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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淤村人，1921年出生，这个时候辛亥革命刚过，中华民国政府放成立不久，其父在当地结交甚广，来往之人都是书香门第，而且自己又家庭富有，属于上流社会，母亲也是邻村赫赫有名的李家女孩，正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所以对儿子的入学问题就不象一般家庭那样只要能念“人之初，性本善”就可以了，而是送到了县城里的洋学堂去学物理化。想起当初结婚时候的热闹场面，父亲至今还记忆犹新，儿子呱呱落地时亲戚朋友前来祝贺，找奶妈，请保姆，雇长工，忙得不亦乐乎，到周岁时，又是算命，又是抓周，都说这个孩子将来能念书，是郑家的希望，转眼儿子就入学了，果真成绩不错，有一次老师在上面讲课，郑贻在桌子下面玩牌九，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他站起来立马就说出了正确的答案，因为之前老师连叫了三个人都没有回答上来，所以老师对于他的小动作也没有批评，反而因为回答对了而受到了表扬，郑贻回家就把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不懂得这些新的知识，只好夸儿子能干，但同时也告戒儿子要戒娇戒躁，学习这个东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郑贻则一脸轻松的说：放心好了，凭自己的天赋，靠个高中或大学是不成问题的。就这样，郑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转眼就到了读高中的年龄了。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军阀混乱，民不聊生，种田的人多半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然而生活还是不能富裕，一般家庭的孩子不可能读书，只能随父种田，或学一门手艺，少数的人学会做生意，能够入学读书的，毕业后能混的一官半职的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郑贻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读高中，就读的学校创办于民国初期，本地和外县的一些人都到这里上学，在当地算的是最高学府了。
张永年是在县城停居的一位外地游子，夫妇二人在县城落脚后又谋的一份差事-----收容所所长，想起自己当初时就象个难民，现在又成为了收容所的所长，本着对难民有者切身的体会，所以工作起来特别的上心，收容所是越搞越大，但自己家里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七个孩子，四男三女，都在自己的努力下读完了小学，进入了中学，对于一个收入微薄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女儿日圆已经读到了高中，想起这个女儿，张永年到是十分的欣慰，有着校花之称的女儿身材苗条，面色红润，尤其是一双眼睛好象会说话似的。
在一次学校的文艺晚会上，张日圆唱《梁祝》里的《十八相送》，郑贻操琴伴奏，一曲终了，掌声雷动，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说着自己的演出心得时，这对舞台的搭档才真正的仔细胆量起对方来：站在眼前的是一个十分高挑的青年，肌肤白皙，齿如排玉，说话风趣有礼，特别是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令这位校花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而郑贻早就对日圆倾慕以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接近而已，如今一个二十一二，一个十八九岁，舞台上的完美搭档，在台下这种方式相识，不禁双双情窦初开，对对方既喜欢又害羞，当他们四目相对时，各自心中都有了自己的小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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