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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上文学课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当然两者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必然联系。关于当时的情形确实是有一些要说的。学校成了一个囚笼，把我们完完全全地困在里面了，校警们天天在校门口巡逻，在大墙的上面安上了铁丝网，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象自己全身变成焦黑的样子。
大一给我们上文学课的老师年纪已经不小了，是学校从别的地方请来的老教授，由于“非典”时期的恐慌，每次他走进班级，同学们就将口罩都戴上了。仿佛不是要上文学课，而是要上生物解剖课。老师先是表现出惊讶，而后又摇摇头好象还叹了口气，这样的细节是可以想象到的。只是当时我们都坐在后面，教室的前三排都空了出来，因此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人能看得清。他喝了一口茶，开始讲课。
我的同桌又没来上课，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在上文学课的时候生病。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当时最糟的想法是她得了“非典”，已经被隔离了。这种想法让我心惊肉跳，我和她已经同桌一段时间了，在这样的时刻，人是不可能不替自己担忧的，当然这种真实比较卑微。
前两天刚封校那会儿，我并没有如此的恐惧。有一天我去校门口邮信，那个站得笔直的校警说不可以，可是邮筒就在离校门口大约十步远的地方。如果他的坚持是正确的话，就是说“非典”病毒已经蔓延到学校以外的各个角落，或者说这个校门是有抵御病毒的功效的。后来我到学部开了张证明，说自己拉肚子，那校警就什么也没说。这时我觉得他先前的做法是不人道的，或者说这一张破纸片做的出门证成了驱病的护身符了。这种出门证明后来在校园内广泛流传，并且出现各种版本，比非典病毒更加肆意。在此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智商其实是相当不得了的。
——嗨，给我拿张出门证。
——好，我这还好几张呢，尽管拿去用吧。
当然那之后不长时间就解除了封校。
在我同桌没来上课的时间段里我很是为她担心，这或多或少有些怜香惜玉的味道。我们不应该否认精神上的支持其实是有意义的。
五月的时候我不晓得怎么会那么热，可是她却穿着长袖T恤，外面还有一件外套。当时我已经换成了大背心大短裤和拖鞋这样的行头。
“你这是在搞什么？”
“防非典啊，有什么不对吗？”
其实我早应该想到这一点“可是天气预报说今天有28度。”
“你放心，不会捂出热痱子的。”
在大一的文学课上，老头子问我们什么是爱情，我搞不懂这和文学有什么关系。老头子说，托尔斯泰说过爱情和死亡是文学的两个永恒的主题，可是你们知道什么是爱情吗？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和一群新新人类们谈什么是爱情，我没弄明白他当时的心态。
我的同桌跟我说她喜欢上了一个人。我说那就跟他说吧。她说根本就不可能的，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那就算了吧，勉强对谁都是一种痛苦。
“可是……”
“可是什么？如果你要非得找一个人恋爱的话，选我吧。”
“什么啊？我跟你说正经的。”
“我现在很不正经吗？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就是比较有才。”
“……”
——爱情就是建立在两性基础上的精神交流，其特点是是在使对方愉快和幸福的同时自己也获得愉快和幸福，因此它是一种无偿的奉献。
教文学的老头说考试要考十个定义，可是它的笔记上除“爱情”之外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结果他偏偏没考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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