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怎样努力我发现自己都无法再面对高伟面对这刚刚熟悉和喜爱的工作环境，我决定离开这里。

    我和父亲的关系也只剩下血缘关系了，自那次的暴打后他就不再过问我的一切，当感情受此致命的一击我对这个城市彻底绝望，经过一番痛苦的决择我申请到山乡的邮电所上班，父亲默默地望了我一眼：“你要考虑清楚，脑子一热下去很容易，再想上来可难，后悔了别来找我。”

    “我不会后悔的。”我惊诧父亲说话时的平静，原先设想他动怒时所准备的对付方案没了用武之地，心里不免深深地失落，而这失落更加强了离开的决心，父亲没再理会我，继续闷头抽他手中的烟，我望了一眼父亲那双保养得白皙的双手，默默走出父亲的房间。

    客车在婉延起伏的山路上颠簸着缓慢前行，临窗而坐的我仿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向后移动的一棵棵白杨上，又似乎在探究着或远或近的一座座起伏不定的山峦。身边的邮件押运员木纳寡言，正好应合了我的心情，就这样经过近三个小时车在沿路的几个小镇走走停停后，在山峦深处的一个渡口停下，一艘汽艇已停靠在岸边等着客车上的乘客，我看了一眼上车时的四个邮袋现已剩下仅有的那个小邮袋时，押运员已提起袋口把它交给了我，他自己则扛起我装着被褥的大包袱，另一手提着我满是书本的沉甸甸的手提包下了车。

    从汽艇上下来一位身穿绿色志服的年轻人大步向我们走来，押运员没说话只是把手提包递给年轻人，继续脚不停步把我的东西送上船，把随身带着的路单掏出来与年轻人互相签单后，接过年轻人的邮袋，这才简单介绍过我。

    押运员返回来时的车上，我跟着这个叫祥银的年轻人一起登上汽艇，祥银接过我手中的邮袋连同我的行李一起放进船舱里，招呼我坐下并随手递给我一份杂志就自顾走了，我想去甲板上看看，但又不敢离开邮袋，只得凭窗向江面上望去。五十分钟后隐隐约约的江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地越来越清晰，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岸边等候上船的乘客已清晰可见，祥银不知什么时候已不声不响来到我身边，肩扛手提起我的行李，我也忙不叠拿起邮袋跟着他一起来到甲板上，等着船慢慢靠岸。江岸不远处就是我要去报到的丹河镇，十几分钟后我跟随祥银来到位于镇中心的邮电所。

    这是一所座北朝南的四合小院，朝南临街一拉四间，中间二间通间用来作营业室，尽西头的那间门开在营业室，是营业员的住室兼值班室，东头是报刊分发室，门朝院内开着；通往小院的门有两扇，一扇开在营业室的正中，但能通过那扇门进出的只能是本所的职工，外人只能通过柜台朝里张望。另一扇称做楼门的双扇木门开要东南角，朝东的一排屋架房的山墙正好做了楼门的影背墙，进院得拐一小弯，里面是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朝东是四间绿门绿窗的屋架房，北边和营业室对应的四间房同样是绿门绿窗，西边是一堵墙，墙边种着二棵石榴树，看房屋那走梁画栋的古老度，如果不是绿门绿窗的标志我真会怀疑自己走进了我那在解放前当过保长的本族大爷的家。

    正出神的看着，所长走了进来，所长姓吴，在县局的时候我见过他几面，只是没说过话。我把调令给他，他接过后连看都不看一眼往上衣口袋胡乱一塞：“局里也真是胡闹台，哪儿能让一个姑娘去跑投递。”

    “是我自己要求的。”我平静地接口。

    “你呀！还是太小。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局里钻都钻不进去，你可好，偏从城里往这深山老林里钻，你这是在跟谁赌气？”

    “我没赌气。”我不喜欢所长阴阳怪气的腔调。

    “噢！噢！那就好！房间我已让肖莉给你收拾好了，她呢就住你隔壁，你俩相互也好有个照应。”吴所长站门口向正在北屋值班的话务员肖莉喊了一声：“肖莉，出来一下。”

    应声出来的肖莉和我差不多大，黑黑的脸庞洋溢着热情的笑容，不大的眼睛骨碌乱转，看见我就有些夸张地笑着拉住我的手，弄得我不习惯地往后缩了缩手。

    “你领蒋跃菲到她房间先把东西归置归置。”吴所长交待完话，帮着把我的行李拎到我房间就转身走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临窗一张已经掉漆的三斗桌还隐约能看出曾经刷过的红漆，木床上铺着一张用麦秸编成的床垫，砖铺地面被薄薄地雾上水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空气中有一缕若有若无的花露水的气味，这在七十年代末还是一种奢侈品，我看了一眼肖莉，知道这是她的杰作，我想说声谢谢最终也没能出声。

    肖莉伸手想帮我把床铺好，被我谢绝了：“你正值班，我自己来吧！”

    “那行，有事你喊我，我就在机房。”也许我的冷淡让肖莉有些不快，她便没再坚持。
　　怔怔地望着肖莉走进机房，这才随手反锁上房门，默默打开用被单做成的大包袱所带来的东西，碎花小褥，黑白相间的条纹床单，牡丹花图案的大花被子，这些都是我跟父亲离开家乡时奶奶特为我缝制的，此刻在这初来乍到的大山深处，睹物思亲一阵伤感油然而生，我把脸深深埋进被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