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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场站进出口业务在老港区和新港区同时运转起来，其原因就是为了保证货源不能丢失，人员、设备不能一步到位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郭亮继续干起了装卸工和联络员的工作。
入春以后，天气越来越暖和起来，但街头上、轮渡上戴口罩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起来。有一天，郭亮在轮渡上听周围的人们在议论，非典型肺炎就是SARS病毒，非典在2002年11月就已经在广东佛山发现了第一例病例，去过广东的人又将病毒带进了北京，广东和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后，疫情继续蔓延其它省市。2003年4月下旬，北京市中小学宣布放假，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中央财经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开始封闭隔离。因此，马路上的车辆和人流一天比一天减少，歇业关门的餐馆越来越多，商场没了人气，营业额直线下降，口罩开始脱销。然而，局部的抢购风潮又使很多货架米面油被一抢而光，连方便面都成了紧俏货，消毒液，消毒毛巾告急。
郭亮坐在客舱里，客舱门上贴着：本船已消毒的字样映入眼帘，周围偶尔也有戴口罩的乘客。大多数乘客并未现出太介意的神色，毕竟在这座城市里目前还没有出现患有非典的病人。尽管如此，郭亮下船后，马路边临街的许多饭店已现出生意十分萧条的景象。有的饭店门上贴着本店已消毒的告示，却无人光顾，有的酒店干脆关门歇业了。行驶在马路上的公交车的车窗多数都大敞开着，以便使车内通风顺畅，防止传染。
西海岸，场站在港区内的操作室迁到了港外，栾姐、赵哥、小吴都在一起办公了。几个月里，郭亮经常往返于新老港区，有时坐轮渡，有时乘集装箱运输车，不是搬运办公设备，就是传递进出口单据、资料等。
市民戴口罩的越来越多了，许多人的脸上有了戒备的神色，骤然而起的传闻有了证实，一个已被感染的外地非典病人闯入了本市。轮渡码头、高速公路入口出现了检疫人员，每一位乘客都得接受体温器械的检查。凡发现体温不正常的人都得强制留下来，再做仔细的检查，郭亮有几次差点被扣住不放。
场站每天都有专人负责登记员工的健康状况，郭亮也不例外，甚至有人对他也有了疑虑的目光，这就是城里人的狭隘，凡是外勤的差事谁都想支使郭亮去干。城里人狭隘的目光并不是出在出口室，而是在箱管室，因为郭亮传递的单据有一部分是箱管室的。刚开始，郭亮给箱管室送单据时，还没有人拒绝他进入办公室。没隔几天，有个主管竟然提出让郭亮从窗口递单据。郭亮忍了，暗暗诅咒主管会有难堪的时候。
果然有一天，箱管室的主管同部下争吵起来，原来主管患感冒了，还偷偷来上班,有人要打电话报告场站领导。
电话响了,郭亮怀着看热闹的心情溜进了房间，有人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话，片刻,两位新上任的站领导匆匆来到了箱管室。正站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一番主管,催促主管马上回家，而且要求主管明天还必须来电话，如实将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报告给站领导。主管尴尬地走了，郭亮在暗笑时，站领导接着召集室内操作的员工们开会。
会上，正站讲了自己最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新任的站领导为了进一步了解货源情况，为了揽取货源，亲自到货代、船公司登门拜访。正站到了第一家货代公司，公司经理明明就在办公室里休息，还是借口工作繁忙，拒绝接待正站的来访。正站到了第二家货代公司，公司经理从接客到送客，甚为冷淡。正站怀着纳闷的心情又去了船公司，船公司经理面子上还过得去，只是谈到请客吃饭，却有些犹豫不决了。两天下来，正站连续跑了几家公司，公司的经理大都失去了应有的热情。最后，站领导邀请几位客人去了酒店，客人提出了分餐制，就是各用个的碗筷。临走时，一位客人又毫不留情地告诫正站，非典时期，尽量少拜访。正站这才恍然大悟，结果是正站请了客，客人非但不领情，反而欠了人情债。
生意场上的外交乏味了，场站的管理却紧了。操作室的大门口刚贴上：外来人员请勿入内的字样，第二天，两位货主坐着吉普车进了场站，没料到，车刚停在操作室的门口，便遭到场站里的两个有关人员的阻拦：车不能停，人也不能下车，立刻掉头开出场站，不管你是上帝，还是皇帝！天王老子也不如我说了算！
货主火冒三丈，刚下车又被推了上去，差点将戴着金丝白框眼镜的货主气得要晕过去，原因是车头挂着是北京的车牌号。被怀疑的人其实不是北京人，任凭你再三解释也是白费口舌，谁让你欠考虑，非开北京的车，实在对不起，北京人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这就是非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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