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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刘说，兄弟，你让我哭会吧。
我说，大刘，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哭啥呀，有车子有房子有妻子有票子，再把兰子的肚子搞大，生个儿子，不就五子登科了吗？
大刘说，我是有苦说不出呀，我活得不容易呀。
我说，大刘，你还把我当兄弟，你就有话好好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憋在心里算什么事呀。
大刘吞吐了好久，才说，兰子得了病。
我说，大刘，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你才有病，如今谁不得病，有病治呗。
大刘说，她得的是艾滋病。
我大惊，什么？
我恶狠狠地擂了大刘一拳，“准是你在外头鬼混，行为不检，染上再传给她的吧。”
大刘没有避开，痛苦地说，我宁愿得病的是我呀。
我正要问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但大刘只是痛苦地痉挛着，双手抓挠着为数不多的头发，不再说话了。
一个大男人蹲在地上痛苦不堪，另一个男人在旁边焦躁不安。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中国的好奇心及窥探欲望确实很强。闹新房，有些地方还流行听房就是这种欲望名正言顺的表现。鲁迅先生对此就有过形象的描述：街上，一个人手放在脖子上，头仰视着天。另一个人见了，想，这个人在看什么呢，俺也瞧瞧，于是他也学这个人的样，手放在脖子上，头仰望着天。后来整条街的人都是这种姿势，使劲地朝天上看。第一个人回头一看，直纳闷：我挠痒痒，怎么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的痒呀？
我不想继续沦为别人观赏的景物，拉起大刘逃也似地冲出了包围圈。来到了大刘停车的地方，这个地方人不多，经过一番奔跑，大刘的酒也醒得差不多了，关于兰子的事也闭口不提了，我知道，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苦衷，也不多问了，只是拍拍他的肩，
“兄弟，无力回天的事就顺其自然吧。你自己要好自为之，多保重。”“用得着我的地方，说话。”
大刘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正准备开车离开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一个妖艳的女子，倚在大刘的车前，摆出一幅妩媚的样子，对我和大刘说，“先生，玩玩？”
“多少钱？”大刘问。
“五张吧，”那女子望望我，又说，“一拖二，八折优惠。”
“滚”，我喝斥她。
“别这样，兄弟，人家也不容易。”大刘说。
“是啊，我们也是服务行业嘛，”她又指指前面，“我们的门面在前头，还有漂亮些的，还有大学生呢，不过价钱贵点。质优价高，货真价实，任君挑选，保您满意。”她做起广告来还蛮顺溜的，看来这个职业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大刘显然动心了，不过可能我在场还有点忸怩，我说，大刘，你去吧，我在车里等你。
大刘于是跟着这个女子走了。
写在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矫情？或者是当时实际去了只不过写进小说时得了便宜还卖乖日了婊子还在这里立道德牌坊？
我老实告诉我的读者们，我这个人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一个男人的担当还是有的。做了我会坦诚地复原事实真相，没做我也不会为了吸收眼球而虚伪地承认。
我当时没去嫖妓的原因并不在于我有多么的高尚，我毕竟是生理和心理都很健康的男人，不可能不需要女人。
对于嫖妓，我根本就不爱好，也不感兴趣。嫖妓不安全，有感染各种性病及被“扫黄打非办”抓捕的危险。
最主要的是，嫖妓尽管能解决身体的一时需求，但两个不相识的男女之间的一种纯粹的动物行为永远也无法解决心灵的孤独。
解决心灵的孤独只有通过两颗心的撞击才能实现，而不是身体的撞击。解决身体的需求却并非只有嫖妓一途。性学家告诉我们，就性的快感和安全性而言，手淫远甚于男女正常的性行为。
所以我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把手淫作为一项全民健身运动，很自然很健康地鼓励和推广。
到那时，你可以在商场，在银行，在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堂，甚至在大街上，很随意地看到别人一边工作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边手淫，态度认真而随和，表情平淡却也不乏应有的丰富，就如同我们饿了吃饭并不回避其他人一样。
大刘是一个物质上的追求甚于精神上追求的人，对于他的嫖妓，我不仅理解而且支持，男人嘛，需要发泄，况且兰子得了艾滋病，这方面肯定会十分慎重，晚上他对兰子多半是可望不可及。不是饥渴难耐，大刘也不是个堕落的人。
让我担心的是，大刘去了三个小时仍没有回来。我拨通了他的电话，
“兄弟，救命！”
电话那头大刘有气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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