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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灯光白亮白亮，妈妈和几个姐姐正在包饺子，很高兴的说笑着。杨威在母亲怀里睁开眼睛，然后又沉沉睡去。好像过了很久，他又醒来了，睁开眼睛，还是白亮白亮的灯光，还是在母亲的怀里，还是母亲和几个姐姐在包饺子。杨威知道这是过年了，有着与平常日子不同的气氛。灯光明亮，家里人高高兴兴包饺子，他不是睡在被窝里，而是在母亲的怀抱中。这是杨威最早的记忆了，在他的记忆中，没有比这更早的记忆。然后他开始长大，和小伙伴们玩耍，挨母亲的打，挨姐姐们的打，挨比他更大一些孩子们的打，但父亲从不打他，虽然他比一般别的孩子都顽皮。
在家里大门旁有两棵树，拴上一根绳子，就是秋千了。二姐荡着秋千长大了，离开了这种游戏，三姐也不再玩了，只剩下他和四姐。有一天四姐也腻了。杨威求姐姐们陪他玩儿，可她们都不理他。有时他就自己在秋千上寂寞的荡着，他不怎么愿意和别的孩子们玩，自小他就喜欢孤独。院中那棵老杏树开花了，他就坐在树杈上骑马玩儿，爬到高处让妈妈看不见，到处找他。有时大队广播喇叭里唱样板戏，他就一动不动的听，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在上学前，他几乎能有腔有调地把整出《红灯记》唱下来。他还能背很多毛主席语录，但他从未在人前演示过，只在心里背，在心里唱。他觉得大人都很傻，一点都不知道他心里藏着这么多东西。
二姐不念书了，书包一直在门旁挂着。那是一种带子很长，黄帆布做成的书包，又厚又硬，很结实，朝外一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过一年，二姐又兴致勃勃地背书包上学去了，每天在门旁的钉子上摘下书包，挂上书包，可终于还是下地干活了。那里，四姐的小书包接上了二姐的位置。在挂上书包，摘下书包间，三姐也长大了。杨威觉得在不知不觉间，有什么东西在屋子里悄悄生长，这让他觉得很难受，心里产生了一种类似伤感的东西。在三姐扔下书包，下地干活时，他觉得三姐应该哭一场，可三姐没有哭。杨威想替她哭，可他哭不出来，只觉得说不出地难受。这是他心底的秘密，永远都不会让人知道。
一九七四年，已是大队妇联主任的杨东红结婚了，男人是镇上制糖厂的工人。单单瘦瘦，白净面皮，眼睛很大，戴着一副近视镜。不知道的人以为是知识分子，其实和知识分子不沾边儿，只是眼神不好而已。嫁了人，妇女主任当然当不成了，在妇女主任和城里人之间，妇女主任当然轻于鸿毛。但杨东红在婆家呆得很不遂心，婆婆嫌她是个黑户，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是个吃闲饭的人。再加上城里人对农村人本能的轻视，杨东红在她眼里只能算是半个人。虽然她长得人高马大，能说能干，还曾在农村当过基层干部。如果不是因为家里穷，男人有病，儿子又太老实，城里的姑娘看不上，那会到农村讨老婆。杨东红也看不上婆婆那副城里人的傲慢劲儿，她什么阵势，什么场合，什么人没见过。你是个城里人，吃着红本，这只能说明你命好，生对了地方。要是你生在农村，你连一个老母猪都不如，你会整天头发乱糟糟，眼角挂着眼屎，袄袖子，衣襟弄得脏兮兮，沾着鸡食，猪食，鹅食，泔水渍，散发着猪圈鸡架鹅栏呕出的难闻气息。你还会在生产队累得直淌猫尿，装死狗。到那时，我就好好的训你，剋你，给你穿小鞋，找别扭，让你服服帖帖。婆媳两个都有充足的理由和底气轻视对方，都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更为优越。两个女人就这样在心里较着劲儿，谁也不服谁。这下可苦了夹在中间的郑忠良，这头是老婆，那头是老娘，谁也惹不起，把个人弄得整天跟傻子似的。杨东红每次回家，都向父母诉苦，学着在婆家受的委屈。有一次妈妈对她说：“你要是实在和婆婆处不上来，我和你爸商量一下，你就搬回来吧。还能在生产队挣工分，就怕忠良不同意。你们两个再商量一下，也别为这事吵架。”
回到家和男人一商议，郑忠良满口答应，说自己多跑几十里地没什么，只要你们两个不给我气受，咋的都行。杨东红冲他一瞪眼：“谁给你气受了，你竟向着你妈，一点都不帮我，哪有你这样不向着老婆的男人。”郑忠良说：“我不是不向着你，我是不敢向着你。”杨东红说：“那你就欺负我。”郑忠良说：“你又来了，你让我咋办，我都听你得还不行吗。”杨东红说：“这还差不多。”
搬家的举动在暗中进行，杨东红很有心计的不让男人声张。因为郑忠良的工资一只归全家使用，他们一搬走，就等于抽去了家里的一部分收入，婆婆一定全力反对。这件事暗中进行还有另一个意义，证明男人已经脱离了婆婆的控制，而和她结成了同盟，这对婆婆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当一切准备就绪，父亲赶着生产队的马车来接她时，杨东红才让男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婆婆。婆婆先是大惊，而后是大哭，坐在地上拍着大腿骂儿子不孝，娶了媳妇忘了娘。见儿子只是在地上转着圈说：“这对大家都好吗，这对大家都好吗。何必硬拢在一起。”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不哭了。站起来，冲着杨东红说：“你够狠，你欺负我一个老婆子，抢走了我的儿子，让他扔下这个家不管了。你也有老的时候。你会遭报应的。”杨东红没有还嘴，她也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做得没留一点余地。杨树林见女儿挨了骂没还嘴，拿着鞭子过来要替女儿出头，被杨东红拉住了。
就这样，杨东红在出嫁半年后，又搬回了娘家，住在了自己原来住的西屋，又开始在生产队的干活。不过已不再是妇女干部，而只是个家庭妇女了。杨东红几乎没有经历什么心灵挣扎，就适应了这种转变，她的肚子已经显形，再过几个月，就当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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