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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那年那月
１、半耕半读四不象
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刘月英老师调往别的学校，临走的那天，我们连课都没心思上，早早就等在了老师的宿舍门前，四十多名同学，齐唰唰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三年多的朝夕相处，同学们和刘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难忘老师为没母亲的刘文生同学缝补衣服；难忘老师的亲切教诲，更难忘老师手把手地为我辅导。当刘老师从宿舍出来，和我们做最后的告别演讲时，我们师生哭成了一片，大家一直跟着老师出了村，抹着眼泪目送老师的离去。
打那以后，我们学校走马灯似得换校长，我们班也不停地换老师，三年中先后有六位老师为我们任教，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三姐，也曾带着我们学习了一个学期。与此同时，学校接受了贫下中农的管理，动不动召开会议，动不动走上街头，不是批判就是宣传，热闹倒是热闹，学业却在一天天荒废，心急如焚，可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刘月英老师调走之前，当了好多年班长的我，曾被班里的几个同学闹着夺了“权”罢了“官”，原因就是我只知道学习，革命劲头不是很足；尽管刘老师反复做工作，可铁了心闹事的几个人不依不饶，老师只好把我改为学习委员；一直到进入初中后，在另一个老师的主持下，我才“官”复原职。
学校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学习上的事情校长不管，贫下中农代表更是不闻不问，老师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就是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违背上面的意图，只好成天带着我们学农；村革委会倒是很“关心”下一代的成长，专门在学校的后面划出十来亩地，供我们学农劳动，犁楼锄耙倒是日臻精通，而教学进度每个学期都不能完成，我们成了学生不象学生，农民不是农民，半耕半读的“四不象”。
学校的图书成了“四旧”，不知道是哪位“好事”的老师，在破四旧中把一批书籍抢救下来，藏在教师办公室的一个书橱里，偶然的机会，我和弟弟发现了那个秘密，就借着值日的机会，隔三岔五地去偷书，乘没人的时候，把书掖在衣服里面，悄悄地带回家，如饥似渴地读着，文学的、历史的、故事之类的，哥俩也不管是哪个类别，抓过了就看，有的甚至要看上好几遍，每天晚上都读到深夜。
在大多数同学忙着“闹革命”的时候，我和弟弟有幸钻进了书堆，尽管未能系统地学习，但或多或少为我们以后在学习上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中，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确不多，即使是有这种愿望，在农村中也很少有那样的条件，就是真有条件，能静下来的又能又几许呢？那年那月哟。
２、不是冤家也碰头
六七年村里面办起了一所农校，仅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就改成了初中。所以到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用不着出村，也用不着考试，小学一毕业就直接升入初中学习。那时的教师队伍，有许多家庭成份比较高的，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一些冲击，为了避免挨斗，好多教师想方设法调到自己认为保险的学校任教，吴浩贵老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返上甘港的。
吴老师出身富农，曾经在我们村任教，和村里的干部、家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调到了别的学校工作；文革开始不久，为了找一个好的教学环境，更主要是为了免遭批斗之苦，吴老师再次回到了我们村，之后就成了我的班主任，并兼语文课教学。
前文提过，我们村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文甘港”，村里的父老乡亲以尊师重教为荣，加之吴老师满腹经伦，上佳的教学水平，自然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爱戴，作为“出身不好”的吴老师，能有一个安心工作的避风港，就心满意足了，为回报乡亲们的知遇和保护，他竭尽全力忙于教学，至于运动上的事情，能躲就躲，该避就避。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吴老师出任我们班主任不久，学校调来一位新校长，巧的是该校长在运动初和吴老师的一个亲戚在一个单位，两个人分别站在两个派别中，而该校长在一次写标语时，误把毛泽东思想灵魂写为灵鬼，仅一字之差就差一点要了他的小命，被吴老师亲戚的那一派抓住了把柄，没完没了地进行批斗，好在校长根红苗正，批判了一阵子就得到了“解放”，之后就调到我们学校。
万万没想到的是，那校长心眼小得连根线都穿不过去，本来他挨批遭斗与吴老师丝毫没有瓜葛，可就因吴老师那亲戚曾经和他是两派，一调来就生着法儿地开始对吴老师实施修理。之前，我们班在全校也是响当当的，而校长每天找老师和班里的毛病，简直到了磨道里寻驴脚踪的地步，那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大会小会旁敲侧击，一下子就把个吴老师闹得手足无措。
我们班遭受了“殃及鱼池”之祸，那些不服管理的，不认真学习的，想反潮流的一下就来了精神，课堂捣乱，趾高气扬，折腾得全班鸡犬不宁。令人可气的是，校长公开支持那些不学好的学生，会上会下表扬不断，人前面后赞不绝口，推波助澜，惟恐天下不乱。我这个当班长的也成了“维持会长”，明里暗里和校长作着斗争，保护着我们的老师，至于学习上的事情，只能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了。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首；谁能想到不是冤家也碰头呢？按常理，应该讲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想到本无冤情结了仇。那个不正常的年月哟！
３、忍辱负重苦读书
自从学校乱了后，班里面就没了消停的日子，村里面不仅贫下中农要管学校，而且那个姓陈的治保主任三天两头到学校折腾，建立什么监督组织，给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个别挑头反潮流的同学也乘风扬土，捣乱得连课都上不成，乌烟瘴气，斯文扫地，根本没有一点学校的样子。
眨眼间过去两年，在这两年中，尽管学校环境非常差，但我还是较为认真地学了两年。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毕业那年，赶上了教育回潮，全县要组织统一中考，通过考试为县里的几所高中选拔学生。大家都想上高中，包括那几个反潮流的同学，想上高中的心情也很紧迫，可是，面对考试，他们都傻了眼，整整混了两年，拿什么去上考场呢？
隆冬，紧张的复习开始了，为了让大家能有个热乎一点的教室，我每天早早地就起了床，天不亮就赶到班里面，把教师里唯一的铁炉子点燃，之后一个人在教室复习。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呢？可却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嫉妒，有的甚至到了嫉恨的地步，尤其是那几个不学无术的反潮流同学，他们不是靠自己学习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而是希望大家都一样，一块到考场上吃“烧饼”。
于是他们就极尽捣乱之能事，经常是砸桌子摔板凳，有时侯还故意到我面前挑衅。我默默地忍受着，自己心里清楚，这次上高中，一改前几年由大队推荐的做法，要在考场上见分晓，作为村里单门小户的我，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怎么会轻易放过去呢？而想顺利进入高中学习，唯一的途径就是做好考试准备，以优秀的成绩考取；因此，尽管我心里面愤怒到了极点，但仍然装着没看见，我想，埋头苦学取得好成绩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也是对他们最有力的反击。
雁北的冬天本来就冷，那么大的教室安上一个火炉子，根本逼不退数九天的严寒，可就是这唯一的取暖设备，经常被个别同学踢翻，每当人家故意踢倒炉子时，我就一句话也不说，扶起来再把火生旺，有时候刚把火点着，人家立马又是一脚；就这样你踢你的，我生我的；你叫你的，我学我的，我明白，尽管我是班长，但在班里面论年龄、个头、力气、拳头哪一项我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忍耐忍受是我唯一的方法。
一天上午，那个同学一连把我安装好的炉子踢翻好几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问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可我的话音还没落地，他就顺手操起还发烫的火炉盖，没轻没重地在我的头上砸了起来，边砸嘴里边骂着，幸亏我戴着一顶棉帽，要不就是一个满头开花，就是那样，也砸起了好几个大包。流着眼泪找到了老师，可迫于那个同学家族在村中的势力，谁也不敢为我做主，只好默默地擦干了泪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咬着牙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中。唉，那个令人伤心的年月哟！
４、初上考场执牛耳
就在一场狂风暴雨横扫九州的运动中，教师们纷纷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被关进了牛棚；学子们纷纷走出了校们，去免费“周游列国”，文化之命被革得奄奄一息。七一年底，一股回潮之风给教育界带来了新的希望，不久学校传达了上级指示，果然初中升高中要全县统考，统一命题、统一试卷、统一时间、统一考场、统一阅卷、统一录取，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考试还有密封试卷之举。
当老师把这一消息宣布后，那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平时认真读书的同学们，自然是欢呼雀跃，而那些反潮流的勇士们却是一脸茫然。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考试，自然不敢懈怠，自从和那个同学发生了一次不愉快后，我更加刻苦，更为勤奋。
老师布置的复习题认真地做好不说，几乎每天追着两位主科老师要难题，生怕在考试中遇到了偏题怪题难以应对，初中所学的课程从头至尾复习了好几个轮回，“悬梁刺股”是没有过，但是熬到深夜那是家常便饭，就是这样，自己也感到心里没底，一是觉得那么多学生共同参与竞争，自己到底是骡子是马很难说得清楚，再就是那时候已经兴时走后门，万一考试走了过场那不就惨了啊。
在焦虑、忧心和期待中，终于迎来了那次考试。母亲一大早就给我做好了饭，好歹扒拉了几口，就和几个同学相约在村口等着，家里没自行车，天刚蒙蒙亮我们就上了路，当步行八里路赶到了公社时，太阳才刚刚从东方爬起。冬日里的阳光，尽管有点懒散，但还是烧红了东方的半个天，那火一样的朝霞，穿云透雾四射着道道光芒，为大地披上了金灿灿的色彩，尽管北方的隆冬寒气逼人，心中还是泛起了阵阵温暖。
在公社中学的院子里，陆陆续续地来了各村的考生，一张张陌生的脸都被冻成了紫色的茄子，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三五个一堆儿扎在一起，谈论着这次考试，大家不住地跺着脚搓着手，用最原始的方法取暖抵御着严寒。有的同学还不时地踮起脚尖，透过被冻得五光十色的玻璃，向一个个考场窥视着，那一个个相距好远，既熟悉而有陌生的课桌，右上角整齐地贴着每个考生的考号，每个考场的黑板旁边都张贴着考生须知，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而又神圣。
七点半，我们终于被允许进入考场，在监考老师宣布完考场纪律和一些有关问题后，八点正式考数学。当试卷发到我的手时，第一次见那样场面，心情也的确有些激动，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是好，按照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我深深地进行了几次呼吸，并一再告诫自己要沉着，一会儿心情到也平静了许多，我一个挨着一个，一口气做完了所有的题，反复检查后，在考场中我第一个交了卷。那一年我们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一个上午全部结束，中午班主任老师问我咋样时，我十分自信地说，应该没问题的，老师看着我开心地笑了。
那次考试后，等待录取也十分熬煎，生怕有个什么闪失。春节过后，分数下来了，我竟然在全公社近千名学生中考取了第一，不久就被县最高学府应县中学录取，并分在了各公社考试中取得前三名的尖子班。那次考试，我们村一共被录取了七名同学，大部分是靠成绩录取的，但也有靠走后门进去的，实践证明最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的那位“勇士”同学，在考数学时交了白卷，他效仿著名的白卷先生，在试卷上仅写了一句话，“我一定要上高中”！岂不知白卷先生尽管没答题，但却写下了洋洋几千言，谈的是对教育制度的看法，而他那一句具有威胁性口气的话，实在是有损白卷家族的声誉。据说，就为这一句话在录取时学校进行了反复研究，后来经过请示教育局，最终还是落了榜。唉，那可怜“勇士”哟！
5、是非曲直话高中
刚进入高中，有几件事对我的学习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班原本只有四十五名同学，学校为了打造尖子班，配备了最强的师资力量，而一些县里面有头有脸的官员，为给自己的孩子或是亲戚朋友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就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挤进了我们班，人员涨到了六十多个，使得一个尖子班，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关系班。
学生成绩参差不齐不说，在评定助学金时，也向从后门进来的同学倾斜，我这个家庭十分贫困的学生，由于没有关系，竟然被排在了末等助学之列，心里十分委屈；入学不久，任课老师就组织了摸底考试，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那次考试中，我居然又一次荣登榜首。
在配备学生干部时，我由于在村里没入过共青团，没有政治资本，连个小组长都没被委任，加之对平定助学金有看法，逆反随之而来。在班里，尽管我年龄最小，却一度担当了让老师十分头疼的角色。学习中，由于有较好的基础，自己也不甘心落后，到是一直保持在全班三甲之列，至今高中的同学还对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感到不解，佩服得五体投地，令他们不明白的是我不费吹灰之力，咋就每次考试都能在尖子班里顶尖呢？其实我在学习方面从来没有含糊过，我的学习技巧和方法是很有特色的，只不过我的学习效率要比别人高而已。
在遵守纪律方面就差了点，班里的干部，尤其是学习很差的，在我面前说话，从来没算过数的，在第二个学期时，我还不顾班主任老师的面子，发动过一次班干部的“政变”，我联合大多数同学，把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也是我至今佩服的一个同学推上了团支书的位置，还换了班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
在第一学年，我可以说是极调皮捣蛋之能事，我和教育局有关系的一个同学联合作战，（到现在我和那个同学关系也处得不错）几乎所有班里的外号都是出自我的创作，而流传却要靠他。记得当时开设着农业基础知识课程，老师上课时提问，什么叫农业？班里的一个同学被提名回答时，就说农业就是马啦牛啦羊啦，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恰好那个同学姓马，在当天就把“马牛羊”这顶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前几天参加我一个同学孩子的婚礼，还有人喊他马牛羊呢，同学之间一笑了之。
一九九三年我们高中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时，我的那个很要好的同学开我的玩笑，他“郑重宣布”，上学时大家的外号都出自我口，我也站起来主动承认了“错误”。那时候的我捣乱起来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打饭起哄，翻墙外出，另一班住在我们前一排，为了确保我们班评上先进，每次全校卫生检查评比，在检查组就要到他们那里前，我都要把我们宿舍前种的臭了的倭瓜摘几个，或是其它什么东西，偷偷地给他们扔过去，直气得他们班主任跳起来破口大骂。
我的转变是在第二个学年，班里换了班主任，教数学的辛恩德老师出任我的班主任，我的数学学得非常好，他很喜欢我。辛老师不计前嫌，不以关系论成败，更不怕我的调皮，他和我平等交流，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还主动提出要我写入团申请书，并指定团支部书记对我进行帮助，一种太极式的管理方法彻底征服了我；我自己也觉得以前做得是有点过分，再就是朦胧中，总有一种不好好学习对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不好好学习将来难以有所作为的想法。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辛老师耐心引导的结果，他话里话外告诉我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没有知识是不可能的。于是就痛改前非，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我们学校各种条件都很好，那时就有图书馆，阅览室，而且藏书也很多，课余时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阅览室度过的，学习也扎扎实实，各门功课都有了很大的起色，尤其是作文，此前我从没得过“优上”，到临近高中毕业时，几乎次次都能把“优上”拿回来。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以全优的成绩高中毕业，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母校。两年，真是弹指一挥的事情，正是这难忘的两年，奠定了我人生起步的基础，四年后，恢复了高考，那时候我已经参军，新兵第一年不允许参考，第二年，也就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五个年头，我仅用一个月时间复习，就参加了全国统考，并以优异的成绩扣开了大学之门，一个曾不被看好的“坏东西”，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６、初涉社会尝苦果
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每天斤一两供应粮，早晚各二两玉米面窝头，或高梁米稠粥，一碗稀饭；中午半斤面的窝头，每周两顿馒头，或是米饭，菜里面倒是有“肉”，而都是茴子白上的那种叫做“油旱”的小虫子，吃过菜后汤里漂上一层，就是那样也舍不得倒掉，再加上一些开水，咕咕咕地喝到肚子里，好歹总是个软饱吧。由于肚子饿得实在是受不了，心里总有一种熬不到头的感觉，盼望着早点毕业，到社会里闯荡一番，能混顿饱饭也算是心满意足了。
可是，当我走出校门真正进入社会后，一下就傻了眼。七四年一月份刚毕业，就到生产队里报了到，队里面就把我当作一个劳力使唤。雁北还处于隆冬季节，我们白天在队里劳动，晚上参加“批林批孔”，大队、小队经常组织学习，连明昼夜没有消闲的时候。要说是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个孔老夫子，我还是在那时候清楚的。
老农们包括那些包队干部，都不懂孔老二是何许人也，上面发下材料，两千年前孔夫子留下的那些语言，没有人能读得懂。什么“克己服礼，天下归仁也”，什么“中庸，大学”，就连我们这些刚毕业的高中生，面对艰涩的文言文，也只有望文生义的份儿，胆大的就胡诌上一通，老实的傻乎乎呆在那里听别人胡说八道；那时候，政治任务高于一切，不管你懂不懂，该批的就要批，谁也没有胆量逃避，好在队里面订着报纸，全国上下一个声音，“小报抄大报，大报抄两校”，照着“梁效”的文章抄念就是了。前些天我还想，要是于丹教授生活在那个年代，别说是火了，恐怕是要被批个体无完肤的。
冬天里生产队主要是进行备耕，每天队长带着社员，挨家挨户地把冻了一个冬天的粪，用镢头刨起来，之后用手推车一车车从院子里盘到街上，每推一车在墙上划上一道，用于记数折合工分。刚回去还有点新鲜感，可日复一日和粪堆打交道，心里面就开始烦，这样下去啥时候才是个头呢？那时候更感觉坐在教室里读书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生产队在村北有一块地，旁边有一眼机井，夏天主要用于浇灌菜地，冬天大队安排我们队和附近有土地的队轮流浇地。十年九旱的雁北，能有一块上水地是非常难得的，队里决定把有限的时间用好，派人昼夜浇地。听说晚上有活儿，为多挣点工分，也是为了相对自由一点，我要求去干那浇地的营生，经队长批准，我和队里的另一个上了年纪的社员承担了那一任务。
一老一少不分白天黑夜，忙碌在地里。那时我刚十七岁，精力旺盛，加了两晚上的班后，感到晚上也没什么大事，两个人待在附近养猪场里，只是等着水灌满畦子后，把水回到下一个畦子里，省得两个人都熬着，从第三天晚上起，我就让那个老社员在家休息，一个人来到了地里。
一个人的晚上，面对满天的星星，是一种宁静，也是一种享受。手提一盏防风马灯，就着混暗的灯光，穿行在茫茫的夜色中，头顶上是繁星点点，四下里是一片未知；脚下那或笔直，或弯曲的田间小路；那汨汨流水的小渠，那干枯急渴的大地，那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都把我带进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任心绪展开腾飞的翅膀驰骋，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也许，将来……；可面对脚下的黄土地，不管我怎么想象，怎么梦幻，最终还是回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实。
有时候，黄风漫天，遮天避日的风沙把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掩盖之后，剩下的只有一片混沌，那是一种回到史前无知的感觉，那时的我只能是把衣服裹紧，抵御着风沙和春寒的袭击，默默地承受着内心孤独的煎熬。不由地想起了欢快的学生生活，想起了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想起了老师和同学们。
在那块地里熬了二十多天，由于轮到了别的生产队浇地，我又回到了生产队的大家庭中。二十多天，我尽心竭力地去完成队长交给的任务，可终因一眼机井流量有限，那块地只浇灌了一多半，就宣告结束。在同一块地里，一半吃饱喝足，而另一半却在干旱中挣扎，书呆子气的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那没有浇灌的一半，心里产生了一种自责。
浇完地的第二天，队里面不知道是有意安排，还是巧合，全队社员都集中在那块地里平整土地，中间休息的时，生产队包队的治保主任突然发难，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我在浇地时偷尖耍滑，不听搭档的指挥，致使没有完成任务，一顶破坏农业生产的大帽子扣在了头上。接着对和我搭档的那位赞扬了一番，最后决定扣除我的晚上加班工分。昼夜忙乎得到的是这样一个结局，明知道搭档告了我的刁状，从中使坏；也知道治保主任因和我四叔有过节拿我出气，可争辩又有谁会相信一个小青年的话呢？憋了一肚子的委屈，我一句话也没说，在矮檐之下，我只有忍耐着低下自己的头，那是我出身社会所尝的第一个苦果，人哟，为什么会那样呢？
７、外溜一年建筑工
在生产队干了几个月，就想在到外面找个工作，不是我吃不了农村那个苦，实在是觉得那样下去没一点出路。于是就想方设法四处托人，希望能有个拿工资的地方安身立命。
那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已成家，大姐夫从部队转业到大同煤矿的粮店工作；三姐夫原本在县保卫组（注：文革时砸乱了公检法，成立了保卫组）上班，后因其父亲不明不白地被说成是有历史问题，下放到临近的一个乡出任团委书记。于是三天两头找他们帮忙，最好是到学校代课，那样我可以继续学习；实在教不了书做啥都行，只要是能离开村里面就好。
不久大姐来了信，告诉我开春后可以到矿上上班。接到信后，简直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可我们全家都不敢声张，因为那个年代农村里是不允许随便外出的，除了到学校代课外，其余一律称作“外溜”，外溜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村里面抓住了，轻则责令返回生产队，并课以罚款，重则要批判斗争的。为了能如愿以偿，我四处放风，说是准备到矿上当代课教师。
为掩人耳目，学校开学不久，我就到了大姐家，在她家里等了半个多月，终于找到了一份在建筑工地当小工的工作，也就是现在称作农民工的那种活儿。第一个月为试用期，之后进行工资评定，我们小工分四个工资等级，最高的是一元三角五分，以后各等递减一角；上下班没有时间限制，早上饭后就到工地，下班是工头说了算，基本上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不过工资按一个半班计算。我被评为二等，这样一来每天能拿将近两块钱，一个月下来，加上夜间加班，能拿六十五块左右。
十七岁的我第一次走出家门，到外面工作。在建筑工地当小工非常累，搬砖、和水泥、搭灰、挖槽、搬石头等等，早上慌慌张张地吃上口饭，还来不及咽下三寸喉咽窝，就赶着上了工地，大工（技术工）抽着烟等着，工头给我们分工后，就忙着分头准备，拉砖得拉砖，和灰得和灰，一切准备就绪后，早已是汗流浃背。
一般情况下，一个小工要伺候三四个大工，经常是这边刚把砖飞到了架子上，那边就开始喊着要灰，你就是想着偷尖耍滑也不可能。运气好的时候，跟着几个喜欢抽烟的大工，隔一段他们要抽颗烟，我们也就能沾光休息一会儿；要是跟着个没有关系害怕解雇的，他拼命地干不说，也能把你忙死，喊叫声此起彼伏，那你就陀螺似得转吧。啥时候工头呼喊一声“休息啦”，我们赶快到自来水旁灌上一肚凉水，接着也不管地上干净不干净，一屁股墩到那里，抓紧时间享受那片刻的休息。而全身的汗水还没落尽时，工头就开始喊叫着干活，我们就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起，接着没了命似得干了起来。
那时候机械化程度非常低，几乎所有的活儿都靠人工，最累得是搬石头，上百斤重的石块，在大工的指挥下，要稳稳当当地放在他所需要的地方，稍有差错还要搬下来重来，象我这样力气小的，只能靠胳膊和身体支撑着，经常把胳膊拉出一道道血印，一天下来，十个指头僵得都不会弯曲；最难受的活儿是飞砖，从地上把一块块砖飞到一丈多高的架子上，刚出窑的新砖，不用半天就把手指肚磨出了血；这时我们就到工地的厨房里，把手猛地伸进开水锅里，几个来回后，止住了鲜血，接着再干，直到满手都长上了厚厚的老茧，才能应对自如。
大姐心疼我这个当弟弟的，一直没让我到工地的食堂就餐，可那时供应紧张，姐夫又是军人出身，从不沾公家的便宜，看着姐姐家里的那点供应粮，每天吃饭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放开了吃。干不到一半活儿，肚子就开始抗议，我默默地忍着，只要是想起了治保主任那恶狠狠的骂，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在矿上建筑队里干了一年，是我脱皮掉肉的一年，也是对我意志磨练的一年。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姐给我存下了七百元，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中，全部交给了父母，那也是我记忆中，家里面存下的第一笔大额现金。春节过后，老实巴交的父母害怕被生产队戳穿，我就再没敢到矿上去，从而结束了我的外溜生涯，老老实实地在生产队当起了农民。
８、手推车上苦与乐
再次推起了独轮车，拿起了犁耧锄耙，在希望的田野上耕作。既然出不去，就要面对现实，我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农村，但我也不愿意混日子，当一天农民，就做一天好社员，干好队长分配给自己的每一份活儿。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能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拥有一辆手推车（独轮车），是队里面壮劳力的一个标志，和队里的其他主要劳力一样，我要求队长也给我配备了一辆。春冬两季，生产队每天早上出工的时候，都要稍一车粪到地里，每稍一车粪队里给记两分工。我们出工前就把车子装得满当当的，一条皮带袢搭在肩上，两头连着把手，承担着几乎是全车的份量，弯腰握把将车子抬起，身稍前倾，腰杆和肩膀同时发力，随着“吱吱牛牛”的车轮声，手推车缓缓前行；不一会儿，汗水就从每一个汗毛孔渗出，额头腾起阵阵热气，要是在冬天，到了地边，所有的推车人都变成了圣诞老人，眉毛、胡子挂满了白霜。
整整一个春天，生产队的主要活儿就是备耕和平田整地，手推车便成了劳动的主要工具。把家家户户积了大半年的粪送到地里，为了浇地方便，将地里面的高疙梁的土取上，推到低凹处。拖拉机翻过的地又虚又暄，推着车子滚涩地碾通道是件耍力气的活儿，每每这时，全队社员都会嗷嗷地叫着，谁能一口气冲到目的地，都会赢来阵阵喝彩。
每当滚涩地的时候，尽管我没有队里那些壮后生们的力气大，但我总是坚持着使上吃奶的劲冲锋，不到目的地是决不休息的，我坚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情，自己也能做到。而每次滚过一片涩地后，我都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汗水象毛毛虫一样在脊梁上蹿着，心嘣嘣嘣激烈地跳动着，任自己怎么喘息都停不下来，真象再有一把劲就马上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得；浑身的力气被使了个罄尽，胳膊、腰和腿都酸溜溜的，可听到全队社员的那一声喝彩，我立即来了精神，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村中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劲是奴才，越使越来”。
和所有的工作一样，到了半前晌，队长要下令休息，这时候年龄大一点的就抽起了旱烟，一个个手捧烟袋，腾云驾雾，在烟雾缭绕中得到了最大的享受；而年轻的后生们却待不住，用老年人的话讲，那是一群卧不稳的兔子，大家伙生着份儿地开玩笑，说笑话，互相逗着乐子。
有一种不知是哪年哪月流传下来的游戏，至今记忆犹新，并一直回味无穷。游戏叫做“拉夜猴”，实际上和拔河的形式相似，把一条麻绳分别在两头挽成两个死套，两个后生每人在脖子套上一个，之后朝着反方向趴在地下，把绳子从胯下顺出，一切准备就绪后，众社员齐唰唰发一声喊，那两个后生就四脚抓地，拼命地拉了起来，有时候旗鼓相当，相互对峙起来，在他们的面前双手会挖下一个深坑，这时候，大家又是加油，又是呼叫，欢乐和喜庆充斥着整个田野。一直到有一方坚持不住，被对方拉着后退出好远，游戏才算结束。
在劳动的过程中，社员们有时侯会推举一个有文化的讲故事；有时侯会让一个能记住各种戏曲、小调的吹口哨；有时候也会一块起哄，荤的素的甚至是不堪入耳的讲笑话；这时候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谁也没有抱怨，谁也没有斯文，谁也没有一丝杂念，遗憾的是那种近乎原始的和谐，在我走出那个村庄后再也没见到过。
在一个春天的劳动中，我看到了许多欢乐的场面，人们用手中的劳动工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变着花样地为自己开心，社员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缓解着高强度劳动带来的疲劳，调节着艰苦劳动下的气氛。我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求快乐，学会了怎样直面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农民的理解，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同样是一种学习，广阔的农村天地同样是一个大课堂。
９、排盐改碱再砺炼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仲春，县里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在全县开展排盐改碱工程建设，上面指示，各公社组成专业队，到指定的地域开展会战，任务就是挖排改干渠，也有人传说，那一切都是为了备战，挖的是防坦克壕。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有幸参加了那次会战，并为之脱皮掉肉。
三月中旬，大队传达了公社的指示，要求各生产队派出两名基干民兵，全村共二十人，由副书记带队组成专业队，到城关公社的吴庄村报道，参加全县的排盐改碱工程建设，俗称挖干渠。积极主动地报了名，得到了生产队长的批准。之后就在副书记的带领下，打着背包，扛上铁锹，推着小车（当地对独轮车的俗称），和全公社一百多名民兵一起，浩浩荡荡地进驻了吴庄村。
和部队外出驻训一样，我们号着老百姓的房子，设立了伙房，统一上下工，按时开饭，而且还开展一些业余文化活动。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过上这样的集体生活，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同时，挖干渠按土方计酬，干多挣多干少挣少，每挖一方还有两角钱的补助，苦是苦点，但总比在生产队劳动收益要高得多。
在村里面的二十名民兵中，象我这样小的年龄只有两人，其余都是身强马壮的好劳力。排改渠上面开口三十米，按一定的角度向下挖十五米，质量标准要求非常高，在工期上也有要求，每挖一段，县里面要进行一次验收，不合格的还要进行返工。因干渠较深，到了下面必须用手推车，一推一拉才能把土运上地面，所以就每两个人分成一组。由于身小力薄，力气大点的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大家自由组合，我自然就和另一个小家伙分在了一起。
伙食非常差，除了玉米窝头，就是玉米面糊糊，开始队里的蔬菜还没下来，三顿饭没有菜吃，大家形象地把那样的饭称作玉茭疙蛋就碗，就是这样谁也不叫不闹，为了村里的荣誉，也为自己家里能多挣一些工分。劳动强度特别大，比起在矿上当小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面的四五米还好说，靠边的可以用铁锹直接扔出去，中间部分就是用小车推也比较容易，而越到下边越苦越累。盐碱下湿地，挖不了五米就见水，小车的独轮在泥糊糊的上坡小道上，还没推起就陷了好深，加上泥浆本身很重，两个人哼呀哈呀地喊着号子，每向上推一车都是一身的汗水，到了最深处，一车推上几铁锹，晃晃悠悠，稍有不慎还有可能翻在半路。每当翻车后，我和搭档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无奈中相视一笑，把车扶起来接着干。
我们推得少也慢，自然赶不上别人的进度，为了不拖村里的后腿，吃过晚饭，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咬着牙，光着脚，手上的老茧剥了一层又一层，经常滚得泥人似得，就这样拼死拼活地干，每次村里集体接受上面验收时，我们都能按时完工。
晚上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有时侯公社组织慰问演出，有时村里面组织大伙吹拉弹唱。读高中时，我学会了吹笛子，也能锯几下二胡，就自然成了娱乐骨干。大家围坐在村子里的石头台阶上，地方戏，小曲儿，一曲一曲地演奏，一支接着一支地嚎叫；什么“走西口”，“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打连成”，好多人都能演绎得如醉如痴，到了动情时，二十个人齐声合唱，有时能引得吴庄半个村子的人围观，孩大娃小，少男少女，好不热闹。
八一建军节前夕，县委和县武装部要联合表彰一批在排盐改碱中，进度快质量好，不怕苦不怕累的先进单位和民兵，由于我的人缘好，也的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那些大哥哥们一致推举我为先进。在县影剧院开了一天会，披红戴花，还奖励了一张铁锹，那是我出身社会受到的第一次奖励，也是我辛辛苦苦劳动得到的第一次认可，心里自然高兴得乐开了花。
在排盐改碱的工地上，我干了大半年，其间吴庄工程完成后，转到了县城东部的石庄村，直到所有的工程结束。推独轮车的技术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向前推，还是倒着拉，都能行进自如，当然，更主要的是我接受了一次不畏艰难困苦的洗礼，人生有这一杯酒垫底，什么样的苦酒我喝不下去呢？
10、教师原是牧羊人
从排盐改碱工地回来后，已经是七五年的下半年，紧紧张张地参加完队里的秋收，接着又是新的一轮平天整地。每天“一出勤，两送饭，早晚两个六点半”，学大寨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对于农民来说，秋收是喜悦的，但秋收也把一个金色的田野，折腾得一片荒凉。掰了穗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里，没有了绿色，没有了生机，剩下的只是四处狼藉；曾经是穗浪翻滚的谷子地，早已失去了往日金色的风采，只有丫丫叉叉的谷茬，坚守在地里顽强地顶着风沙的袭击；泛起了黄色的小草，随风摇曳等待着枯萎；树叶一片片从枝头落下，在半空中飘出一道道无奈的曲线，悄无声息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好在有耕地的拖拉机，那隆隆的发动机声，不分昼夜地怒吼着，似乎在呼唤着一个新的春天。
也就是在那年秋收后，学校秋假开学的时候，上级教育部门指示，各学校的民办教师要和贫下中农轮换工作，也就是让老师回到生产队劳动，而让农民上讲台。我的叔伯哥哥在学校任初中一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他作为首批和贫下中农轮换的对象，被安排到队里劳动。而教初中语文课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经过学校和村里的干部再三研究，我被当作贫下中农代表，接替了我哥的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
对于教师我并不陌生，但是，对教师工作我却是一个外行，好在有十年寒窗的耳濡目染，在步入学校没多久，我就基本上学会了一些教学的基本方法。一个大孩子和另外一批小孩子在一起，组成了师生和教学关系，对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来说，多少会产生出一些担忧。教导主任曾偷偷地站在教室外面听我的课，得到了一个“还行”的结论，后来，他在和我的谈话中告诉我，第一次登上讲台，能做到这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的我，早已瞄上了参军入伍，从小就羡慕军人的那身绿军装，喜欢军人的那种威武，况且在当时上学无门，招工无望的情况下，那是我走出村庄的唯一通道。对于学校领导的评价，我不是十分在意；不过，教书和其它行当不一样，事关学生们的成长，甚至于一生的前途，尽管我一心想着去当兵，但还是尽我所能，兢兢业业地为学生讲好每一节课。
在十年的读书中，我数理化学得非常好，尤其是对于数学，从骨子里有一种爱好；而到学校教书，偏偏是代上了语文，为了不误人子弟，我只好不厌其烦地和老教师请教，边学边干，有时候不得不现买现卖。自从当了那半个教师，我就从家里搬到了学校住，有了看书学习的时间和条件，不论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只要是学校有的，都会揪过来去读，有时候也和老师们闲聊，天南地北，没边没沿，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往来无白丁”，对于一个希望求知的人来说是那么地重要。
当班主任是件苦差事，除了教学外，还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带领大家到生产队劳动。七五年教育回潮的浪头已经过去，北京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就教育的问题到处发表文章，“两报一刊”连篇报道，编辑部评论员的文章也如雪片似得满天飞，学生不仅再次走出了课堂，而且反潮流之风骤起，使得一些年长一点曾受过冲击的老师，在心灵上又一次泛起了影印；从校长到教师，对村里面的领导惟命是从，每次公社或是县里面到村里检查，我们当班主任的都要带着学生，到地里面参加人海会战，为村里面充面子，装样子。
寒冬腊月，把自己冻成冰棍倒没什么，更主要的是，我要为那几十个孩子负责，看到他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自己的心象被刀割似得，有时候就悄悄地和生产队长请示，把孩子们拉到个避风的地方暖和一下，大家跺着脚，搓着手，以最原始的方法取暖。
教学进度被一拖再拖，我拼命地赶，在放假前还是拉下了许多。期末考试取消了，对学生的评定取消了，假期作业取消了，老师和学生都处于高度自由之中，在稀里糊涂中，当了一个学期的民办教师，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感到那是在当老师，而倒更象是一个牧羊人。
11、奋力挤上末班车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正式开始，作为一个适龄青年，我报名应征。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雄心壮志，只是想尽快地从农村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去坐一回火车也值（之前我从未坐过火车）。令我没想到的是，参军竞争之激烈如同打仗，经过九滚十八跌，我才走进了军营；更没想到的是此去一干就是三十年，把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部队。
报名后，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大队推荐，那主要是村干部说了算法。别小看小小的村官，卡住了你的脖子想痛痛快快地出口气？难呢。当时农村里有几句顺口溜，叫做“惹上支书待不住，惹上队长往死受，惹上保管分不够，惹上会计缺粮户”。村官之厉害，在当时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的命运。
我们村是一个两千口人的大村，公社分给村里的上站体检指标只有是十个，全村够条件的青年几乎都报了名，好几十个人争那十个指标，大伙眼睛都是红的，互不相让，几乎到了打脑子劈命的地步。
为了能顺利地通过村里这一关，我去找了在另一个公社任团委书记的姐夫，他那里的公社书记是我们村人，村干部不会不认他的帐，也不敢不认他的帐。通过姐夫，人家给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写了一个条子，意思是让我过关，抓着这根救命稻草，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地找到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是把那个条子交了去，当时也没得到什么答复，心中一点底也没有。
村里定名额是在一个晚上，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村里的干部，全体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党员中有我的四个亲戚，贫下中农代表也有几个，如果他们为我说话，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会议在大队部召开，我和从小一起长大也报了名的一个伙伴就在门外听着，焦急地等待着结果。大冬天，气温到了零下十几度，可再冷我都不怕，隔着门听着人家对我们的“判决”。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每过一个都要吵吵上半天，家庭成员或社会关系中有毛病的，当场就被“处决”，介于有问题没问题，或问题不大的，就你说你有理，他说他对头，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
一个、两个、三个......，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的伙伴在煎熬的等待中过关了，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可我的心随着一个个地过逐步从肚子里提到了嗓子眼上。第九个过完后，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名额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凉啦，可恨那些亲戚们，连我的名提都不提一声，哪怕是哼上一句，我相信书记和主任会顺着话头去落实那个条子的；当时真有点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急得我眼泪都要掉出来。
正当我觉得毫无希望之时，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我和那个伙伴象作贼似得，连忙逃到了没有灯光的角落。出来的是支书和主任，他们两人嘀咕了一会儿就马上又进了会议室，我们俩丝毫不敢懈怠，立即又跑过去扒着门缝偷听，只见主任放开嗓子咳了几声，等大家稍为静了一点，接着就把我提出来，书记跟着就表示同意。连我都没想到，情况急转直下，所有的人都说我行，看没有反对意见，书记当即宣布散会。随着会议的结束，我的心一下子又跌到了肚里，这时我才发现，大冬天，自己竟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不久我就参加了公社组织的体检，合格后，我又为过公社这一个更难的关而发愁。那时候学校当里我的一个同事和我哥是同学，他在公社有一个亲戚，主管征兵工作，在他的协调下，我找到了人家，门路是有了，可总得对人家有所表示呀，好当时真的是意思意思。而这个意思只有我自己亲自出马了，通过同事我得知一天下午，人家在公社开会，会后要回他所包的大队。
中午，我早早吃了饭，借了辆自行车就出发了。人常说，上天难，上天难，求人更比上天难。这话一点也不假，我骑着自行车在那条路上来回“巡视”，心里不住地演示着见面后怎么样和人家说，咋去表示。每次默默地演示，心都在激烈的颤抖，那是在地狱门前的徘徊，象是在闯一道鬼门关。
时间过得真慢，太阳挂在天上象是被钉在了那里似得，心里有鬼，路上每过一个人都象是被人家看透了一样，人们的眼神里分明在说，这小子在干不可告人的勾当呢。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终于等来了开完会后的那个干部，按我预先想好了的方案，很顺利地干完了那一勾当，接着就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落荒而逃。
我顺利地参加了县里的体检，尽管全部合格，仍然不敢懈怠，每天到县人武部去打听消息，一直到入伍通知书拿到了手，还不敢相信那是真的。那一年，我们村一共有两人被批准入伍，我和我的伙伴如愿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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