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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医生和护工们开始各自交接班，大概天亮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护工胖胖也上班了。胖胖是山东人，大家都叫她胖嫂，她真名姓什么叫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不过，在重症监护室里能叫她胖嫂的病人还真不多，大多是病人的家属这样亲切称呼她的。
记得我刚进重症监护室后清醒过来的时候，她正准备为我的病床换床单。
医院换床单不像我们平时在家里那样换床单方便，因为床上都躺着病人，有的还不能随意的翻动。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病人身上连着输液管、引流管等各种管子，不能压了或折叠了。一般情况下要把病人轻轻的翻向一边，然后先抽出旧床单折向一边，铺上新床单，然后再把病人轻轻的翻向另一边，抽出旧床单铺上新床单。
这是我采访时，曾经看到医院病房里换床单的一个步骤。
而我现在因为是“脑出血”住院，医生交代过头不能乱动防止新的意外。现在要为我换床单，岂不是要把我翻来翻去？
我对着这个护工大声说，我不换床单，不换床单。说是大声，其实这个声音也许只有我自己能听到。
胖胖外表看上去线条很粗，没想到她开口说话却让人感到一种信任感。略带浓重山东口音的普通话，缓慢的语速，凑着我的耳朵慢慢的道出她的意思。
“你是新病人吧，你放心，我们是经过专业培训过的护工，而且是专门在重症监护室进行护理工作的。”
她接着继续说。
“我们换床单的时候，保证不会翻动你。”
也许是她说话语气让我安心，还是她的说话时的眼神，使我对她建立起一种信任感，我轻轻地点点头。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令我有一点吃惊，她一个手托住我的头颈，另一个手伸到我的臀部，然后轻轻地把我托起，另一个护工手脚麻利的换好了床单，还没有等我缓过神来，我已经躺在还带有皂香味的、干净、洁白的床单上了，前后大概不到三十秒钟。要知道我虽然不胖，但一百三、四十斤的体重，一个人要托起来恐怕也是要有一点工夫的。
随后，她对我笑了笑向另一张病床走去。
我无意中对她的背影看了一眼，竟然是那样的结实，两张病床间的通道她要侧一下身才能通过。要知道这是重症监护室，为了便于抢救病人时仪器、设备便于通行，原本这里的通道就比较宽的。
我现在才明白，大家称她为“胖嫂”不仅仅是她体态胖，更重要的是她受到大家的信任，“胖嫂”是大家对她的一种尊称。
看到了“胖嫂”不知怎么地我又想到了那个年代。
第一次抄完家以后没几天，我母亲的大学里又来了一队红卫兵，领队的是一个大学生。而校外又来了一队红卫兵，领队的是一个胖女人。他们都是到我家来闹革命的。这两队红卫兵为争夺我家的批斗权而大打口水战。一队认为我们属大学管辖，因为我母亲是大学的教授，而另一队则认为属他们管，黑帮家人人可以抄。
当时造反派做任何事情都要引用最高指示，意思是用理论指导行动来证明每件事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才做的。如果错误理解或引用不当，老人家也拿他们没办法，当然造反派也不会有什么责任。
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胖女人领读最高指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时，在场的人都摆出一副比较严肃认真的表情，跟电影中一喊：“总裁手谕：”，底下将校军官全都“咔!”一个跺脚立正一样，只是老百姓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做的动作没有那么到位罢了。
而一群学生也不甘示弱，立即集体背诵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胖女人接着又大声背诵：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那群学生立即就念最高指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一来一去背诵最高指示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把批斗我父母的革命行动忘记了，我躲在家里窗后看到这情景，赶紧就叫父母“走后门”溜走，结果是可想而知了，现在回想起那个胖女人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是可笑之极。
突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
原来是“眼镜”医生查房来了，后面跟着好几个医生，好像还有个外国人。他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白大褂，胸前统一带着贴有个人像片的胸牌，有的还夹着文件夹。
“你今天感觉怎样？”“眼镜”医生面带笑容的问我。
“我感觉很累。”“眼镜”医生听了以后点点头。
“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去？”
我记得这已经是第三次问“眼镜”医生了。我不想在这儿住，环境太压抑了。
按惯律住在这里的人都在十字路口，我不想加入这个队伍，想尽快摆脱这里。
但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你爱人下午来吗？”
我点点头。
“你爱人来了以后你告诉她，我有事找她。”
“眼镜”医生语气严肃的对我说。
我又点了点头。
“眼镜”医生带着一批查房的医生走了。
找我爱人干什么？到底是好还是坏？难道我的病情有新的变化？我的脑子转不过来了。
到中午开饭时间了，又是胖胖来喂我。
我只吃了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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