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盘点从政生涯
不曾想到,流年似水,眨眼就到了六十门前。从1983年经中共保山地委批准担任湾甸糖厂厂长,走上领导岗位算起,在不经意之间已经走过了25年历程。若从1966年卷入“文化大革命”,1967年开始涉足昌宁政坛算起,则已度过了40个寒暑。
历史无情,历史也有情。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回顾来路,25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短暂的一瞬,犹如流星划天而过。从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跋涉过来的路程来看,又漫长而艰辛,走过的9125个日子里,有的平淡,有的精彩,有的晦气,更多的是经历失望、沮丧、磨难,甚至痛苦。只有一点聊以自慰:不管在哪个岗位,承担什么任务,都恪尽职守,尽我所能,从来没有浅尝辄止,甚至半途而废的事。
早已过了“知天命”那道坎,即将步入“耳顺”之年。我理解“知天命”就是把握人生的命运,“耳顺”就是回归本色人生,真正认识了自己,听得进任何话语。人过了50就真的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过了60就真的耳顺了吗?如果人生是一只苹果,要挂到几岁才算熟透?如果人生是一锅汤,要煲到几岁才算煲好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
走上领导岗位后,正值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国际形势云谲波诡,风雷激荡,两次美伊战争、萨达姆被判绞刑、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索沃战争、9•11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多国发生“禽流感”、太平洋海啸……国内形势既有国民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香港、澳门回归、申奥成功、“神六”上天等中华民族的盛大喜事,也经历了“六•四”学潮、亚洲金融危机、长江洪水、千万职工下岗、非典肆虐、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凸现期”等重大困难。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每一个领导干部,既要经历披坚执锐的战斗洗礼,又要经受坚定信念,迎接挑战,驾驭复杂局面,破解疑难问题的严峻考验。我从走上领导岗位起,困难和矛盾就随影同行,随时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
从政生涯中,经历了1991年和2002年两个千年一遇的对称年,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命运的眷顾。
我在县政府的第3届任期,1998年至2003年是跨世纪也是跨千年的一届政府。有幸站在千年与世纪的双重交汇点上,凝眸昌宁经济社会发展,并为之操心出力,实乃三生有幸。能在县政协主席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助理)特殊位置上工作19年,在领导岗位上工作25年,报效国家,服务昌宁人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我衷心感谢昌宁人民对我的养育、信任和给我的机会,感谢组织对我的培养,感谢所有与我一同工作过的同事给我的配合和支持,感谢家属对我的理解照顾和承当家庭重担。
走上领导岗位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特别是长期从事或分管工业及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欣慰的是,为昌宁经济社会发展尽了绵薄之力,为昌宁人民做了一些事实,取得一些实效。
所做的工作,是一个人民公务员分内之事,是自己应该做的,虽然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但与人民群众的殷殷期许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一个农民的儿子,童年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吃饱穿暖过,成人后饱经人生的坎坷历练。经历了社会大变革的大风大浪和历次政治运动的狂风暴雨,有过收获,有过挫折,有过快乐,有过惆怅。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家的培养,故乡山水与昌宁人民的养育,风起云涌时代的锻造,使一个放牛娃、捡粪童成长为一名正处级领导干部。1968年还是高中学生,即作为昌宁县群众代表,赴京参加“中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5个月,两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参加全县第一个机制白糖厂的建设;昌宁县第一个民主推荐的厂长;第一个参加国家统考的国营中型企业厂长;第一任经协办主任;第一任县长助理;第一任城工委主任。……
没能为群众做出多少有益的贡献,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丰厚的回报。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我非常知足,常怀知恩知足知耻之心,政治上从来没有太多的欲望和奢求,对职级待遇历来抱顺其自然的态度,从不趋炎附势,拉关系,走后门。
感恩是一种心态,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感恩不是要还债,而是报恩。常怀感恩之心,因为我懂得每前进一步、成长一分,都仰仗昌宁人民的养育、信任和托付,组织和领导的关心、培养和教育,同事的理解、配合和支持,舍此我将一事无成。
是知恩知足知耻之心,唤醒我担当道义的责任与持守,具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对肩上的担子和人民群众的期望,我一刻也不敢忘怀,对分管的和领导交办的工作,我一天也不敢懈怠。
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得而复失的过程,终其一生,失去比得到更为普遍,也更为本质。不必因为得到或溢美而魂不守舍,也不必把失去当成多大的挫折和失败。人生的姿态应是一种美丽,一种豁达,一种洒脱,一种快乐。
世事无常,人情难料,坐着位子,就要做事,不求闻达,但求问心无愧。
二
当我离开领导岗位时,想得最多的,是做了一些工作,干了一些实事,取得一定成绩。但缺点、失误、错误也不少,主管或分管的一些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做得更好一些。
个性偏执,争强好胜,是与生俱来的弱点。性格耿直,恃才傲物,不会韬光养晦,有意无意间时常顶撞得罪领导,甚至不服从组织决定,因而影响前程。
1986年,县委研究调整卡斯糖厂领导班子,决定派我去担任厂长兼党总支书记。当时我是正科级,卡斯糖厂是副处级,我去可以解决待遇,这是县委对我的信任和关心。组织部长张明泽同志找我谈了一个下午的话,我却不识抬举,坚决不接受,多次找县委领导普嘉兴和吴应元同志,县委重新任命了卡斯糖厂领导班子。
1992年3月,组建昌宁造纸厂生产班子时,地委决定我兼任厂长,8天之内两位副专员,一位地委副书记轮番到纸厂指挥部找我做工作,我拒不接受,最后地委书记亲自出马找我谈话,在地委书记答应试车成功后重新安排我的工作的前提下,才答应下来。这是典型的与组织讨价还价的行为。
1994年5月,地委接受我的“辞呈”,决定调我到地区交通局工作,这是地委对我的信任和关心,我却不知恩图报,在领导找谈话和给地委书记的信中,表示不愿离开昌宁,甚至说到大腊邑坡那面一步也不去,并提出辞去昌宁县政府的一切职务,到任何单位去当一名普通职工。实质上这是对组织的要挟行为。每次组织上都没有为难我,仍然让我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我在县人民政府一干14年,成了从民国到新中国在副县长岗位上“蹲苗期”最长之人,已属组织上对我的宽容仁慈,法外施恩了。
与同事相处共事,有段时间没有处理好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补台的关系。
在纸厂建设指挥部工作时,1991年的一段时间领导班子不够团结协调。我作为指挥部主要领导,按矛盾论的观点,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应负主要责任。我作为指挥部第一责任人,没有履行好抓班子、带队伍的职责,值得反省和检讨。
同一阶段,我与县政府主要领导也发生了工作上的争执。政府实行首长负责制,副县长为县长负责。我和县长发生龃龉,不管起因和过程如何,一个副职和助手,与正职争执是不对的,这将影响政府形象,影响班子整体合力。这是大局意识不强和修身养性有差距的表现。
不善妥协,不适合搞政治;不善迂回,不适应政坛复杂奥妙人际关系的需要;不会撮合关系,无法营造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的履职环境。善谋事,不善谋身,更不善谋人。锋芒过露,易遭妒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有责任感,正义感,事业心,工作投入,事业执著。决断有余,灵活性、变通性、民主性不足,认准一条路,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哪怕荆棘丛生,也百折不回;认准一个理,就始终不渝地坚持,哪怕阻力再大,也要贯彻到底。喜欢看古典名著,受中国传统人本文化影响较深,崇拜英雄,佩服强权,在正职岗位,往往主观武断,一言堂,个人说了算。
一个人固然不能没有做人的原则,但一味方正,不会变通,该退让时不知难而退,该承受是不能委屈求全,只会陷入被动,不能进退自如。真正的好钢是富于韧性和弹性的钢材。车轮是圆的,还得上润滑油,才能负重前行。我算不上好钢,也算不上好轮子。
一个人应该有定力和自信,一个领导者更应该每逢疑难有定力,每临大事有静气,菲言厚行,厚积薄发。不能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为人处事倘若过于有棱有角,直来直去,凡事没有变通,没有回旋余地,就会产生矛盾或误解,使人际关系紧张,无法形成和谐宽松的人文环境。
与班子成员交心通气不够,对下属工作要求过严,压担子多,个别指导少,批评多,接触沟通少。民本观念树立不牢,思想中还残留着“官本位”意识,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施人性化管理。当领导长了,常常以领导自居,自觉不自觉地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下级干部,有时态度粗暴,板起面孔训人,得罪人较多。
昌宁纸厂试车期间,有一次造纸车间设备出了故障,影响全厂停机。一位生技科负责人没有到现场组织抢修,我派人找没有找到,顿时火冒三丈,让人事科长通知“锈水潭子养不下细鳞鱼”,让他立即办理手续,下午离开纸厂,另谋高就。后经张仕昌等纸厂其他领导劝说,才收回成命,没有铸成大错。真是太过分了,工作作风的粗暴,由此可见一斑。
工作过的单位,许多干部职工对我有畏惧心理。虽出于工作,过后也从不记仇,但大庭广众之下,点名道姓批评,伤人感情,是不尊重别人人权、人格和自尊心的表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相悖的。回想起来,愧疚绕心,真诚地向被我批评过伤害过的同志赔礼道歉!
跟别人打交道,要知晓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和自己打交道,要清楚自己的缺点和短处。宽容别人,实际就是解脱自己,心理上的枷锁,只有自己能够打开。
一个人在看到自己行的同时,也要承认别人也能行,甚至比自己更行。确立这样一种观念,在生活中就会容事容人,保持低调,就会少许多烦恼。
虽爱读古书,但没有学懂弄通中庸。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为大也。”遵从中庸之道,就要系统思维,行为适度,合于中道,认同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个性普通存在,一味的要求别人服从自己,是封建的、愚蠢的。林肯说:“宽容比批评更能改变人。”一个领导干部应遵循“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中庸原则,顺天顺地顺人。
服软不服硬,好与强者博弈,受不得气,吃不得亏,不会忍让,若受了冤枉或不符合事实的批评,不管是同事还是顶头上司,都要犯颜申辩,理论是非曲直。
在湾甸糖厂指挥部工作期间,我还是一般干部,负责政工宣传工作。一位指挥部领导布置我领取一些方板,制作宣传牌。另一位领导不明真相,当着县委领导的面批评我不请示,不汇报,擅自动用几十丈方板(实际只用了二、三丈)。我立马反驳,并把布置我制作标语牌的领导找来,当面对质,弄得3个人都十分尴尬。有人说,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过不去。本来事后稍加解释就风平浪静的事情,我却把搞得谁也下不了台,真是愚蠢至极。这种被我奉为“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倔犟性格,给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从政生涯惹了不少麻烦。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刚则无友。不冷静的逞强行为,等于为自己树立了强敌,因之造成工作中的困难,实属自讨苦吃。
人生三件事:做人、做事、学知识。古人常说:做人须如水,可刚可柔,能弯能直,能屈能伸。自视做事还算执着,学习还算刻苦,做人却欠忍让、变通、圆滑。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苦熬、藏拙。生活的路上,不乏心想事成,春风得意,事业成功,一帆风顺之时,但成功的背后,始终伴随着艰辛、苦涩、沮丧、潦倒和痛苦。既然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一个人只有懂得和习惯于失去,才能正确对待人生,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知恩知足知耻。
保持心态平和,愤怒来得快去得也快。世界上没有不受伤的船,同样,也没有不受伤的人。《增广贤文》中说:“用心计较般般错,退步思量事事宽。”人要学会对比,而不要攀比,攀比就会被气死。和以前比,你毕竟好了许多,和绝大多数不如你的人比,你已经得到命运的眷顾,是幸运儿了,心境就平和了。多一点心平气和,才能享受普通人的快乐与内心的宁静。
人生苦短。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结果期望不必太高,不要认为只有自己从事的工作才是最有意义的,只有自己工作的效果才是最好的,好不好应由人民群众去评价,还需接受实践和时间的考验。一个人若能保持这种适可而止的态度,就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不会惊慌失措,不会特别委屈。
三
从政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事,是经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分管民政工作,了解农村和城镇居民中还有一批低收入的困难群众,构成了为数不小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困难,生活质量较低,急需得到救助。但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纳入各种保障的人群所占的比例还很低,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无法满足救灾救济的需要。
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国企职工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改革开放时期,他们却要承受体制转型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说,体制障碍是国家造成的,由这一代工人主要做出牺牲是不公平的。
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经济没有出路,但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支付巨额成本的情况下,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一下子下岗失业,流入社会,自然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同样是国企改革,大量的地方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央企却成了新的垄断行业。而央企高层高薪、高职务消费以及员工高工资高福利已成为新的社会热点。垄断行业以“成本上升”为由不断提价,谁来算算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生活成本又上升了多少倍?国企改革中,有的企业负责人只出少量资金,一夜之间成了拥有巨额资产的私企老板。在这种情况下,让为数众多的下岗职工顾全大局,他们能心理平衡吗?
毋庸置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高速增长的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骄人成绩。但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日益显现,贫富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达到0.47。全国70%以上的人没有保险,有近3成家庭因病致贫,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资源,北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9%,云南仅8.6%,可见地区间、城乡间教育差距有多大。
让社会成员中的大部分,主要是低收入者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吃得饱,穿得暖,孩子上的起学,医疗和养老无后顾之忧,这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天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要看到弱势群体利益诉求的合理性,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依照法律精神和公正原则切实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让弱势群体能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在计划经济时代,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参加工作的职工生老病死全由国家包起来,通过单位来实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旧有的福利制度已无法支撑,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福利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下岗职工不光养老金无法靠企业解决,住房、公费医疗等原来由单位筹资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无法为继。直到今天,就是已纳入社保统筹的人群,也因所在单位和所干工作的不同而福利待遇差别很大。何时能建立起公平的由政府和社会市场共同支撑的社会保障网,使弱势群体真正解除后顾之忧,是下岗职工、农村和居民中的困难群众翘首以盼的事情。
我所参与的国企改革和职工安置,虽然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讲,执行政策是到位的,为安置好职工,千方百计争取一些优惠政策。职工安置以后,没有撒手不管,随时跟踪了解,主动听取下岗职工意见要求,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和就业中的问题。就个人而言,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从这个角度讲,做到了问心无愧。但看到那么多职工下岗,许多人生活困难,想帮他们,又无能为力,时常感到揪心。
人生可以一分为三:一份为家庭,一份为社会,一份为事业。对社会和事业,我恪尽职守,用心做事,从不偷奸耍滑,做了应做而且能做之事。对家庭却未尽到责任,忙于工作,出差多,下乡多,尤其在纸厂那5年多,对家庭的照顾极少,没有把妻子买过一次米,没有把儿子开过一次家长会,家庭的担子全落在妻子身上。
我的暴炭脾气在外在家都一样,妻儿的忍让也有限度,有时难免发生口角,但很快也就烟消云散。结婚快30年了,妻子始终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我们咸淡与共,相牵相扶。从走上领导岗位到卸任,妻子和儿子从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是什么样子?糖厂时同在一个单位,经委时办公室在二楼,宿舍在四楼,她们也从未进过我的办公室,从未给单位找过任何麻烦。我能安心履职,并做出些许成绩,与妻子的任劳任怨是分不开的。回首往事,深深感谢家人对我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生活的照顾。
四
2008年初春换届,我就将卸任退休,退出舞台,回归平常了。
对于过去,可以回顾,但不必感慨叹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擦肩而去,成为过眼烟云了。风风雨雨人生路上,有过挫折,但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有过苦难,但我把它当成生活的老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不要怕被人遗忘,受到冷遇,要习惯寂寞,学会独处,静能养心。不要怕后来人否定自己,否定之否定,又成了肯定,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回眸来路,我能说:我奋斗了,拼搏了,尽我所能,做了应做的事,已无愧于心就足够了。
人世间充满是非曲直和困惑痛苦。既然怎样奋斗都会留有遗憾,那就选择快乐,微笑的面对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