重新看清门牌号。“兴华路77号”可是本省文学青年心目中的一块“圣地”，它是本省作家协会和最著名的文学期刊《宝塔山》的所在地。这所大院是一位近代军阀的老公馆，房屋古旧，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落叶满地，周平推着他的自行车东张西望地从大门口走进来——这是这所大院多少年来最常见不过的景象，甚至无须做此解释：又一个文学青年来投奔组织了！
8
“找谁呀？”
带有陕北口音的沙哑发问，不是来自周平身体左侧的传达室窗口，而是来自正前方——他抬眼定睛所看之处，只见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坐在杂草丛中的一把旧藤椅上，身体微微发福，又像是浑身上下浮肿，神色极度疲倦，一副大病初愈之态。
“不找谁，我来——看看……”
“看看，看看就看看吧！”
由这个男人懒洋洋的神态就可以看出，像周平这种只为“看看”而来的文学青年在当年真不在少数。当这个有气无力的男人用手将额前的一绺乱发撸向脑后的时候，周平一下认出了他。
“您是张……松老师吧？”
“怎么？咱认识？”
“不认识，我在杂志和电视上见过您，您是大作家。”
张松听罢，对这个一眼便可认出自己的青年，开始有了交谈的兴趣。作家张松在80年代初期写过一篇反映陕北高原的农村青年如何跟自己命运搏斗的中篇小说，获了全国奖，拍成了电影，又获了百花奖，还在群众中还引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使之声名大噪，响誉全国。那篇小说原作和拍成的电影都曾将少年时代的周平感动得热泪盈框热血沸腾——周平在和张松交谈时很快触及到了这一点。当了四年文学社长，为搞文学讲座而将京城能够搬动的名作家、名诗人、名评论家都曾搬动过，周平知道怎么和这些有着大熊猫般自我感觉良好的名人打交道，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要在谈话中多提他们的得意之作，大胆涉及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体会，不见得捧得越高他们就会越高兴，而是要越个人越好，越新鲜越好，越大胆越好。对这一套周平已经玩得十分老练而且自信，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回顾完张松过去的辉煌之后，他又适时谈到其新近完成的又一个反映陕北高原的农村青年如何跟自己命运搏斗的长篇三部曲，这部最终获得了国家最高文学奖——M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当时也才刚刚出齐，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中午半小时的小说连播节目播出，似乎还没有引起多少评论和反响，它的作者也正有点寂寞和焦灼。
“曾镇南老师在我们学校的讲座上提到了它……”
“啊？是吗？老曾说话啦？他怎么说？”
“他说您的这个三部曲是整个8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重要收获。”
只是在提及曾镇南这个名字的时候，无精打采的张松才抬头正眼看他，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火花。曾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在那一时期的文坛话语中能够起到左右方向决定轻重的作用，很多年里，似乎大家公认的“小说年度评论”一直出自他的手笔，一言九鼎，十分权威。难怪张松那么兴奋……
“来来来，你把车子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周平这才将自行车在一旁支好，扔下手中“拐杖”，但却无处可以安坐。他就只好站着，以恭敬之姿，面对大作家。
9
十月间那个阳光挺好的下午，张松坐在“兴华路77号”作协大院的杂草丛中，就像他故乡黄土高坡上的一个老农坐在自家的地头上——这种深刻的印象是周平在日后听到他的许多故事之后才被重新唤醒的——当时的背景是：他刚从为那“史诗”般的三部曲长篇所服的长达六年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所以才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而苦尽甘来的种种迹象已渐露端倪，据传当年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协主席年事已高即将离任，由张松接任作协主席的提案，当时正摆在省上高层领导的办公桌上，而新出长篇的评价问题在他自己看来也将会直接影响他今后半生的仕途归宿，一切距“搞定”尚有一步之遥，所以他才既兴奋又焦灼地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意见也当了事儿。
“说说你自己的看法。”
“对不起，我就在杂志上看了第一部，第二、三部跟着广播听了些片段……”
“没关系，你就说说你的印象。”
“张老师，那我可就胡说了，说错了您别介意……”
“年轻人咋还婆婆妈妈的，说！大胆地说！有啥说啥！”
“我感觉——不如您那个中篇，至少是没有进步，写得粗了点，是不是有点太急了？手法也显旧。”
应该说，周平当时是十分真诚近乎准确地讲出了自己的读后感，他对张松有“今不如昔”之感的一个很大的背景在于：是他自己变了，将近十年过去，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见了铅字就敬畏哆嗦的“文学少年”，一个在其大学时代狂恋过卡夫卡、海明威的读者是不可能将这种乡土题材的中国式现实主义小说太当回事儿的。作为读者的他变了，而身为作者的张松却没怎么变，他在日新月异的80年代——在人人都“变”的六年里，一门心思埋头写他自诩为“垫棺作枕之用”的长篇三部曲来着。当时话一出口，周平就知道自己错了，他想不明白一个世人眼中的“大作家”怎就如此脆弱，张松一听他这么说，顿时显得神情沮丧，头耷拉下去，一只手使劲抓着自己的头发，像抓着鸡窝里的一把稻草。之后喟然一声长叹：
“唉——娃呀！这一百万字，抄改一遍就是两百万字，叫我跟牲口似的在陕北的山沟沟里吭哧吭哧折腾了六年，把罪受够了，身体搞垮了，老婆写跑了，你还说我太急……”
“张老师，我不懂小说的，我的意见不足为凭，您这三部曲肯定是了不起的，是史诗……”
这时候再说什么似乎已没什么大用了，张松忽然恶化的情绪已经无法扭转。而在这时，从破旧的房子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瘦子，另一个还是瘦子。他们本来估计是想到院子里来溜达溜达的，看见张松坐在那儿，便赶紧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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