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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尚武精神呢？遥想在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唐朝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汉唐雄风至今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直接埋下了后来两代同样灭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的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矫枉过正，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
实际上，古中国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宋朝皇帝对将军们防范之心过甚，一方面是鉴于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怕别人效仿太祖皇帝，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中央皇朝。宋朝与唐朝不一样还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军明显强于边关守军；而唐朝却相反，边防守将权力很大，军队战斗力很强，到唐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中央。宋朝皇帝认为：防内甚于防外，杨家将和岳飞都是一代名将，却因此而受到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鉴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会上大兴文风，历经两宋三百多年的磨砺，整个华夏子孙已经没有了从军报国的热情了。社会的精英都去习文但却殚于练武，这个时期最大的社会贡献恐怕就是“宋词”吧。这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人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法西斯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不了多少。为什么会如此呢？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边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声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呢。
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翻。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肉体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象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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