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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强有时也为老王这斗南一人讲句中肯的公正话：没这么个人也不行！
投稿不足半年，陈景明收到了一个农机报社邮来的《特约撰稿人》荣誉证书，还收到一本小小的蓝皮的精致的通讯员证。在收到稿费、样报的同时还不时收到一本采访笔记本、一本关于写作的好书等等。８月份又收到报社的一封信，是邀请他这位将被评为全国“农机秀才“的人士参加本年度本报全国通讯工作会议的，问会议费、路费能否解决。陈景明说恐怕不能。报社的刘编辑便往省记者站打电话联系，让农机秀才跟省记者站的人们一道赴会，并要求陈景明写一份发言材料寄到报社。岂知省记者站其实就是省农机监理总站，是一套班子两套人马，他们不便跟一个乡农机员一起赴会，就把电话打到市农机监理站。市站站长便把电话打到县站，让县农机监理站出钱。于是县站长不仅告诉景明县里给他出路费，当然说坐火车吧，就别坐飞机了，还让站上的打字员帮助打印会议发言材料。那发言材料寄给报社由刘编辑修改过再寄回来后，县站办公室的胖女打字员便给打印。打印时她表现得很欣然。她用的打字机不是电脑，那时候还没这条件，也不是露着铅字的老机械式打字机，而是自动式的了。打好后又给油印了2００遍。
会议定在10月1日，后又推迟至10月15日。陈景明13日出发，坐通车经两次签证到达成都。一路上车座下都铺上塑料布躺满了人。景明竟能一路上读书不止。到成都后便有人接应了，由汽车拉到吃饭的地方，然后于傍晚前到达峨眉山大酒店。入店后第一件事是领几件小纪念品。陈景明与同省某县的一位农机监理站张站长住一室。张站长身材高大，说话不藏藏掖掖，说他们的站上外勤执法人员都“能打”；说他们那里执法力度大，一次田检路查时追一辆小拖，小拖竟逃回家去锁了大门，便调来一辆大吊车跨院墙吊，结果遭到全体村民围攻，于是现在执法力度稍有下降；说他们替局长写了一篇“论文”，写完后便开车载了局长大人去某报社送礼，报社一同志当然同意给发表大作，还说恰巧有一本获奖证书哩你们捎着吧，于是局长评上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喜得局长不按行政职务涨工资，而按技术职务涨。
次日开会，接着培训一天新闻写作。上级领导也讲了些实际问题，例如同情基层农机干部待遇状况，说：“远看象个卖炭的，近看象个讨饭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乡农机站的”，要解决制服问题。还有个领导批评了某报的编辑，给一些投稿人发“公仆开会住宾馆”一类的稿子。会议发言时，最后一个按贴在餐厅门上的顺序是农机秀才陈景明最后发言，但因为时间关系，腾出了时间讲旅游安全问题了。
最后只剩下游览祖国大好河山了。先到了峨眉金顶，大雾弥漫。下金顶后去游览别处景点，便有卖香烛的小女孩来死缠硬赖，省局陈局长撵她不去，张站长便为省局长解围，买了一大把分给人众。人群分散后，陈景明与张站长在一起。这时涌现出许多抬滑杆的人，他们走路有劲，腿如木杠砸地，因专心勤劳致富，似毫不觉累。陈景明由于有运动习惯与爱好，在思想意识上又松胯提膝，丝毫不觉累。张站长要坐滑杆，陈景明说：他们抬着人能走，我们空身人不能走呀？不坐。张站长便说有道理。但到下山时张站长要坐滑杆，说：我脚挫了一下子，很疼。陈景明便不能拦阻了。张站长坐上去很怡然自得的样子，并一次次停下来让陈景明给拍照。陈景明反对这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行为，但还是拍了。到了一线天，来一小女孩自荐当导游，张站长欣然同意。最后下山，已不是台阶而是很缓的坡路，张站长又坐上滑杆，陈景明即使练过步法腿脚轻灵，空身人却要不时的小跑才能跟上。这样到达会合地点时，大家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只留一车等他们，其余人已先走了。
次日游乐山。先乘船看大佛，望睡佛，接着入一长洞，出洞后上一巨石站立，下巨石后方知那是佛脚之一脚指头。在景明的思想里，老认为游乐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农民游不起，自己一个农技员就不应有游玩之心，得去陪着父老乡亲吃苦才对。他暗下决心今后要以当年造佛人的决心和智慧去干农机大事业，争当大名鼎鼎的先进工作者。游山观水结束后，会议就散了，别人都买了船票赴重庆，搭伴要在返程去逛别的名山大川哩，景明则径从原路返回。一路上读书不止。
陈景明去县站报销，站长只说了句这笔钱不少哇，再没说啥。陈景明故意逗留一会儿，中午去街上买了两瓶四川酒去送给站长。他舍不得将会议上发的两瓶泸州老窖送他，要留给光帮自己家干活的姐夫们喝。酒送至站长家，站长躺在床上身没动，但嘴动了，说怎么还给我买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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