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别北京
　　到哪儿去呢？到老家去。我老家是河北省固安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庄，距离与涿县交界的大清河只有几里地。
　　我祖父纪麟祥公元1890年1月28日旧历正月初八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只有一些沙地和果树，但在这个十几户的小村子里，却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人家。
　　年轻时代的祖父亲眼看到了晚清政府的没落腐朽，经历了封建主义灭亡的变革时期，勇于接受新思想，从家里走出来，毅然报考了天津北洋政法大学，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得律师资格证书。
　　随后爷爷来到北京谋求发展，住在西华门附近，“律师纪麟祥”的大牌子就挂在南长街南口的西长安街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为北京有名望的律师之一。解放后，成为政协民盟成员。
　　五十多年过去了，由于事务繁忙，爷爷几乎从不回固安老家，而村里的人也很少有人认识爷爷。现在命令立刻离开北京城，离开这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家，村中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回去之后可怎么办呢？可是“勒令”让你立刻离京，你敢不听吗？
　　8月28日，早晨起来，我看见在院子里蹲了一夜的伯父正在收拾东西，我想去帮忙，伯父摆了摆手，指了指外边，示意不要让门口监视的红卫兵看见，并小声说：“要划清界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恐怕连累我们，多善良的老人呀，我眼眶不由得湿润了。
　　这时，外边传来一阵嘈杂声，我趴在南屋后面的窗户上，听见有人在互相议论，说南院东屋的表爷爷在南苑自杀了！是用剃刀抹了脖子。
　　伯父听到消息后脸色非常难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扛起捆好的铺盖卷；爷爷回头看了看贴着封条的北屋门，又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一句话；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当作拐杖，跟在伯父身后，步履艰难地向远方走去。
　　我望着爷爷的背影，心中觉得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爸爸妈妈已经三天两夜没有回来了，据说是在单位被造反派批斗，隔离审查了。
　　我与三个弟弟像离群的小雁，孤零零地不知飞向何方。
　　姐姐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去了成都。家中就数我大，如果当着弟弟的面哭，他们已经被吓坏了，那样一来，就更不知所措了，我还算什么大哥呢。
　　我自己暗下决心，不管怎样，目前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就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弟弟，好让爸爸妈妈放心。
　　9月2日，街道主任又带着红卫兵来了，喝令我们立刻把户口迁走，全家离开北京。我不知所措，父母都不在，我只得搪塞说：“我们已经划清界限了，为什么也要让我们迁走？”
　　第二天下午，爸爸由单位派人送回来了，脸色非常不好，一定吃了许多苦，几天未见，似乎老了许多，鬍子满脸，显得很憔悴。
　　我把街道主任让迁户口之事对爸爸讲了，爸爸说：“既然如此，回老家也好，有你们兄弟四人，加上你妈妈，六口人都是劳动力，也不会没有饭吃。”这时二弟建民说：“街道主任已经让我把户口迁了。”13岁的二弟，不知何时已经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
　　9月4日，妈妈也被单位派人送了回来，我们弟兄几个团团围上去，问长问短，妈妈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满不在乎地说：“甭耽心，我没事儿！”
　　见到我们已经迁了户口，便有些嗔怪地对爸爸说：“这么大事儿，怎么也不商量一下。”
　　爸爸看了我们一眼，谁也没说话。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帮助爸爸去整理东西。
　　
　　
　　学海生涯
　　
　　我打开抽屉，里面放着我珍藏的宝贝——我和弟弟的一百多张奖状。
　　看着这些奖状，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上四年级时的第二学期，我被怀疑患了肝炎，被隔离了42天。上学后，老师对我说：“已经临近考试了，这次试题相当难，你如果没把握，不如放弃考试，再重上一年，你考虑一下。”
　　我上学时，天天盼望着考试。私下里老师对别人说，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怕考试，他却盼着考试。为什么我爱考试呢？因为我觉得考试是与别的同学比赛的一个机会。这次虽然我有一个半月没有上学，但是我怎肯放弃与同学们比赛的一次机会呢！
　　期末考试结束了，我五门功课共得了499分，名列第一名。老师觉得很意外，班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弟弟也与我一样，考了个第一名。爸爸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我们每人捧回来一张大奖状。爸爸找来一个大镜框，把两张奖状都放进去，然后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
　　挂了没有几天，我就把镜框摘了下来，并对爸爸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却不能代表现在和将来，眼望着它就会自满，就不会进步。”
　　我上了八年学，每学期各种奖状都要获得十来张，但是这些奖状我从来不给别人看，一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现在我要走了，这张桌子却不能带走，奖状也不能带走了。我含着眼泪一动不动，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堆奖状，在爸爸的一再催促下，才从奖状中间拿出一张北京市颁发的“三好学生”奖状，放进我的书包中。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将永远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我再也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了！我被夺走了学习的权利！
　　写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却涌了出来，要知道，我是多么爱上学呀！我喜欢所学的每一门课程，无论是音乐、体育，还是地理或数学，我都觉得津津有味。在这里，我学到了各种知识，而且每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记得由于我爱唱歌，那年“六一”儿童节时，我还在北京市少年宫的联欢会上唱了两首歌呢。
　　我上了八年学，从来没有买过铅笔盒，只有二表哥给的一个旧的，铁锈斑斑的，盒盖却早已掉了。书包是妈妈用一小块一小块的三角布头拼成的，小得只能放书却无地方放本；后来，姐夫带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绿书包，因为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买的书包只是染成绿色的麻袋片儿，没用几天便烂了，但我用布把它缝上，凑合用。我用的作业本利用率更高，先用铅笔或钢笔写，然后再使它练毛笔字。我用的钢笔是7角5分钱在小铺买的，在当时，是价格最便宜的。
　　就这样，虽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但我却一定要争口气，争取每门功课都取得优异的成绩，学好知识和本领，将来做个好医生，成为祖国栋梁之材，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爸爸妈妈
　　妈妈似乎一夜未睡，很早就起来，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
　　我的妈妈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她不仅聪明漂亮，而且心胸宽广，待人善良和气。不仅能吃苦耐劳，对我们也非常疼爱。
　　妈妈名常尊杰字敬贤，生于1920年旧历十月初十，早年就读于女子师范，虽然己经40多岁了，但你看她卷发披肩，像瀑布般倾泻下来，依然英姿不减当年。
　　妈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看看这儿，摸摸那儿，依依难舍的样子。
　　是啊，我们这一走，也许永远不会回来，房子虽然很破很旧，但毕竟是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呀！
　　２０年后我才知道，走那天为了不招惹杀身之祸，妈妈把自己唯一的一枚定婚金戒指藏在了窗台下面的墙缝里。但多年后归来时，这里早已面目全非，金戒指早已不见踪影了。
　　我们住的这南屋，只有一间半房子，没有一扇玻璃窗，只有一些旧式窗户，上面糊着窗户纸。平时屋里黑乎乎的，由于年久失修，经常漏雨。
　　记得那是1963年夏天，北京的雨水特别大，我们住的房子到处漏水；一下雨，我们就拿着小盆、大碗到处接雨，床上地上都摆满了，最多那次漏了13处。等到雨停了，外面不下了，可屋中却还在滴水。
　　我把珍爱的象棋和乒乓球拍藏到顶棚里，幻想着有朝一日回来时，再拿出来玩儿。
　　爸爸的脸色非常不好，像是一夜未睡。昨天晚上与妈妈念叨了半夜，我记得朦胧中，爸爸把我推醒，手里拿着一些钱对我说：“这是我和你妈的全部工资，一共72元钱，你快把它藏在衣服里，别人谁问你也别说，这可是咱家的活命钱啊！”
　　我拿起针线，妈妈帮助我把钱缝进里边的衣服里。我用手摸着发硬的衣角，心里觉得沉甸甸的，第一次领会到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虽然我只有15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爸爸名纪敏曾字孝先，生于1918年，在商务专科学校毕业。每年旧历三月初三是爸爸的生日。
　　爸爸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长得很帅气；我身高一米八，但是爸爸个子比我还要高，肩膀还要宽，身体很结实。
　　爸爸在前门外一个旅馆上班，每月工资只有62元钱，而妈妈在童装厂每月只有26元钱，两个人一共才88元，就靠这点儿钱，一家六口人要生活，每月还要给爷爷一些生活费；而且我们几个上学还要交学杂费、书本费；爸爸每月精打细算，勉强维持度日。
　　记得每当学校组织看电影，我去向爸爸要那五分钱的电影票钱时，爸爸便对我说：“等你长大了，挣钱了，自己再买票看吧！”
　　我知道爸爸没有多余的钱，以后学校再组织看电影时，我便找个借口不去看，也不再让爸爸为难了。
　　有一次，中山公园对面的大院里放映露天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不能进去看，便用力爬上院子墙外边的一棵树，摽在树上看。虽然累得胳膊酸疼，但是我仍然坚持着全看完了，心满意足的回到家里，爸爸立刻问我干什么去了，搞得那么脏。
　　原来那是一棵桑树，成熟的黑桑椹把我的白衣服全染脏了，而且很不容易洗净，结果挨了爸爸一顿骂，以后我再也不敢去爬树了。
　　由于生活的磨炼，我很小就学会了蒸米饭、蒸馒头，而且学会了使用缝纫机，我补的裤子和袜子都很工整，妈妈还教我怎样打毛衣。
　　我们穿的衣服很多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穿破了还要打补丁。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上四年级的时候，妈妈为我和弟弟建民两人各做了一件棕色的灯芯绒夹克，但是我和弟弟谁也舍不得穿，只有过节的时候才拿出来穿，没想到衣服已经小得不能穿了。我和弟弟都觉得非常惋惜，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许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件事。
　　妈妈为了能省下几个钱，上班从来都不打月票，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来。我们家住在南长街的最北边，工厂却在西单南面的头发胡同内，走着上班需要几十分钟才能赶到。一年三百六十天，风雨无阻，既使怀孕也不例外，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
　　在我1２岁那年的９月２３日，妈妈生下了最小的弟弟晓民。当时是秋天，不久天气变冷了，每天妈妈仍然用被子把小弟弟裹得严严的，抱着步行去上班。我看见妈妈那吃力的样子，心疼极了，就每天放学后，到南长街南口去接，替妈妈把小弟弟抱回家。
　　我小学毕业后在等待上中学的日子里，就要求妈妈把小弟弟放在家中由我来照看。这样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也可以省下一点儿托儿费。
　　我照看了两个月，一个1２岁的孩子，哪里会照看婴儿呢？我努力把各种事情做好。很快便学会了喂奶、换尿布等事，还要做好其它家务。暑假过后，到中学去检查身体，我当时身高1.54米,体重却只有34.5公斤;当医生讲我是当时全体学生中身体最轻的时候,他哪里知道我是在暑假里替妈妈看小弟弟累的这么瘦呢!
　　虽然我们生活较艰苦,但是妈妈从来不向单位申请补助,自己穿的衣服补了又补,却把我们上学的各种费用一分不少的交给学校。她期待着我们能快点长大，学好各种知识，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每当我们拿回来一张张的奖状的时候，爸爸妈妈笑得脸上成了一朵花，仿佛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遣送回乡
　　1966年9月5日这天，晴空万里，没有一丝浮云。
　　我正在回忆往事，单位遣送我们回乡的大卡车开来了。
　　这是一辆普通的解放牌大卡车，押车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20多岁的青年人，板着面孔冷冰冰的，来到后就催着我们快装车。
　　爸爸让我们管他叫×叔叔，但是他连理也不理。后来此人造反有功，荣升了基层店总经理，成了我后来的顶头上司，真是靠造反起家呀。
　　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还在想着别人，当他知道这辆汽车要装运两家的东西和人时，便只让我们装上几块床板，一对木箱、被子、炉子、20多块蜂窝煤，最后装上了当月的粮食，一共装了还不到半车，爸爸就不让再装了，说是要给另一家人多留点儿地方。
　　我把一个小方凳放在车上，爸爸却一再坚持让我送回家去才作罢。
　　汽车发动了，后面卷起了一阵烟。很多人站在一边看着，有的人眼睛里闪着泪花。汽车在半路上又接了第二家——只有一卷铺盖一个人。
　　出了北京城，汽车飞快地向南驶去。爸爸妈妈沉默着，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我和三个弟弟像小鸟一样，团团围在父母身边，不知将来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
　　我望着那渐渐远去的北京城，终于在目光中最后消失了！
　　我不由得心里有些酸溜溜的。别了，美丽的北京，我可爱的故乡；别了，北京，生我养我的地方！童年时代的理想将成为梦想，我将永远不能再跨进学堂！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把我美好的理想埋葬?
　　汽车开了大约两个小时,那家的那个人中途下了车.。.又开了一会儿,汽车拐了几个弯儿,进了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绿树环绕的村子,周围都是各种果树.。
　　路过村南的枣树下时,汽车的车厢碰到树枝上,成熟的大枣红着半边脸,哗啦啦地落了一地,车厢里也掉了不少.。
　　我和弟弟赶紧用手去拣，一边拣一边往嘴里塞。爸爸看见了，连忙用手拦住说：“别动！别动！快全放下！这是生产队的枣儿，是公家的财物，一个也不许再动！”我和弟弟吓得赶紧把塞进嘴里的枣儿吐出来，把手里攥着的枣儿也都放回到车厢上。
　　汽车刚在村头一停下，立刻就围上来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说什么的都有。
　　爸爸一边跟大家打招呼，一边往车下卸东西。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凑上前来跟爸爸说话，后来才知道是大队长王信。他对我们说：“没关系，这枣儿有的是，就让孩子们吃吧。”妈妈连忙对我和两个弟弟说：“别吃了！快去！跟着队长干活去，这东西不用你们搬了！”
　　于是，我和两个弟弟立足未稳，就跟队长走了。
　　从此，开始了我们１３年农民生活中的第一页。
　　初到农村
　　“咣！”的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我睁开朦艨胧胧的双眼，看见闯进来一群不速之客；手持大棒，气势汹汹的样子，连打带骂地将隔壁的一个老头推推搡搡地带走了。临出门，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叫庄儿的年轻人，拿走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做擀面杖用的一根画轴。
　　我把手从胸口拿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刚才这群人进来时，我就紧张极了，心好像要跳出来，呼吸也似乎停止了。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只要一紧张，心就‘咚咚’跳个不停，落下了这个病根。
　　我望了望身边的父母，感到迷惘了。为了躲避动乱，我们来到了距离北京一百多里路的农村老家，回想起白天那些村里的人，见了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想起刚才拉去批斗这一幕，我的心不由的收紧了。可怜的爸爸妈妈呀，您们二老真的把我们带到了世外桃源吗？一想起这些事情，我翻来复去再也睡不着了。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回过老家，连祖父也不认识村中的一些人。这个小村子只有三十多户人家，我们仓促地来到这里，才知道村中尚无立足之地。我们只得借住在老叔家的东厢房北边的一间小屋里。不足六尺长的土炕上，放上一对木箱，还要再睡上六口人，挤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而且长期没住过人的土炕又潮又凉。
　　早晨起来，大家后背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咬得起来一片大红包。我觉得又疼又痒，难受极了。我的三个弟弟也跟我一样，每人一身大红包。
　　最小的弟弟晓民不由自主地用手去挠，结果大红包流了许多黄水，过后又生了一层厚痂，这层痂脱落后就变成许多闪亮的大红疤。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农村里很普遍的吸血小虫‘跳蚤’咬的。
　　早晨起来，爸爸刚要生火做饭，突然闯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他自称是这村的治保主任，对着爸爸吹胡子瞪眼地大骂了一顿，然后命令爸爸立即写交代材料，并且要尽快交上来。他临走时又说，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不许串门儿，不许写信，不许搞反革命串连，一切行动必须请假，如果违反，决不轻饶！
　　爸爸妈妈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爸爸战战兢兢地把那人送到门口，转过身来，我发现爸爸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
　　从那一天起，爸爸仿佛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爱讲话，整天垂头丧气的，像丢了魂一样。
　　半夜被拉去批斗的是爷爷的弟弟，我们叫他二爷爷。爷爷回老家后，就住在三叔的两间土坯房里，大伯与大妈则借了别人的一间小屋居住。
　　三叔原是黄埔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当过国民党军官，解放后教过书，５７年反右派时作为右派被送回了老家。他当时路过北京，我只见过一面。这次见面简直不敢相认，又黑又瘦。
　　刚刚回来几天的伯父也变了样子，穿的衣服背后缝了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着地主份子XXX的字样；另外我的几个叔叔也同样背上缝了块这样的黑布，上面也同样用白线绣着地主份子XXX的字样。
　　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地主是什么样子，只是在书本中看过地主的故事，心中甚至充满了对地主的仇恨。
　　这次看见大伯和几位叔叔都变成了地主份子，虽然有的叔叔只是第一次相见，但是我并不想接近他们，只是心里盘算着怎样与他们划清界限；这是村干部特意关照过的，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我甚至在想：解放时他们只有２０多岁，为什么那么年轻就去当地主呢？
　　听爸爸讲，我曾祖父纪永德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曾祖母也信佛，从不杀生。当时家境还可以，雇着一个长工。
　　这长工孤身一人,到了４０岁时还没有家室.。当时曾祖父就用四十担麦子，给他换了一个只有１７岁的女孩儿成了家。这个女孩儿还真争气，连着给他生了五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成了家，现在已是儿孙满堂了。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地占领了华北地区。
　　那年秋天的旧历八月十一，日军血洗了附近的辛立村，杀了四十多口人，真是血流成河呀。
　　当日本鬼子冲进我们村时，逢人就杀，见人就砍，简直杀红了眼。
　　我曾祖父曾祖母这时正在佛堂内烧香。日本鬼子闯进屋内，不由分说，上去就一刺刀，把老人挑死了，曾祖母也被刺成重伤。可怜两位老人一辈子吃斋念佛，竟落得这样下场。
　　与全国各地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疯狂的掠夺下，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的日子也逐渐衰落下来，只能勉强维持。
　　听了爸爸的话，我恨死了日本鬼子，把这国恨家仇我永远铭记在心里。
　　苦辣酸甜
　　从北京到农村的第二天晚上，我听见有人在外面高声叫爸爸的名字，爸爸答应着赶紧走出去。
　　来人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是村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儿。我听见人们称呼他庄儿。
　　他看爸爸走出屋门，不由分说，上去就给爸爸一个大嘴巴，爸爸被打得一个趔趄，鲜红的血顺着爸爸的嘴角流下来。
　　庄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这臭地主，磨磨蹭蹭地在屋里不出来！还想他妈的耍赖！快跟我到学校去！”他骂完了，随后就照着爸爸的背后就是一脚，爸爸向前一扑，险些跌倒。庄儿连推带搡的，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两人消失在夜色中。
　　半夜时分，我们睡得正香，爸爸疲惫不堪地回来了。
　　在小学教室的批斗会上，爸爸被红卫兵用力按下头，身子变成９０度的直角，而两只胳膊却要从后向上高高地翘起来，站在一个高高的木凳上，这个姿式叫作喷气式。
　　批斗会上，红卫兵说爸爸不老实交代犯罪问题，乘爸爸不备，突然踹倒了木凳；爸爸头朝下猛地栽了下来，额头上渗出了殷红的血迹。爸爸身上碰的则青一块，紫一块的布满伤痕。
　　这样的批斗会，每天一次。开始时，妈妈也要去参加。红卫兵让妈妈交代问题，妈妈则挺起胸膛，大声地说：“宁为玉碎，不可瓦全！我常尊杰从来没有做过一丝一毫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你们让我交代什么？”
　　红卫兵听了火冒三丈，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妈妈巍然不动，依然挺起胸膛，用鄙夷的眼光蔑视着他们。
　　就这样，爸爸竟然成了所谓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我们哥几个成了堂尔皇之的‘臭地主狗嵬子’！
　　爸爸开始夜以继日地写那些交代材料。我看爸爸总是写得很认真，每次写完还检查一遍又一遍；但是材料交上去后，总是不合格。甚至有时当面就被治保主任撕得粉碎。
　　爸爸每次交完材料回来，都是垂头丧气的，每次都还要重写。也不知道爸爸究竟写了多少篇交代材料。就这样，时间不长，爸爸便被折磨的又黑又瘦，高高的个子变成了驼背，精神恍惚，情绪低落极了。
　　那时我和弟弟下地干活去，我们在前边走着，后面就有人指着我们的背影对别人说：“快瞧！这就是新从北京回来的臭地主狗崽子！”
　　有一次二弟听了实在气不打一处来，就回敬了一句：“你才是呢！”刚刚说完，一个叫小毛的红卫兵上来就用鞋底子抽在二弟建民的脸上；二弟捂着脸刚要上前去与他较量，我赶紧拉住他躲开。因为我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们动了他一指头，批斗会上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大吃苦头了。
　　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难道不是真实的写照吗？
　　谈到作人的原则，我的观点是：宁为玉碎，不可瓦全。在运动高潮的时候，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会受到迫害。但是我的性格是绝不苟且偷生。那怕做一天人，也应该挺起胸膛作个顶天立地的人。我的性格在以后的生活中经历了不少的磨难。
　　我们从北京来到这里，人地生疏，两眼一摸黑。村子里的人我们还分不清谁与谁是一家子，更甭说叫什么名字了。
　　有一天，我到村西的枣树下打草，有三个黑影跟在我的后面，乘我不备，其中一人窜上来，从后面死死按住我的双肩，向后用力使劲一扳，想把我按倒在地，给我点颜色看看。
　　没想到我身体非常敏捷，在他向后用力的时侯，顺势来了个后滚翻，采用狡兔蹬鹰的姿式，踹在他的胸口上；由于用的力量大，他的身体凌空飘起，又重重地落到地面。
　　看来这一下摔得不轻，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那两个人看到我身手不凡，远远的没敢过来。
　　我认出刚才先动手的那人就是红头的同母异父兄弟，大家叫他‘泥鳅’。泥鳅看到三个人也未必是我的对手，于是向那二人招招手，三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记得我们刚从北京回到农村的时侯，爸爸兴高彩烈地到集市上买来三把镰刀，两把四齿镐，两张大锄，两把铁锨还有其它一些农具；仅仅买这些东西，就用去了许多钱。
　　爸爸找来一快砂石，让我把锄头上面坑坑洼洼的地方沾着水把它打磨平。我连续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而爸爸却认真地把三把镰刀磨得飞快。爸爸用手试了试我打磨好的锄刃，抬起头来向我表示出赞许的目光；微笑着对我说：“可离开北京了，在这儿有你们几个我怕什么！”
　　爸爸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老人家哪里知道，覆巢企有完卵？一家人离开狼窝又入了虎穴！两位老人对前来的乡亲都热情接待，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烙饼分给前来看热闹的小孩儿吃。但是我看到;爸爸热情地迎上前去同路过的人说话,人家看到爸爸前来却赶紧快走几步,一言不发;走远后还回过头来看看,唯恐爸爸会追过来,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们.。
　　有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傍晚时分，街面上已空无一人。我正站在屋门口向外张望，看见不远处树荫下有一个人正在向我招手，并小声地喊我的名字。
　　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本村的王泽清。高高的个子，年龄将近三十岁。他让我别作声，跟在他后面走。我跟着他来到了他的家，位于村子东南角的一所小白房子里。走进屋内，看见屋子正中有一个新编好的背筐，白白的柳木围成的背梁，新编的背筐散发出一股紫穗槐特有的清香。
　　王泽清指着地上散落的工具及一些削落的碎屑，对我咧了一下嘴，苦笑着说：“春儿，新来乍到的，我看你们一家子太可怜了，也没什么可送的，我给你们编了个背筐，拿去用吧，快背走别让人看见了！”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两眼含着热泪，想说几句客气话；但喉头哽咽着，只觉得有一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什么话也没有讲出来。
　　王泽清挥了一下手，意思是什么也不用说了，快走！我拿起背筐走到屋门口，伸头向两边望了一下，又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乘着朦胧的夜色，快步向家中跑去。
　　在农村劳动上下班是没有时间规定的，而是以太阳为标准。天刚朦朦亮，也就是早晨四点多钟，上班的钟声就敲响了。人们赶紧爬起身，用手揉揉惺松的眼腈，拿起工具干活去。大约在七点多钟的时侯，大家回来吃早饭，吃完饭继续干活去，而晚上收工时也是太阳一落山，大家便收工回家。
　　十月份粮食开始收获了，村中来了一个老乡卖新打下来的玉米。因为我们从北京带来的粮食早己吃完，爸爸便向那人买了一百斤玉米，每斤一角六分。
　　一百斤玉米很快就吃完了。爸爸跟妈妈商量，打算到宫村集市上再买一些玉米。爸爸拿了一条口袋一些钱，便去宫村赶集了。
　　宫村距离我们这村有十里路，等到午饭吃过很久了，才看见爸爸摇摇晃晃地回来了。妈妈看见了，立刻上前去迎接；但是爸爸两手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见他两眼发直，简直中了邪一样。
　　经过一连串的精神打击，批斗检查，爸爸的心理压力太大，以至于精神恍惚。
　　当他来到集市上的时侯，又饿又累，自己就把口袋放在屁股下面，坐在路边想这些天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中午过后，爸爸肚子饿得难以忍受，就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把口袋丢了，也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去了；等到妈妈问他时，才大梦初醒似的问妈妈：我是上集市上买粮食去了吗？
　　看到爸爸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极了，一扭身，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我在旁边看见了，赶紧安慰妈妈，又扶着爸爸到炕边坐下，端过去一碗热乎乎的白薯粥，让爸爸安下心来吃饭。
　　从９月５日我们回老家的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地参加了劳动。幻想着能通过勤奋劳动，过上较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没有身临其境的人简直难以想象。
　　农村的伙食很简单，早晚都是稀粥，中午饭是一锅玉米面饼子，没有炒菜，顶多吃上点儿咸菜。男孩子饭量大，吃得多，但是活儿太累，天还没有黑，肚子早己饿得咕咕叫。
　　当时参加劳动挣工分，每个男劳动力一天可以挣１０分，合一个工，值人民币一角五分钱。我们刚从城市来，不会干活；爸爸每天只给５分，妈妈给３分，而我和弟弟一天只给２分；一家人干上一天，与别人家一个劳动力挣的工分差不多。等到年终决算一分红，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倒欠生产队１１１元９角６分钱。
　　村中每个人每天粮食定量合七两三厘，由于我们没有工分，每个人只有四两多。我们家都是男孩子吃得多，生产队分的粮食水分很大，而且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分的白薯。这样对我们家来说，这点粮食等于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看到这种情形，爸爸万般无奈，决定给远在成都的姐姐写封信，说明情况，希望她能寄一些钱来，解决点儿困难。全家六口人，哪天不吃饭能行啊。
　　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姐姐的来信，也没有收到姐姐寄来的钱。但是却收到了北京的大舅寄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讲目前北京己有许多遣返人员回去上班了，希望爸爸能与妈妈商量一下，是否先回北京上班来。
　　看到大舅的来信，爸爸妈妈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决定先回北京去上班。
　　趁火打劫
　　我记得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妈妈很早就起来了，摸着黑熬了一锅粥，又叫醒了爸爸。二人匆匆忙忙地吃过早饭，便出发了。
　　临出门时，妈妈把仅有的１５元钱塞进我手里，悄声说:“照顾好几个弟弟。”我含泪点了点头。妈妈低下头来亲了亲我的额头，又用手掩了一下我的被角，回头看了看我的几个弟弟，与爸爸依依不舍地走出了家门，迎着呼啸的北风，步行２０余里路，到固安县城去搭乘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
　　天刚朦朦亮，村中己有早晨拾粪的人在到处转来转去。我和弟弟们己经起床，正要拿起碗来吃早饭。
　　街门一响，外面闯进来一个人。我认得是本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大队治保主任牛二皮。高大的个子，一脸横肉。
　　他一进门便杀气腾腾的吼叫：“老东西上北京走了吗？”我看了看脸都吓得变了颜色的几个弟弟，没吭声。心想：明明跟你请的假，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牛二皮走进里屋，看了一眼，回过头来向着我们大声吼叫：“都给我滚远远的！快点！谁也不准回来！我要检查这儿有没有枪支弹药！”我向弟弟使了个眼色，几个弟弟赶紧都躲了出去。
　　我对治保主任说：“您检查吧！我们这儿什么也都没有，我出去又干什么？”牛二皮听了我说的话，两眼一瞪，朝着我就是一脚，把我踹倒在地，恶狠狠地大声骂道：“少废话！快滚！不许回来看！”
　　我赶紧爬起来，顾不得再掸身上的土，跳到门外，心想：“你检查为什么偏要我们都出去呢？这里边一定有鬼！”于是趁他不注意时，我又悄悄地来到屋门外边，偷偷地从窗户的缝中向里观看。
　　只见牛二皮站在炕上，打开装满破烂衣物的木箱，在里面不停地乱翻，一边翻，一边不停地往兜里塞着什么。翻完了两个箱子，又在炕上的角落里乱翻；最后全翻遍了，他失望地站了起来，眼睛却不停地向四处搜寻。
　　我的心“嘭嘭”地跳了起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这一切呢？
　　一个大队治保主任，管治安的干部，趁着家中大人不在，以检查为名，趁火打劫，这又与强盗有什么区别呢？
　　事后经我检查，他在屋内翻了半天，发现我们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拿起了一些绣花的丝线，而家中仅有的15元活命钱，被我藏在贴身的衣兜里，他又怎能想的到呢？
　　凡人琐事
　　我们兄弟四人中，我老大，也只有15岁；老二建民，小我两岁，刚刚小学毕业，13岁便参加劳动，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老三伟民，只有9岁，当时才上二年级，为了不荒废学业，妈妈让他在村中的小学里继续读书；他虽然小，却非常争气，每门功课都是第一名。老四小民只有三岁，当时他叫世民，没想到老家五叔的大儿子与他同名，为了区别，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晓民，一则他最小，二则我们全家对他充满了希望，愿他像拂晓的朝阳，如日东升，前途无量。
　　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于是就称他晓民了。由于全家下地无人照料，三弟伟民上学时还要带着三岁的晓民，一边听课，一边还要看护小弟弟。
　　我出生在１９51年2月6日，旧历那天正好是春节，便给我起个名字叫春生，但村中的人们看我这180公分的大个子，便习惯上叫我大春。
　　村子中央有一口井，足有十几米深。我借了老叔家一副水桶，到井台去挑水。
　　初次打水，空桶都压得肩膀生疼，我来到井台上，把水桶放下井去，还没晃两下，水没打上来，水桶却不见了，只见桶底一晃便没影儿了。
　　我慌忙跑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到别人家借来了一根长杆，在上面绑上一个钩子，再到水里去探。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钩上来了，刚离开水面，又掉下去了；这样反复钩了几次，才把桶打捞上来。
　　我打满了水，挑着摇摇晃晃往家走，没挑上几担水，肩膀就被扁担压红了，一出汗，针扎一样疼，更不敢用手去摸。即使这样，我依然坚持每天去挑水，右肩被压疼了，就换到左肩，这样一点点的锻炼，一段时间下来，我已经能挑着满满的两桶水，健步如飞了。
　　这天我去挑水，看到有一个老人正在井台上吃力地打水。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老昆爷。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非常瘦弱，头发、鬍子全白了。
　　他有三个儿子，都已经分家另过，最小的儿子参军去了，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人。家中新盖了四间房，老人在院子里种了一片叶子烟。
　　由于天旱无雨，老人在打水浇烟。一个斗子相当于两桶水，比一般的水桶大的多。老人吃力地摇着辘轳，每打几下，就要喘一会儿气，看着心中真不是滋味。
　　我放下水桶，把老人扶在一边，替老人打水浇烟，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老人院里的烟就全浇完了。
　　我顺便挑了两担水倒进老人的水缸里，老人乐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
　　我很尊重村里的老年人，他们也愿意找我聊天。
　　那天，老昆爷拿着一根大烟袋，指着电线杆子对我说：“那年我弟弟从涿州回来，说是那里的灯头朝下，我们几个谁也不信，说是头朝下油全洒了怎么点呢？就跟他打赌。当时天色已经晚了，我们走了50里路，到涿州已经是半夜了，大家一看那里的灯全部头朝下，而且不用火点，一下子全输了。谁知这叫电灯呀！”
　　听了老人的话，我深深地感到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由于许多人终生没有离开过农村，从来没有看过火车，甚至我们烧的蜂窝煤，他们都觉得很稀奇。虽然这里距离北京只有100多里路，竟像两个天地。
　　秋收时节，分了许多白薯做口粮。由于我们不会保管，天气一冷下来，许多白薯便冻坏了，实在可惜。
　　村里许多房顶都晒着白薯干，我们便学他们的方法，把白薯切成片、晒干，再磨成粉，掺点榆皮面，蒸成窝头，然后拿到碾子上去压成饼，再用刀切成丝，拌上些蒜再加点儿盐水，吃起来味道还不错，一次能吃几大碗呢。
　　欲借无门
　　村中有一对老夫妇，体弱多病。他们找到我，希望能够借给他们一些钱。我非常同情他们的状况，就毫不犹豫地把妈妈给我留下的全部家当——１５元钱，都借给了他们。谁知这样一来，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那年的冬天很冷。我们住的是东厢房，西北风一刮起来，寒气逼人。我们没有一点儿煤，分的柴禾也烧光了，眼看春节就要到了，可是爸爸妈妈在北京，连一点儿消息也没有。
　　我心中很着急，几个弟弟的手脚冻得通红透亮，老二建民的脸上己经冻得流出了黄水，但是他和老三仍坚持每天早晨跟我到村外拾柴禾。
　　为了节省粮食，我们每天只在早晨熬一锅粥，每天晚上吃点儿剩的凑合着。就这样，家中连磨面的钱都没有了，眼看着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我便与二弟商量，打算到北京去找爸爸妈妈说明情况，再要点儿钱回来。
　　我把家中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数了数，一共只有一角五分钱。到北京去的车费是一元一角五分，还差整整一元钱，去跟谁借好呢？
　　伯父、叔叔都没有钱。他们给我出主意，说南头的田山二爷刚卖了二百多块钱的树，肯定有钱，让我去他那里借。
　　当天晚上，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四周黑洞洞的，安静极了，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大约在１１点钟的时侯，我看了看村里的人大部分都睡下了，就悄悄地溜出了家门。蹑手蹑脚地来到田山二爷家的窗子下面，轻轻地敲了两下。
　　我听见里面有人咳嗽了一声，就轻轻地对着窗子里边说：“二爷爷，我是小春，想到北
　　京去找我爸爸，但路费还差一块钱；您借我一块钱，我从北京回来就还给您。”
　　窗子里边半天没有人吭声，但是我发现有人从黑洞洞的玻璃窗里向外看。我压低声音，
　　又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时，我听见屋里有人嘀咕了一阵，随后传出了二爷爷的声音：“是小春吗？你快走吧！我们没有钱。如果你来我这儿让别人知道了就麻烦了！”
　　听了二爷爷的话，我鼻子一酸，觉得有股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里，是眼泪，我把它吞进
　　肚子里，扭身走出了院门。
　　作人太难了！村中的人谁也不敢与我们接近，我们成了‘臭地主狗嵬子’，整天听到
　　的话就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为了到北京去找爸爸妈妈,竟然连一块钱都没有地方去借;我为我们受到的岐视感到悲愤,为我们受到的虐待感到难过.。
　　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今生今世我再也不向别人借一分钱;不仅如此,我无论任何事情都不再求任何人!
　　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因为没有凑齐路费，我终究没能去北京。我咬紧牙关，努力将弟弟们照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