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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串连——文革初期的产物，以牺牲国民经济为代价换来的“革命形式”——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据可靠消息，当晚有一列串连的火车将从省城经过，以班委会几个女生为首的我们，决定彻底出一回风头，让全校师生刮目相看一把。
下午是去学校自留菜地劳动铲豆子。一大片绿油油的豆苗，不一会儿就被我们铲完了。 吃完晚饭，大家分头伪装成在校园里散步。
上学的费用当时是由学校负担的，班上大多数女生兜里，只有每月家里寄来的三块两块最多五块不等的另花钱。进京费用是个问题。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真就没办法管那么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八个字让我们没办法放弃。就是以后还有机会，真要管家里要钱去串连，麻烦一大堆，黄瓜菜都凉了。
主意已定，大家三一伙两一串不动声色一点点往校外运动。出校门坐上公车，像箭一样发往火车站。有口袋里的几块钱垫底，凭十几个人的智慧见机行事，相信到北京总不至于被饿死。
到车站一看，原来革命串连一声炮响，无数青年想参与社会斗争的好奇心早被搅动了。长春火车站的客容量应该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整个候车大厅，一个挨一个挤满了等候串连的学生。历史的车轮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仿佛与火车轮子并轨在滚滚向前。人们只对当时的对错负责，没时间考虑自己所参与的这场运动有没有五.四那么幸运，将来又怎么怎么样。这是“潮流”。一代又一代人，不可避勉却又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
时间到了，待检票口的栅栏门一开，人们潮水般地涌入站内，飞也似地奔向各个车厢。当所有车厢都装得满满的，火车俨然连成长串的肉罐头，呼啸着驶出了长春站。过三海关又北戴河，经过一天一夜的运行，终于到北京了。
想不到进京坐公车一路绿灯。也到底是一国之都，承载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古老而温馨！那阶次毗邻的古城楼威严高耸雕梁画栋，透着年代的久远和历史的厚重。也有深锁的候门和高墙，其庄严肃穆、戒备森严不由地让人揣摩。
中央直属系统就座落在北京西直门外。一个面目姣好满面春风的中年女高干接待了我们，母亲般地问寒问暖，带我们去食堂吃勉费的早餐，之后，异地“革命行动”就正式开始了。
没有固定的行动目标和计划。在路上碰到有人敲贺敬之家的门，我们就跟上去凑个热闹；听说北京体育馆开某某人的批斗会，又马不停蹄地奔向那里壮大人家的“革命力量”；晚上举起拳头貌似慷慨激昂地随人流到苏联大使馆门前高呼口号，参加《反修路》的命名大会；上清华北大看大人物之间互相揭发检举的大字报。平生第一次目睹金发女郎不穿上衣只穿胸罩在长安街骑自行车飞奔……。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是人山人海。之后一大群人雄纠纠气昂昂地手拉手走在长安大街上，以为那就是革命。后来听说那晚有人把鞋都挤丢了，这革命还真是不易。
就在北京参加反修路命名大会的那天晚上，我和洁贪嘴吃了路边卖的大柿子，到天津就发起高烧来。巡诊的社区大夫怀疑我得了白喉。这下可把十九二十岁的几个人难住了。我一住院，本来想马上去上海的打算，就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荣心里七上八下代表其它几个同来串连的人上医院来看我。我当时并不清楚白喉这种疾病对生命到底有多大威胁，盲目到就怕耽搁大家串连的行程。仗着命大，第三天大夫来查房，我谎称自己没什么不舒服，就办了出院手续，跟他们一起去火车站排队买去上海的火车票了。
夜深了，天津火车站广场仍然人声鼎沸灯火通明。我和洁靠在售票处旁边的墙上，又困又乏，时不时地打个盹儿。谁知这精神一溜号，膝盖就像有人在身后顶了一下，立刻就跟着软下来，几次都险些摔倒。
到上海又别有一番景像。用它的方言调侃，阿拉上海真不愧为十里洋场，外国侵略者走了那么多年，那股洋劲儿混合着中华文明，微观的就现在街头巷尾那些女人们的穿着上，个个材品精致、宽窄得体、不浑不素又形神各异。小巷深处，偶见戴着花镜的老婆婆，不是坐在自家屋而是拉一只小板凳跑到门口，手持刚宰杀完的白条鸡，在细皮嫩肉上仔细下着功夫。
先不说这革命形势怎样，像这种花花世界，不借口革命，我们这些小孩子哪里有机会和有条件上这里来逛上一逛啊！
串连的最后一站是回家，见家里在文革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爹在五七年那本旧帐，又被红卫兵翻出来了。不但如此，还发现了新的线索。原来父母结婚时，父亲正在K城当国兵。祖父家境尚可，便采纳亲属建议将父母结婚照按洋装设计。父亲身着戎装，母亲婚妙雪白，这显然不合国人习俗颇有汉奸卖国之嫌疑。红卫兵不但要翻案，而且要一翻到底。小舅因为把口号“万壽无缰”的“万”字误写成“无”，也弄得大祸临头。
有点意思的是，母亲一个表哥在省城给人家看房宅风水，也被红卫兵抓去。老人家因积累点气功，谎称自己肺上有病，要求红卫兵立即将其释放。红卫兵不信，就拉表舅去医院作X光透视。结果X光片意外显示大面积空洞，才知道“世必有非常之人”，屁滚尿流地把老头给放了。
人们在特殊年代里的异常思维，也导致了瑞在我与他之间关系上的错觉，发生了本书前边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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