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八章 闪婚(1) 文 / 琳兰

结婚变成顺理成章的事。虽然不愿提及这两个字眼，觉得它对我来说太过牵强，可这一步总归不能跨越。也许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拥有实质。

为了对子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结婚之前，我事先没通知他便自己坐火车到他工作的地点去了。一是想亲眼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到底怎么样，真茬有一天他调不回来，我和他将来怎样生活。再就是想在他单位先挂个号，让别人知道他已经有我这么个女朋友了，防备他以后赖账。几经辗转，来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下车一路打听，找到他工作的农场。聊以自卫的是，千真万确他没有骗我，此处确有其人。只是黄沙漫漫，往住家窗台上伸手一摸都是一把细沙。在离开住处较远一点，可以看到大片空的芦苇塘。子墨说当地人都以苇子为烧柴。的确见那东西入火，就辟辟啪啪发出一些声响，火焰还是出奇的亮。在单位食堂吃了顿饭，又去当地的亲戚家串了趟门儿，这就算结束了这趟行程。

临走的时候，他没钱送我，我们只好搭下午农场去县里办事的货车。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简单吃了点干粮，他领我到附近的浴池分别男女间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我就启程往家走了。

接下来该进入结婚程序。说来可笑，及至中专毕业前夕，我还不明白真正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学校原来有秩序的学习生活，早已被运动打乱。同学间三一伙两一串分出好多帮派。我跟班上几个女生是一派，串连也是一起走的，中途遇上几个一派的男生，队伍自然又壮大了一点。我们是专揪当权派的所谓造反派，在班上虽占少数，在学校却是多数派。运动中，班团支书需要说清楚，就被指定站在教室前面的椅子上等待发问。

说清楚就是交代问题。当然一个班支书能有什么问题？运动嘛，没有个人意志，无非是把平时积累的问题上纲上线，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极左时期还会制造问题。要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等那样，打一场人民战争。革命就是这么取得胜利的。其实**的主要对象，是整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知这革命步步深入，革着革着就革到芳支书头上去了。

芳支书执行的是哪条路线谁知道，可有一条能对上号，那就是她是班上的团支部，按当时的逻辑，坏事都是她的主意。其实她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孩儿，作事公道，对人又坦诚热，从不搞小动作，在同学中也有很高的威信。平时爱穿身草绿色军装，外地口音，说话作事很像男孩子作风。

开会那当儿，也就二十岁的小支书，站在教室里黑板前那把椅子上，台下几十双眼睛紧盯着她，需要回答的问题步步升级。忽听砰的一声响，她从脚下的凳子上摔下来了。倒在地上的芳支书，顿时四肢朝天，嘴歪眼斜，口吐白沫，一句话说不出来了。教室里刚才还如火如荼的路线斗争，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再重要的“问题”随着芳支书的“下台”，也都销声匿迹了。

人命关天。运动再怎么激烈，也拗不过祖宗上留下来的老理儿。之后两派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硬气的我们，不得不消停下来。我们的派头儿淑荣，没事上别的班背风去。我和湘没那么多道眼，无奈只好挨着另一派的白眼，不时还要听她们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我俩天天形影不离，白天一起吃饭活动，晚上一个被窝睡觉。不过可不是什么同恋，只是我从下铺挪到上铺，跟湘盖一个被子而已。要毕业回家了，忽然担心起一件事来，跟湘在一个被窝睡那么多天觉，会不会有孩子呢？心中胡疑。

没有婚礼。只有从这个家到那个家和几块喜糖以及同事们每人三角五角或一块钱凑一起送的被面而已。

从我家到子墨家，不但要坐三个小时的火车，还要走三十里农民所谓的旱路。因为要简单的带些东西，父亲必须送我到火车站。离家有一段路程了，我和父亲在路旁找个地方歇息。爹卷了一颗烟，点着抽了一会儿，忽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孩子啊！爹看你这桩婚事不怎么牢靠。爹妈是没办法不得不听你的。你这是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啊！”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那么沉重，至今都忘不了。

是的。我的确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换句话说，自从经历了跟子墨的恋爱和后来所了解的一些事，也没准备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只为走完人生的一段旅程而已。

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年轻的自己在决定一生命运的重大时刻，并没有把幸福两个字放在首位，而是跟命运赌起气来。我就不相信，以一片赤诚面对蓝天，会感动不了上帝！跟子墨相处的来来回回，让我觉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促使我向他靠近。而一旦让我看到某件事成为必然，就毫不退缩勇敢向前了。这是一个人的意志品质，也是从父辈遗传过来的基因。

不是所有的婚姻，都能像婚礼上的祝词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不是所有的伴侣，都能像新婚一样永远恩恩爱爱甜甜蜜蜜。在这片天空下，多少风云在变幻！

我跟子墨能走到这一步的理由很简单。儿子能尽快娶上个媳妇过正常日子，是公婆的心愿。子墨领到一份驾照，从此有女人睡，使他体内蓬勃和无处释放的能量暂求一安全之所。而我，即然与他志同道合，由于子墨的需求使我过早地确立了与他的关系。尽管那关系确立得极其盲目或者说严重的马马虎虎，认为自己终究失去女儿身，横竖这两个字都成为必然。

婚假是我提前请好的。子墨来到后，我们与单位领导打过招呼，就奔事先说好回家途中的那个小客栈去了。

晚饭前，我跟子墨去旅店附近的铁道上散步。踩着脚下一凳一凳的枕木往前走，我们一点不像就要结婚的伴侣，倒像一起出差工作的同事，浑身上下没点结婚的装束，我甚至没有一丝丝幸福的感觉。唯独头顶上那条红纱巾被风吹得来回起伏着。而万绿丛中的那点红，似乎又透出未来人生之旅无尽的孤单和无助，是那么地飘渺与迷茫！

相亲最后那晚，虽说跟子墨以另外的方式交过底，却还保留住了最后那一点神秘。马上就要入洞房了，我对身边这位男士的身体竟没有半点需求。是自己成熟较晚，还是与子墨的婚姻仅仅为了满足一点点虚荣心——嫁一个像军代表那样的男人？总之，不论从感觉到身体，都没有达到结婚这两个字所应具有的人类感的铺垫，内心极其混乱。

要克服强烈的心理障碍和人生必经之路给像我这样的女所带来的羞耻感，我从外面带回一结婚变成顺理成章的事。虽然不愿提及这两个字眼，觉得它对我来说太过牵强，可这一步总归不能跨越。也许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拥有实质。

为了对子墨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结婚之前，我事先没通知他便自己坐火车到他工作的地点去了。一是想亲眼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到底怎么样，真茬有一天他调不回来，我和他将来怎样生活。再就是想在他单位先挂个号，让别人知道他已经有我这么个女朋友了，防备他以后赖账。几经辗转，来到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下车一路打听，找到他工作的农场。聊以自卫的是，千真万确他没有骗我，此处确有其人。只是黄沙漫漫，往住家窗台上伸手一摸都是一把细沙。在离开住处较远一点，可以看到大片空的芦苇塘。子墨说当地人都以苇子为烧柴。的确见那东西入火，就辟辟啪啪发出一些声响，火焰还是出奇的亮。在单位食堂吃了顿饭，又去当地的亲戚家串了趟门儿，这就算结束了这趟行程。

临走的时候，他没钱送我，我们只好搭下午农场去县里办事的货车。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简单吃了点干粮，他领我到附近的浴池分别男女间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我就启程往家走了。

接下来该进入结婚程序。说来可笑，及至中专毕业前夕，我还不明白真正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那时候学校原来有秩序的学习生活，早已被运动打乱。同学间三一伙两一串分出好多帮派。我跟班上几个女生是一派，串连也是一起走的，中途遇上几个一派的男生，队伍自然又壮大了一点。我们是专揪当权派的所谓造反派，在班上虽占少数，在学校却是多数派。运动中，班团支书需要说清楚，就被指定站在教室前面的椅子上等待发问。

说清楚就是交代问题。当然一个班支书能有什么问题？运动嘛，没有个人意志，无非是把平时积累的问题上纲上线，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极左时期还会制造问题。要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土改、三反、五反、四清等那样，打一场人民战争。革命就是这么取得胜利的。其实**的主要对象，是整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知这革命步步深入，革着革着就革到芳支书头上去了。

芳支书执行的是哪条路线谁知道，可有一条能对上号，那就是她是班上的团支部，按当时的逻辑，坏事都是她的主意。其实她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孩儿，作事公道，对人又坦诚热，从不搞小动作，在同学中也有很高的威信。平时爱穿身草绿色军装，外地口音，说话作事很像男孩子作风。

开会那当儿，也就二十岁的小支书，站在教室里黑板前那把椅子上，台下几十双眼睛紧盯着她，需要回答的问题步步升级。忽听砰的一声响，她从脚下的凳子上摔下来了。倒在地上的芳支书，顿时四肢朝天，嘴歪眼斜，口吐白沫，一句话说不出来了。教室里刚才还如火如荼的路线斗争，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再重要的“问题”随着芳支书的“下台”，也都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