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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帝国
通常意义上，“帝国”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标准：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秦和汉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鲜明，可算是典型的古典帝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
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一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易守难攻。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凭借上述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的蚕食、扩张，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到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了中国，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代代相传，“至千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王国，实行郡县制，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从后来的历史看，秦始皇最重要的改革是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和货币。这些改革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秦始皇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力量积极扩张，他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向东扩展到大海；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长城，这种扩张在他死时还在持续。
秦帝国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他的生命非常短暂，只有十五年。但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经过汉帝国不断的完善，绵延不断的流传了下来。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体上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具有数百年的历史，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
所有具有辽阔领土的帝国都有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抑制因过度扩张而造成的离心倾向。秦帝国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显然缺乏处理此事的经验。“焚书坑儒”此时出笼也就不奇怪了。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让所有读书人闭嘴”，是秦始皇控制思想的手段。秦的迫害阻抑了东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对于秦的迅速灭亡，史学家一致归结于始皇的暴政，可以看得出这是贴着儒家标签的说法（儒家一向主张君主应守道德、施仁政），这与后世史学家多出自儒家不无关系。当然始皇的暴政是使秦迅速灭亡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但笔者以为，另外两个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过度的扩张和大兴土木掏空了国家的经济。有秦以来，就扩张不止，与此同时，秦始皇修筑长城、建阿旁宫、掏兵马俑。这些工程无一不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庞大工程。国家经济的空虚，势必加重百姓的赋税，引发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旧有诸侯和贵族垂死之前的致命反击。前面说过，商周时代的诸侯国多是在部落基础上发展成型的（见周王朝），有着很深的根基和势力。事实上陈胜、吴广之后，各路义兵都或多或少的打着旧有诸侯旗帜。这也是为什么项羽灭秦后又恢复了分封制的原因，因为郡县制本身就是他们反对秦朝的内容之一，而且各路义兵本就来自全国各地，不是项羽的嫡系部队，
也只有分封制才能安抚这些义兵。
继秦而起的是汉帝国，汉帝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充分汲取了秦的教训。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而汉皇帝则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只有寥寥无几的功勋卓著的异姓封王，并且都没有好下场），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诸侯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行政区之间。这种自上而下分封的诸侯国与商周时代由原始部落形成的诸侯国已有很大不同，就像温室里的盆景相比室外的青松，其扎根的深度相差甚远。秦帝国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已经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扫除了这些诸侯生存的根基，也为后来的汉帝国扫除了最主要的障碍。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推恩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推恩令”的推行中间虽有曲折，但最终被平息。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感。因之，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后的汉帝国则聪明的利用了儒家思想这一工具。而儒家思想也确实在思想的控制，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方面表现非常出色。汉帝国还发明了一项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独特非常先进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这种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由于它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的文职人员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而儒家思想和考试的结合，就意味着只有信仰或钻研儒家学说的文人才有机会通过考试来达到辉煌腾达的目的。汉帝国通过这种手段成功的达到了禁锢思想的目的。诸侯林立，以门客形式网罗人才的东周时代，孕育了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思想黄金时代，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却是思想争鸣的终结，尤其到了汉帝国，儒家开始成为独一统的宗教，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彻底远去。（笔者在此想说说当前的英语四级考试，在中国，英语四级是与学生的前途紧密相关的，不仅关系到学生能否成功毕业，甚至连就业单位，大城市的户口，考公务员都以四级证为依据。既然英语四级能如此决定学生的前途命运，就不难理解在中国为什么全民学英语，专业课反而成了副业，语文更是可有可无，索性不设立这个科目。似乎教育部门要求每一位大学生都要兼职成为翻译员。如果说设置英语四级最初的目的是想走出去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这笔者完全能理解。但在这个规定执行了如此长的时间，世事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部门依然一成不变，没有进行任何调整，笔者只能说这是教育部门的严重行政不作为。此为题外话，不再累赘。）
汉帝国发明考试制度的初衷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无法得知。但不管怎样，虽然考试制度充当了思想控制的工具，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考试制度的发明在当时的进步性和领先性。因为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所以穷人的子弟也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阶层。这样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政府人员是通过考试来选拔的，这就意味着官僚这个特权集团不再是世袭的。被选拔的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种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当时其他文明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或许考试制度的推行是汉帝国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考试制度在中国一直沿用，世界其他各地也开始采纳了这一制度。
汉时期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汉朝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像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著名的有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几乎在秦王扫荡六合、统一中原的同时，匈奴也击败了强大的东胡和月氏，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到公元前200年，中原统一的农耕民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统一的游牧民族政权的较量开始了。汉高祖挟楚汉相争取胜之威，率32万步兵征讨骚扰长城一线的匈奴，匈奴以百千老弱士卒诱之，高祖孤军深入，却陷入“白登之围”。高祖刘邦是如何脱身的，直到如今还是个迷。“白登之围”后，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直到公元前141年，“好战”的汉武帝开始反击匈奴。
公元前139年，伟大的汉武帝派官员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共击匈奴的盟友。途中联络到了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由于新地肥饶，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愿东来再与强大的匈奴为敌；汉使者见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国，不过，随身带回了过去希腊文化的象征葡萄树苗以及大量有关西域地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
汉武帝接连派出好几支远征大军去讨伐匈奴，最后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归顺，或者逃往沙漠地区。事实上，正是汉帝国的胜利，引起草原东部游牧部落向西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汉帝国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骞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汉朝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从此，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1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紧跟在军事胜利旗帜之后的是贸易。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证，人们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团的活动而大为发展。各国使团出访时，根据当时的风俗，携带本国特有的物产作为礼品。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习惯和欲望，为私人经商打开了通路。对于中国丝织品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这些货物由商队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运送。“丝绸之路”的主线自中国西北部的长安（西安）开始，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道沿盆地的北部边缘，一条道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越帕米尔高原，穿过位于俄国土耳其斯坦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汉帝国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匈奴？笔者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先不论观点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推敲，罗列如下。
汉帝国战胜匈奴，首先得益于秦帝国留下的万里长城，这使其在最初处于军事劣势之时，能依靠长城坚守防御，同时辅以和亲政策和金钱朝贡，为汉帝国的修生养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宋王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幽云十六州的失去，使其先天不足，包括京师在内的中原一直处于游牧民族兵锋所指的威胁中。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汉帝国非常重视骑兵的建设和军事技术的改革。在修生养息的时候，汉帝国就通过边境贸易引进良种马来改良马的品种，在最初的战争中，大将卫青的主要目标也是缴获对方的战马。西域的控制更为汉帝国提供了绝好的良种马的基地。为了获得汗血宝马，汉武帝甚至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汉帝国还发明了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弩，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通过这些改革，汉帝国与匈奴的军事实力对比已经相当接近，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领先匈奴。当双方的军事力量相当时，比的就是经济基础了，这恰恰是中原帝国的优势。最后一个原因是双方国家制度的不同决定了战争的走向。继秦而起的汉帝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能够举全国之力，最大限度的调度资源来进行战争。而此时的匈奴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北方，内部仍然是部落、种族林立，“单于”的称号类似于草原部落的共主，国家机器的结构尚不成熟。这些缺陷无疑消弱了游牧匈奴的实际战斗力，在境况不利时也极易分裂。
对匈奴之战持续时间长达一个世纪，是汉代规模最大，也是最具重要意义和影响的战争。对于汉帝国大破匈奴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国的疆界远远的扩展到了西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雏形。胜利也打开了丝绸之路，打通了一条世界贸易的大动脉。一系列重大战争的胜利，竖立了帝国的军事威慑力，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周边的游牧民族轻易不敢犯汉边境。但是长期的战争，使帝国的资源消耗过度。为了应付危机，帝国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这些措施虽然能临时对付支出，但却使后继者们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为帝国后来的衰弱埋下了伏笔。
对匈奴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的传播。战争虽然在国家之间有疏远作用，但在技术上却相互启发。文明中心要想遏制住边境上的蛮族就免不了打仗；但是，打仗反而用自己先进的战争技术训练了蛮族。战争技术比其他领域的技术传播得更快、更深入；在各种输出品中，武器比其他工具传播得更早、更远。伴随着战争传播的不仅仅是军事技术，还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漫长的战争中，游牧民族学习并掌握了中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开始“以汉制治国”，到宋王朝时北方的契丹和女真其建国的制度与中原已无多大差异，社会也走上了半定居半游牧的形态。不论是军事技术还是政治制度，都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相互复制。只有一项是无法相互复制的，那就是双方地理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资源的不同。地理条件的不同，在决定了中原的富庶的同时，也赐予了游牧民族一项战争的利器——马匹。马匹在中原一直水土不服（见《商文明》），汉朝时期虽然引进良种马改良品种，但繁衍数代之后就退化，而草原的游牧民族却拥有取之不尽的马匹。当双方的军事技术和国家政治制度相当时，马匹就成了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了。这也是为什么游牧民族在后期与中原的对恃中逐渐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直到军事武器的技术发展到马匹在战争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时，游牧民族才彻底从历史的舞台退出。
注：本章参考和引用了《全球通史》上半部第十章部分内容，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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