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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蛮为何战胜了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有个令很多史学家难以理解的现象，即：相对文明的国家民族却往往被相对落后的民族部落打败和征服。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冲击下，终于灭亡；在东方，经济繁荣的宋、明两朝，却先后亡于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史称“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是中原汉族屈辱的血泪史；贫瘠落后，人口稀少的蒙古部落，却横扫整个欧亚大陆。野蛮为什么战胜了文明？仅仅归结于破坏比建设容易也许过于简单。对于宋明两朝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论调是朝廷的腐败，君主的懦弱无能。仅仅是各朝皇帝才能的差别导致国家实力的天壤之别吗？背后是否有某些规律在支配着中国封建王朝衰落的轨迹呢？我们可以试着从军事和经济两个角度来分析。
1.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
《史记》记载，“西域国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意思是这种汗血宝马的祖先是天马的儿子。传说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天马，人力不可得。于是大宛人将五色母马放在山下，五色母马与天马相交，生下的马驹就是汗血马，因此汗血宝马又称为天马子。为了得到这种传说中的神奇宝马，汉武帝两次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谨获骏马三十匹”。后世史官对此斥之“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汉武帝的“夺马战争”完全否定也许有失偏颇。看看现在的老美对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喋喋不休时，你就不难理解汉武帝此举的图谋。因为马匹在冷兵器时代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亚于现在核武器的作用。
位于中国北部的草原地区是世界上盛产马匹最多的地方，先天的独特地域和气候，为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悍的马匹。“马背上的民族”有着相对其他民族天然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是先天性的，不对等的。具体表现在：正面作战时，骑兵的冲击力强与步兵，骑兵的速度优于对手，侦察地形和对方虚实强于对手，找到对手的薄弱之处时可以迅速集结大量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形成局部战区的绝对数量优势，以众击寡；遭遇强大对手时可以依靠马匹迅速分散，逃出对手的打击范围，把伤亡减低到最低程度，保存有生力量；这些特点使得游牧民族可以自己选择战场，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和时为民，战时为兵，备战动员非常简捷迅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的全国性征兵则耗时很长，战备反应迟钝。另外游牧骑兵在补给上也有着天然的优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粮草补给对汉族军队的重要性。官渡之战中，乌巢付之一炬，袁军不战自溃。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几乎不用提供军事补给，当他侵入中原时，汉族的定居生活方式使得游牧部落可以轻易的通过烧杀抢掠获得军事物资。陷入困境时，他们可以喝马奶，甚至杀死马匹吃马肉充饥。而对于汉族军队，当他在本国境内防御时，军事物资主要来自官府的征调，当他反击深入游牧部落的领地时，道德伦理，礼仪律法的束缚，使他们难以采取劫掠的方式取得军事物资，即使想劫掠物资，游牧民族的游牧方式也让汉军无处可劫。陷入绝境时，以步兵为主的汉军没有马奶马肉可供充饥。而此时漫长的补给线，反而成了对手的攻击的目标。可见，游牧民族的与农耕民族不同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其军事补给的先天性的优势。
2.长期的战争对文明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更为严重
中原文明在遭遇游牧民族侵略时有一个不利因素，即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对经济结构复杂的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影响。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而文明社会的力量则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旷日持久的对峙将会使文明社会承受巨大的负担。常备军数量的增加就会导致人民捐税压力的增大，从而导致经济生活的逐渐瓦解。
不仅长期战争对文明地区和游牧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双方社会的组织程度和组织方式也影响了各自不同的战争后果。游牧民族军事集团骚扰文明居民社会所造成的混乱远远大于帝国军队对游牧民族社会的报复性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帝国军队要想给游牧民族敌人以致命打击是很难的，因为它很难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当大军逼近时，他们只要收拾一下行装就马上转移了。即使已经定居的游牧民族社会，情况也差不多，因为当地的生活资源虽然很容易被一次袭击所摧毁，但也不难恢复。在文明程度不同的两个敌对方面的战争中，文明程度高的一方往往赢得胜利却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战争已经把他们拖垮了；反之，文明程度低的一方往往遭受失败却无损大局，因为社会组织落后反而天然地具有很强的恢复能力。经济的落后反而使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财产；既然在与邻近文明社会打仗时不会失去什么，他们也就不怕长期对峙，不在乎敌对行动的升级。在边界拉锯战中，交战双方获得的物质后果明显不同。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双方士气的消长中。对于处于守势的中原文明社会来说，永无休止的边境战争不仅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无法解决的政治军事问题的长久焦虑。但是，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战争却具有相反的意义：它不是负担，而是机会，不会引起焦虑，反而让人热血沸腾。这种军事较量总是困扰着文明的一方，当他们束手无策时，更觉得大难临头。反之，这种军事较量则成为军事化了的游牧民族的活力所在。这种悬殊的心理状态不断发展，使得文明一方终归在劫难逃。如果说游牧民族最初是为了避免被文明社会征服或消灭而不得不学习自卫本领，那么当他们增长了作战能力，在自己的领土上逐渐取得了军事优势时，他们就会禁不住把战争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用刀剑来耕种和收获是更划算的事情，因为文明社会现在已经处于守势，游牧民族可以用劫掠或坐领津贴来榨取它的财富。而且，这种以军事为主业、以游牧为副业的生活更适合他们的天性。这样，游牧民族在经济上不再自足自立，而成为长城另一侧文明社会的寄生虫。
3.中原文明的防御
那么如何抵御游牧部落这支来自北方的心腹之患，这也一直是让中原王朝历代君主寝食难安的难题。
“孟姜女哭长城”这个中国民间的传说表达了底层的劳动人民对封建制度的血泪控诉。中国史学家也以此来说明秦始皇的暴政。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秦始皇不是第一个修长城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不约而同的筑长城以抵御北方入侵者，至秦统一六国后，举全国之力将各诸侯国修建的长城连成一体。在此长达后数千年的时间里，长城屡毁屡建，今天所看到的北京周边的长城乃明朝所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为何历朝君主(游牧民族的政权除外)都不约而同、不遗余力的修筑长城？筑长城是一件非常消耗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工程，在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古代中国，极易使国家财政衰弱甚至崩溃。我想各朝君主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许只能如此解释，那就是：迫于军事的劣势，据险要之处筑长城以拒北方入侵者，在当时是不得以而为之，且行之有效的方法。长城对百姓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但对统治者，则是保障其既得利益不受外敌掠夺的重要屏障。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长城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行动飘忽，但因长城的存在，他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好像人类可以安心睡在砖制房屋里，而不用担心猛兽的侵袭一样，只要长城没被突破，边民便可安心从事生产活动，而不用担心游牧部落的随时掠夺和屠杀。中原军队即使在反击时越过了长城边界，通常也是选择退守长城要塞。因为暴露在长城外旷野上的军队不仅很难寻找到游牧部落的有生力量，反而使自己成为敌方的攻击目标，同时要维持塞外的驻军势必消耗高昂的军费，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
但仅仅依靠长城是不够的，为了弥补自己军事上天然的劣势，中原王朝通常两种方法可循：充分运用自己优于蛮族的组织和技术来遏制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
组织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由松散的诸侯分封制走向了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国走向封建中央集权制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要说清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中央集权制是一把双刃剑，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朝廷的财政收入；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抗衡北方的入侵者。不难想象，冷兵器时代，一个分散的中原王朝是很难抵御凶猛的草原部落的。在没有新的技术出现，没有能有效消弱、遏制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的武器出现时，也许这是当时唯一行之有效的选择。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组织的改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他并没有催生出军事上的技术进步，并没有真正在技术、武器上扭转劣势，所以这种组织的改革只是延缓了王朝灭亡的时间，并没有挽救其覆灭的命运。从职业的眼光看，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值得赞赏，但对平民百姓却是严重打击。庞大的官僚和军事体制需要有一个压榨性的税收制度来维持，而这种税收制度则部分地依赖于前所未有的稳定物价制度，结果造成了社会的严重破坏。过度的压榨遏制了社会的生产力，使社会失去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皇权至上”、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挤压了资本主义成长的空间。
中国为什么走上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对此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推行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一家。一个有趣现象就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欧亚大陆上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几乎都围绕在游牧民族的大本营——辽阔的大草原周边。中国是最接近东部草原的文明，集权程度也最严酷；依次就是沙俄和东欧诸国，接近草原的沙俄一直是欧洲的另类，游牧民族出身的德意志则是军事建制的帝国。而欧洲西部英、法两国距离草原中心最遥远，政权的结构也最松散，近代的资本主义革命也起源与这两个国家，欧洲最西端的英国离草原最远，在航海技术尚不成熟的古代，海洋和英吉利海峡环绕的大不列颠岛形成天然的屏障，东部的游牧民族鞭长莫及，使其一直保持着“原始稳定”的农牧庄园制；并不是很宽的英吉利海峡使其不过于与世隔绝，能主动吸收欧洲大陆的文明。各种因素造就了这个岛国，使其成为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基本与其离草原中心的半径成正比。仅仅是巧合吗？也许只有一种解释比较可信，那就是：凶猛的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迫使草原周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不同程度的采取了封建中央集权这一“速成”的制度。
除了组织的变革，中原文明还不遗余力的寻求技术上的突破——至少在军事武器的技术上是如此。现在的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发明了火药的中国，竟然把本应成为先进武器的发明，白白浪费在烟花炮竹的无意义娱乐上。其实不然，历史上，满清以前的中原王朝一直都有重视军事技术改革创新的传统，而为了抵御北方凶猛的游牧民族，军事先天不足的中原王朝更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的发展基于火药的武器——火器。最早的火器——“突火枪”出自宋朝，最早的金属管枪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出自中国还是阿拉伯，笔者倾向于是中国发明的，因为宋王朝是当时世界金属冶炼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详见《宋王朝》）。但我们应当看到，这些热兵器的雏形还很不成熟，就像最早的火车还跑不过马车一样，早期的火枪的杀伤力还不如弓箭。西方武器专家T.N.杜普伊给出了兵器的“理论杀伤力指数”，根据兵器的射程，发射速率，精度，可靠性等，总结出来当时各种，弓弩和火枪的理论杀伤力指数如下：普通弓：21、长弓：36、十字弓：33、火绳枪（16世纪）：10、17世纪滑膛枪：19、18世纪燧发枪：43。可见1617世纪主要装备的火枪的理论杀伤力还不及普通弓箭，更不及连弩了，一直到18世纪才超过。事实上，火器从发明到成熟也经过了数个世纪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关于中国火器发展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搜索《中国古代火器的发展》。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转载了。
二、文明进化论
前几年，《狼图腾》一书风行国内，书中宣扬“狼性”，鄙视“羊性”，认为中原的农耕民族是羊，游牧民族是狼，所以农耕民族经常被游牧民族征服，在游牧部落这个兄弟民族的不断“输血”下，才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笔者无意在此对姜戎先生的“疑似种族优越论”和他所独创的“输血论”进行辩驳。只是惊诧于这种论调竟然得到很多主流媒体和“精英人士”的认同，例如央视名嘴白岩松。
笔者在前面说过：无意驳斥姜戎先生的理论。但我有义务在此提醒几个被姜戎先生忽略了的事实。因为事实真相的不全，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这种片面的结论通过《狼图腾》的影响力来传播，很容易误导公众的认知，进而影响公众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第一个事实是：游牧民族的所谓“狼性”是建立自然基础上的。游牧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恶劣，人口的增长、生存的压力迫使其向周边文明转移。最初游牧民族是以难民的身份迁徙，边界的设立迫使其只能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达到目的。在长期的战争中，游牧民族欣喜的发现拥有大量的马匹，弓娴马熟的自己在战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和主动权，既然通过战争能获取比生产更大的利益。那么走向军事化的帝国就不可避免。这种军事化是以不事生产，经济倒退为代价的。而生态环境的恶劣，经济的落后，也就使其无所谓经济的牺牲了。就像狼不扑食就要饿死一样，生存的压力、依仗着天然的军事优势，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就成必然，与所谓狼性无关。
第二个事实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并不是姜戎先生所说的那样像羊一样软弱，任“狼”宰割。恰恰相反，与草原周边的其他文明相比，中原文明这个紧邻草原的文明是受游牧部落侵略最早最频繁的苦难深重的文明，也是反击最坚决，最彻底的文明，是唯一在冷兵器时代能够进入草原权力中心腹地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和游牧民族对恃长达数千年的文明。中原文明的每一次成功的反击，都迫使草原的东部游牧部落舍近求远转而西迁。我不知姜戎先生是否知道西方历史所称的“黄祸”，如果没有，建议你看看《全球通史》。相对于中原民族面对侵略时的见惯不惯和沉着冷静，游牧民族的每一次西迁都引起欧洲的一片恐慌和颤栗。欧洲民族是姜戎先生所推崇的“更具有狼性的海盗民族”(《狼图腾》语)。遗憾的是，面对来自遥远的草原部落，我并没有在历史的字里行间里找到什么“海盗民族的狼性”精神来。游牧部落的入侵时常造成欧洲文明结构的崩溃和中断。入侵的游牧部落往往是亡于尾随而来的更凶猛的部落，而不是死于欧洲的反击。直到后镗式速射型的火枪出现，欧洲才依仗先进的武器开始全球的征服。
如果非要把游牧民族比做“狼”的话，那么把草原周边的文明比做“人”——正在由猿猴进化为人的“人”更为恰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的进化法则同样适用于文明的发展。比较一下人类的进化历程和文明的发展进程，就会发现二者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迫使树上的猴子来到地面寻找食物，来到地面上的猴子更容易受到猛兽的攻击而成为猛兽的腹中食。直立行走，骨骼的空心化使人类奔跑速度加快，更容易逃出猛兽的追捕。在漫长的与猛兽斗争的过程中，在无数的古人类葬身猛兽之腹后，古人类发现了火可以驱逐猛兽，遂晚上伴火而眠，白天放火烧山，山上来不及逃出被烧死的猛兽就成了古人类的食物。在此后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人类找到更多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如修筑坚固的巢穴以防猛兽的偷袭，如投掷石块，手持棍棒恐吓兽类。长矛和弓箭的出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使古人类彻底扭转了人与猛兽之间的优势，成为万物之主。文明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经济活动增加，人口的增长使有限的土地无力承受马匹的放牧，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文明进入了农耕为主和畜牧为辅的社会阶段。而这种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却是以牺牲马匹为代价的。恰恰是马匹的减少让文明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中处于军事的劣势。而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于降雨的稀少，生态环境的限制，无法从事农耕生产。迫于生存的压力，依仗马匹这一利器，游牧民族四处掠夺、扩张。与古人类的进化历程类似的是，文明在发展的初期经常受到游牧民族这一“猛兽”的侵袭和征服。猛兽攻击古人类的本钱是强壮的身体和尖牙利齿，游牧民族征服文明的本钱是马匹这一武器，两者共通之处就是都是依仗自然赋予其本身的天然优势。就像长矛和弓箭的发明使古人类彻底摆脱了猛兽的威胁一样，后镗式速射火枪的出现让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荡然无存，进而彻底衰落。文明就像古人类一样，依靠智慧和技术的进步最终战胜了对手。
人类刚刚摆脱猛兽的威胁，却又陷入了来自同类的更大威胁，如：种族相残，战争的恶魔，阶级的压榨。文明社会在刚刚摆脱了游牧民族的威胁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更多来自文明内部本身。
火的出现给人带来光明的同时也被人利用成一种酷刑；青铜、铁器的发明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成为杀人利器。科学这个怪物就像潘多拉魔盒，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威胁。核武器的幽灵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人类的头顶。克隆技术的出现更是挑战道德伦理和自然法则的底线。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活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
另一方面，文明不断提高的同时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索求的幅度不得增大。如果说以前人口的膨胀是增加地球环境压力的主要因素，那么现在已经退居次要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位人口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呈几何级的增加，单位人口消耗资源幅度的增加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增加所带来的压力。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已远远超出地球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而人类的贪欲却永无止境。资源的枯竭，全球气候变暖，环境的恶化，文明将死于自己的贪欲？也许并不只是危言耸听。文明将走向何方？也许是该考虑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了。
注：本章第一大节一小节部分引自网上言论，作者不详。第一大节二小节摘抄自《历史研究•蛮族的历史》，作者阿诺德•汤因比[英]。其他都是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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