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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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

文 / 寻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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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婶的儿子终于回来了,虽然就在本市上大学,但他进了大学就没有再回过家。不知道他在学校忙什么。这孩子很内向,除了父母不和别人说话,这次回来,和父母也没话了。”

我的酒吧里坐满了人,有几张面孔是昨天就见过的。酒吧里很静,全都倾听着马雷的故事。

“这孩子叫白江,是他自己改的名字,原来叫白波。从他能自己改名字的举动就知道,这孩子性格很倔强。他有他自己的抵抗方式,也有自己的主意,一切都来源于沉默。

那天正好下了一场雪,雪势很猛,每片雪花都有一个指节那么大。积蓄在地面上,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响。我一大早就提着摄象机出去拍一场婚礼,楼下站着一个提着大皮箱的青年。这青年留着满脸的大胡子,脸很小,一副庞大的眼镜扣的满脸都是。他在雪地里犹豫地走动,时不时抬头仰望一扇窗。他盯着我的摄象机,目不转睛。我习惯了这种眼神,每次我抗着摄象机外出,总会从四面八方向我投来类似的眼神,好奇而已。我只是每次都能在这些眼神得到被关注的优越。这优越很无稽,完全可以和那些牵着可爱的宠物狗趾高气扬的人仗狗势者相提并论。但这青年的眼神比其他人执卓。他一直目送我离开。

中午,我回到家,就听着对门的白叔怒喝,‘挂这么多课还有脸回来,你到底在学校都干什么了?整天就知道看电影,看电影,你能成为明星吗?别想了,务实些吧,儿子。’白江没有回话。

我住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一体三户的老楼,哪都是缺点。我住西面那间,林家母女住中间,白家在东边。

我随便扒拉两口饭,开始编辑拍回来的素材。有人敲门。我在这住的时间并不长,除了收水电费的物业人员,没人敲过我的房门。但这些物业人员敲门的动作都很粗鲁,似乎要将我的门敲开一个洞看到我惊诧的窘态而后快。现在的敲门声很柔和,而且敲门人似乎在犹豫要寻找的对象是否住这间。

我打开房门,白江站在门口。他冲我点点头,羞涩地说,‘你好,我就住对门。’

‘我知道,早上咱们就见过面了。’

‘也没什么事,我看你今天早上提着摄象机出去,又看到你门口挂着不系舟影视公司的牌子,想过来聊聊,我对影视挺感兴趣的。’

‘进来坐吧。’我心想,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家里只有一张椅子,白江坐在我的床上。他很客气,做任何事都要向我大申请,‘我能看看这机子吗?’‘我能用下洗手间吗?’……他腼腆得像个小姑娘。

他新奇地摆弄着摄象机,翻来覆去地看,不住地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那是干什么用的?’我一一向他解答,但其实一些按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设置。他问到那些未知的按纽时我就会随意编造些作用,然后以‘这些不常用’而收场。他对我很景仰,‘你作我的老师吧,我想跟你学做影视。’他的态度很诚恳,而且我几乎没有被人景仰的经历,我满口答应。

我教他几个基本的拍摄动作,他开始反复地练习。

‘你学什么专业的?’

‘数学。’他头也不回,完全沉浸在摄象机的新奇中。

‘大几了?’

‘四。’

‘明年夏天毕业?’

‘恩。’

‘行了,歇会。别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他放下摄象机,气喘吁吁。几十斤重的BETACAM机子抗着的确会很费力。

‘我并不喜欢理科,但我爸妈说理科生毕业后好找工作,我那时候听了他们的话,但上了大学我一点也学不进去,我看到那些数学运算符号就头疼。’

‘那你喜欢什么?’

‘电影。我上大学的时候写了不少剧本,还导演了很多舞台剧,但我还没扛过摄象机。’

‘电影可以作为自己的爱好啊,既然你的专业是数学,就先把本专业学好吧。’

‘不,我根本不喜欢数学。我的志向是成为像张艺谋,冯小冈,陈凯歌,王家卫那样的大导演。’

‘志向很远大,但你要知道,中国从来不缺乏拥有理想的人,缺乏的是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人。’

‘我知道这很难,但我相信那句广告词,一起皆有可能。事在人为,只要肯努力,肯定能做成的。’

‘你经的事还是太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心比天高。我带着一千块钱只身去了北京,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有所成就,但最后还不是灰溜溜地回来了。’

‘但你至少为理想奋斗过,你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不会再后悔了。我想试试。’

‘既然你这么认为,我也不再劝你了。我会帮助你的。只是我的实力很有限。’

‘不啊,我知道你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因为你没有转行。有理想的人具有很强大的能量,很可怕的。’白江的话令我感到很舒服,我也是拥抱理想的人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刺茗。我带他走进刺茗的房间。他看到了刺茗的遗像,问我,‘这是谁?’

‘和咱们一样,为理想奋斗用尽一生的人。’

我讲刺茗的故事给他听。白江听完后,对我说,‘如果我失败了,我也会像他一样结束我的生命。人生并不只是一段时间。’

他的话令我羞愧。

之后,每天他都会来我这学习影视的制作,我也全力将自己知道的那些三脚猫的功夫全教给他。我借给他一些专业书籍,他每天都熬夜去读,笔记作了很厚一本。他很用心,我也经常带着他出去拍摄。他和摄象机的缘分比我深,仅仅半个月,他拍出的画面已经比我拍出的美了。他对电视很有灵性,不但对专业知识消化的快而且透彻,更让我欣赏的是他的创作欲望。但他的作品总是很灰调,看完之后,心情也随之忧郁得想死。

他的作息时间是相反的,晚上写稿看书,白天睡觉。每天中午我都能听到白叔和黄婶的咆哮。白江从不反驳。

但有一天,我终于也听到了白江的怒吼。白叔帮儿子找到一份工作,在某个机关坐办公室,详情我不知道。换了别人那可真是求之不得的美差。机关啊,活清闲,还稳定,说不定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但白江不这么想,‘我可不想坐在办公桌前等死。整天勾心斗角,阳奉阴违。你调不上级别,整夜睡不着的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你现在又要求我重走你的老路。你们别管我了,如果你们做的出色,我会听你们的,可你们看看现在的生活,看看咱们的家。衣柜的门坏了修,修了坏,没钱换。过年了,你们只给我买新衣服,你们自己几年都没买新衣服了,而且给我买的廉价衣服,穿出去同学就笑话。日子过这么紧,一点都不潇洒,还整天被领导气得回家就发牢骚。知道为什么我不回来吗?我烦!你们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就给我撒,我是出气筒吗?你们从没想过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也从未努力过,我正在努力,你们却总是阻拦。总说我生活在虚幻里,现在的社会已经承认梦想了。打,打死我算了!让我不如意的活着,不如让你们打死算了。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你们有权收回!’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白江的话停了一段时间。‘爸,妈,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但我想试试。’

那天,白江没来我这。

冯小冈的新片《天下无贼》在全国公映,白江兴奋地拿出两张电影票,拉着我就往外跑,‘快开始了,跑快点。’跑到楼下,我奋力挣脱他的手,白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指指我的脚。大冬天的,我穿着一双拖鞋。白江乐了。

从电影院出来,白江意犹未尽,‘好片子,冯导真是有一手,将沉重的社会道德沦丧问题也能作得这么煽情。真是好片子。我还想去看。’他话音未落就转身要去再买票。我拽住他,‘一张票二十,你吃多了!不如买张碟回去,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好吧。’

电影院附近就有家规模很大的影碟店,‘老板,有《天下无贼》吗?’‘有,你要什么版本的?’‘版本?’‘有15元的,有4元的,你要哪种?’‘4元的?盗版的吧。’白江的脸沉下来了。‘你们这么大的店也卖盗版的!’‘你买不买?不买一边凉快去。’‘你知道整个剧组为了这一部电影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吗?刘德华差点就连命都搭进去了,人家只想得到应得的回报,你们这是抢劫!一般的小摊贩就算了,你们这么大的店也卖盗版的!我要举报你们!’‘小子,别找事啊。’我生拉硬拽白江出门。他一路还愤愤不平地骂着。

走到一个僻静的拐角处,白江还是在骂,我敷衍几句。正聊着,两个麻袋从天而降,我登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糊里糊涂就挨了一顿拳脚。这几个出手很重,我下意识地抱紧脑袋,倒在地上,腰眼挨了几脚,疼得我喘不过气来。末了,那几个人对我们说,‘再多管闲事,就给我小心点。’甭问,肯定是那影碟店里的。

我扒开麻袋,看到围观的人群。‘滚,看他妈什么看!’白江蜷缩着身子,躺在地上不动了。我搀扶他起来,帮他拿掉麻袋。白江深深地喘着气,鼻孔不住地向外喷血。他睁开眼睛,用衣袖揩着鼻血。

他一句话也不说,我火了,‘冯小冈是你爸爸啊?又不是你拍的片子被盗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盗版这事,国家机关都禁止不了,你在那瞎起什么哄!’白江猛然转过身,眼神很凶,‘天下一同,你不知道吗?电影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还能专心做出让我们心醉的片子吗?我们就没的看了。就相当与一个人自己在掐着自己的脖子!’我一时语塞,他说的在理,相比而言我狭隘了。但在发怒的时候,我依然舍他而去。

晚上,白江的两个鼻孔插着两团卫生纸出现在我面前,他问我,‘正版碟比盗版碟贵很多呢,那个店老板为什么还要问我们到底买哪种?要是我,肯定要顾客买正版了,一张15呢。’‘说你傻你还不信。正版碟能赚多少?盗版碟能赚多少?哪个的成本高?’‘也是。’白江在我逼视下低下了脑袋。他笑着仰起脸,‘我打算明天带着我的剧本去找本市的电影制片厂。’‘我劝你还是算了。你写的东西我也看过了,太消极,人家不会欣赏的。再说就咱们这穷地方,还拍电影?我还用去北京碰壁吗?’‘说不定人家喜欢我的剧本呢。就算不能拍,至少也能帮我向外介绍啊。’‘你太理想主义了,完全生活在虚幻里。你记住,是你在适应社会而不是在创造社会。’白江火了,‘连你也这么说我!好,让我用成绩让你们闭嘴。’白江摔了门出去,我耸耸肩。

虽然我和白江志同道合,而且也很欣赏他对理想的执卓,但他近乎疯狂的态度令我厌倦。再美好的东西也不能时刻沉浸其中。他每时每刻在我耳边谈论电影,不停地说,我拦都拦不住。可连续几天不见他,我还真有些想他。

连续半个多月没见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偶尔见到白叔和黄婶,我问他们,‘白江这几天干什么去了?’他们告诉我白江去北京了。说真的,我真心替他高兴。按照他的说法,他在去世的时候不会后悔了。我却在心底已经为他设置了悲观的结局。

白江回来了,他只是北京的流星,或许还是理想的流星呢。

白江回来后没有找过我,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家的阳台上。我端着水壶去阳台浇花,看到了白江。我家的阳台和他家的连着,只隔着一层玻璃和半截水泥扳子。我向他招手,他对我视而不见。

白江穿一身线衣线裤,拿一本英语书,口中念念有词。书摊开在膝盖上,白江的眼神却呆滞地望着上空。他吸烟,等烟抽尽了,便回到屋子里。他去阳台抽烟的频率很高,每半小时一根。他经常带着痴痴的笑容一个人扮演着各种角色。大多数是在领奖。他的演技不差,至少还能让旁观者看出他扮演着什么。白江演戏很投入,我见过他的一场吻戏,他轻柔地闭着眼,嘴唇的动作十分剧烈,没有与他搭戏的女演员,但他仍然演得很投入。

白江找到我,表情很严肃,完全不是那个连正版与盗版之间的秘密都不知晓的小男生了。‘我来谈合作的事。’他的语气很冰凉,将我见到他的兴奋全部熄灭了。‘合作什么?’‘这几天,我跑了些地方,考察影视的市场。我带着剧本找到咱们本市的电影制片厂,很失望。一幢十分破旧的楼,一个十分杂乱的大院。除了传达室的老大爷,基本上见不到人。老大爷告诉我,厂子效益太差,工资都开不出,很多人都走了。我当时就决定要去北京,去上海。我发现北京有很多个体的影视制作机构,先从DV剧开始做起,而后电视短剧,长篇电视剧,电影。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他们对你的剧本评价怎么样?’不想白江竟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是他们不识货,不是我的剧本差!’屋子里开始一段短暂却漫长的死寂。

‘我不勉强你,你如果想做,我们重新写剧本,重新来过。’‘我说帮你的,我一定会帮。’他向我伸出手。握手,成熟男人的礼节。就为这握手,我愿意相信他。

但是后来,我发现白江的脑子似乎出了些问题。经常能在深夜听到他声嘶力竭的呼喊。呼喊只是声音,却没有内容。我和他商谈剧本,他永远拒绝我的意见,而且态度很蛮横。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白江穿着一身灰色的风衣,戴着墨镜,到处选演员。他像幽灵一样出没在大街小巷,像塑像一样在公交车站坐一整天,像风一样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带着选定的演员找到我。女孩不美,但穿着很暴露,很风骚。男孩不帅,但身材还算高挑,尤其是肩很宽。他们全都摆出了毫无根据的明星架势,白江向他们介绍,‘这是我们剧组的摄象师。’他们只是点点头,面无表情。他俩都是中学生,不务正业那种,整天做梦,却不从不为自己的梦做出实际的努力。他们模仿着明星的穿戴,带港台腔的讲话方式,却不知道明星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白江得空就给这两位明星讲述自己在北京的境遇,每次的内容都差不多,但每次的内容都有新的补充。有些补充还算合情理,有些就有些离谱。他说他在北京遇到了冯小冈,‘冯导看了我的剧本觉得非常不错,评价很高呢。他说我肯定行。还说我的剧本很唯美,而且很有深度,拍出来肯定能火!他让我先拍成DV剧,然后把带子交给他,由他负责发行。因为现在电影市场竞争激烈啊,档期的争夺就像灾民抢粮食一样,所以让我秘密进行拍摄。我就是他的奇兵啊!’我对此嗤之以鼻,可那俩被明星梦冲昏头脑的孩子却信以为真。反正我只是看戏的,白江说怎么拍就怎么拍。反正平常我也没什么事,就陪他们玩玩。

第二天就要开拍了,我装作着急的样子对白江说,‘导演,咱们这设备可是奇缺啊。按照您的剧本的要求,反光板啊,摇臂啊,塑形光啊,什么都没有。怎么拍啊?’白江还真能想法。白江找了块木板,买了两条香烟,把烟盒里的锡纸全都撕下来贴在木板上,反光板是有了。没灯,就用太阳代替。没摇臂?那就爬树呗!

第一场戏的内容是一对大学时的恋人重逢时的场景。白江带着一个小板凳,举着事先用纸板卷成的喇叭。他总是喊‘cut’,‘感情啊,要带感情的呀。重来!’‘cut’……这一个场景拍了半个月。每天都拍,每天都能不停地听到白江的小细嗓喊‘cut’。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寻找过瘾的感觉。虽然摄象机对着这一对‘情侣’,但实际上真正的演员是白江自己。

后来他也不喊‘cut’了,就让他们一直相拥着。两个演员的腿都站酸了,偷眼瞥着导演。白江竟然睡着了,脑袋一低一高,与困倦做无谓的抵抗。

白江醒了,‘回吧,全是假的。’

白江带着小板凳离开了,两位明星傻了,‘我们半个月没有去上课,你说是假的!’男主角动粗了,女主角向导演吐了口水。白江没有任何抵抗的意思。身子随着他们的推搡摆来摆去。

即将到年关,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僵,原因和白江一家类似。我看到白江才发现自己当年是多么不懂事,我想回家看看。

走在街上,人潮汹涌。两个蓬头垢面,依衫褴褛的孩子抱着每一个人说,‘导演,有戏演吗?我能演好。’他们也抱着我,我说,‘回去睡一觉,醒来就去上课吧。’他们并不理会我的回答,继续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

街边的老槐树下,白江伸直了双腿坐着,眼神恶狠狠地盯着来往的行人。我在他面前驻足,蹲下身来。他仰视着我,脸上闪过一丝笑。我关切地问他,‘你怎么坐在这?不冷啊?’他反问我,‘想演戏吗?我是奇兵……’

我回到家的时候,父母亲已经在吃晚饭了。饭桌上依然放着三副碗筷。我的泪就再也止不住了。”

马雷哭了,听众们鼓掌喝彩。几个年龄大些的顾客,还走过来抚摩着马雷的肩头,递给他纸巾。

“所以我现在经常告诫自己,‘不管时间多晚,一定要回家一次。’”

掌声再次雷动!

这掌声让我听到了希望,不止是酒吧的希望。

马雷稳定了下情绪接着讲述。

“自那以后,我就搬回家住了。我租住的那间房只作为办公室。除非我工作到很晚,否则我肯定回家。即使不回家,也会给父母打个电话。

白江虽然疯了,但他给了我一个启示,我决定在我的影视公司的服务职能中多加一项,那就是为咱们老百姓量身定做属于自己的大片。我在媒体上做广告,广告词就是‘驻足于身边的琐事,璀璨属于你!’广告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收入很丰厚,我的那些股东大人们也露出了罕见的笑容。但每个月分帐之后,我总觉得自己把自己卖了。但没办法,除了电视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也想找份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的工作,但找不到啊。说真的,为什么我和刺茗,白江相比觉得自卑,就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我小时侯也有很理想。小时候,父母问我长大想干什么啊?我把头发向后捋着,尽量让自己的额头看起来大一些,说,‘我要当主席!’后来长大些,看到解放军叔叔穿军装时的飒爽英姿,我就不想当主席了,想作一名军人。这愿望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高考报志愿时,我填报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但面试时人家说我长相太丑,没让我过。我很纳闷,当军人还要长得帅的,再说负责面试的那个上尉不也照样长着一张猪脸,我找到考场的监督评理,但结果还是一样。但至少监督让我说话了,我说了自己的理想和对军人这份职业的理解,监督似乎很欣赏我的谈吐,每当我停顿的时候他都对我说,‘说下去,继续’,直到我说,‘没了’。监督和那个猪脸上尉耳语一番,安慰我两句,还是让我滚了。我回到家照镜子,发现和其他参加面试的同学相比,我的确有些自不量力。我也不能怪人家,人家的职能比较特殊嘛。所谓术业有专攻。人家代表着中国军人驻外的形象,像我这歪瓜裂枣的能作为代表吗?军人当不成了,自己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但就目前的国际形式看,就算我成为了军人,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现在连仗都没的打,当军人只能抗洪救灾了,虽然这的确是军人在和平年代实现价值的方式,但不是我理想中的军人生活。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虽然我一直很想做电影,但那不是因为自己的爱好而是因为电影能赚大钱。理想是不能以金钱为衡量的。后来遇到这么一件事,使我有时间回想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可惜啊,我到现在还没得出答案。

那是去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我记得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电话铃响了。我白天顶着烈日,陪着一个家庭出去瞎逛了一天,身体像一团软泥,躺在床上,挨着枕头就着了。

我接起电话,没好气地说,‘喂,现在不是办公时间,有事明天说!’

‘喂,请问是不系舟影视公司吗?’声音很柔和,语气很舒缓,像风铃遇到了微风。

能操纵如此美妙声音的姑娘应该丑不到哪去,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各位见谅啊,我也算是大龄青年了,还没讨上老婆,对女人的心还没死。声明啊,我决不是色狼。

那姑娘说,‘我一直想体验一下高山仰止的感觉,你能帮我实现吗?’

‘那就去兰山顶吧,那是周围最高的山了。’

‘不,我希望能都市化一些。’

‘那就西关的旋转餐厅吧,那是本市最高的楼了。’

‘但我想最后能找个开阔的空间,旋转餐厅是封闭的。’

‘要不就民安大厦,虽然不如旋转餐厅高,但楼顶是开阔的。’

‘好的,明天下午三点,民安楼下广场见,我穿一身宝石蓝的连衣裙。’

第二天是个阴天,我收拾好设备出门的时候,下起了蒙蒙小雨。我走在路上,心情格外爽朗,我不停地想,‘她到底会美到什么地步?’我将所有我见过的美丽女孩的脸都安插在宝石蓝的连衣裙上,效果都很好。宝石蓝,很宁静却也很诱惑。

我在路上开了小差,脚步却加快了,我到民安广场的时间是2点40分。我四下张望,看到旗杆下一件宝石蓝的连衣裙套在一副臃肿的身板上。应该不是她。根据生理学的解释,胖人一般说话都底气十足,瓮声瓮气的。

那个胖女人盯着我看了一阵,向我走过来。凑近了,我的心缩紧了。她的脸面上布满了深褐色甚至黑色的斑点,鼻梁附近三角区内还长着一片类似于非洲地图的青色胎记。她的额头很饱满,对称地鼓起两个鸡蛋形的大包,大包压迫着眼睛,直压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下巴向上兜着,嘴巴也随着向天翘起来。‘你是不系舟吗?’声音很美,很熟悉,令我心动过。还真是她!‘我是。你好。’我礼节性的笑笑。‘很失望是吗?’这女人很善于察言观色。‘哦,不,顾客就是我的上帝,上帝不会丑的。’我说完才发觉失言。我和她刚才并没有谈及相貌的事。我连忙道歉。她有些失落,‘没关系,我习惯了。’

在电梯里谁也没说话。她始终低着头,长发垂下来遮着脸,像恐怖片里的女主角。在升上二十八层的路程中,大半时间都是我和她独处的,我不敢看她,可电梯的门却偏偏是金属的,像一面不合格的镜子,将她的形象扭曲地展现在我面前。平常恐怖电影看多了,只要有丁点线索,那些恐怖的场景就会历历在目。眼前的这条线索又是如此明晰。我身上的鸡皮疙瘩起了一次又一次。

终于熬到了顶层,我们登上了天台。我埋头调试设备,支三脚架,她坐在一旁呆呆地盯着我。我偷眼瞥她,旋及收了眼神。她的眼睛里布满血丝,看起来很疲倦。有长发阻挡着脸庞的两侧,我看不出她的脸型,但脸上的皮肤褶皱很明显,额头的皱纹完全超越了年龄的痕迹。看得出她经常熬夜,而且对美没有抱多少希望。

我调试好设备,她给我建议,‘我想站在大厦的边缘,让风拂起我的头发,我张开双臂作托举的姿势,怎么样?’

‘随便,怎么着都行。您是我的上帝,我听您的。’我有些敷衍了事。

她对我的态度有所察觉,表情很失落,默默地低着头向大厦边缘走去。她很敏感,很脆弱。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她?

我打开摄象机电源,将录制按钮打开,‘好,摆造型。’

她的身体全部打开了,很舒展,伸直双臂拥抱着一切,狂风撩起她的长发,就像坠满星辰的夜空。她的群摆狂乱的抖动着,是在向人们友好的招手?可人们的反应却过于冷漠。任何人都没有永恒的美丽,任何人都有自己美丽的瞬间。我被眼前这不公的美丽所感染,从狭小的寻像器中探起脑袋,正想好好欣赏,她……她跳了下去。

我冲上去扒着护栏向下望,不少人正向上看。我赶忙缩回头。

我的心跳很乱,心想,‘我被那么多看到了,他们不会认为是我将她推下去的吧。赶紧走,离开这是非地。’

我抓起摄象机就跑,把三脚架落下了。

我不敢进电梯,从二十八层一路跑下来。我走出大厦大门,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我低垂着脑袋从角门出去。

我不想回办公室,我不想一个人呆着,也不想被人潮淹没。我拦下一两的士,司机师傅问我,‘去哪啊?’我说,‘你就开吧。’司机师傅载着我直转悠到夜幕降临,我困得眼皮打架,才回到办公室。躺倒在床上,却又清醒了。给爸妈打了电话,说今晚睡办公室,不回去了。父母听出我的语气很慌乱,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差点哭出来。

晚上,回想白天发生的一幕幕,我全身发抖。我颤着手拿出带子,塞进编辑机。我想打开灯,但灯管早在几天前就坏了,我懒惰了一下,没有换,当时我是多么后悔。

我带着满身的鸡皮疙瘩,重看今天拍到的画面。我不想看,但又忍受不了好奇,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只有不到一分钟的画面,背景声是呼呼的风声,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

我没看出这离奇的一切有什么特别,就像跳水运动员离开跳台时最后的一瞬间。几十秒的画面,一闪而过。我调低了影带播放的速度,我发现她在跳下去的时候,脸似乎是冲着我的。我将播放速度调得更低,这下看清楚了!我的天,她在对着我微笑!我的神经都快要崩溃了!她在笑!她在笑!她在对着我笑!

我退出带子,将磁条从带壳中拉出来,疯狂的践踏,然后将一堆粉末全部扔出了窗外。

我瑟缩着蒙着被子坐在床上。不敢闭眼,真实的黑暗要比眼中的黑暗安全得多。

我还是睡着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看到了第二天的阳光,没有做梦。

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门口站着两个警察。

‘你是马雷吗?’

‘是,我是。’

‘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你别抖,我们只是了解些情况。你知道昨天下午四时许,从民安大厦天台有个女子坠楼的事吗?’

‘我知道,我知道。哦……我是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的。’

‘哪个台的新闻?’

‘省台。’

‘哪个频道?’

‘新闻频道。’

‘你刚才是在睡觉吧。’

‘是的,昨天晚上睡得晚了点。’

‘你认识包兰吗?’

‘不认识。’

‘你昨天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在干什么?’

‘在家。’我脑子里全空了,我想回家,让父母抱着我,顺口胡说开了。

‘但有人看到你和死者包兰一起上了民安大厦的天台啊。’

我全身被汗水浸泡着。

‘而且你还落下一部三脚架。看起来你很慌张啊,为什么这么慌张?’

‘我是和她一起去了天台。’

‘你们去天台干什么?’

我从凌晨时分接到她的电话说起,将我和她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部讲了出来,包括我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时内心的躁动都讲了,见到她之后的失望也讲了。

‘你刚才为什么要说你在家?’

‘我害怕。’

‘怕什么?我们人民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我知道,我知道。’

‘你说你把全过程都拍下来了,带子呢?’

‘毁了。’

‘为什么要毁?’

‘我昨天晚上慢速播放带子的画面,我看到她竟然在跳下去时,腾空的那一瞬间,扭过脸来对我笑。我怕极了。我平时就胆小,但又好恐怖电影。我看到她的微笑,原来看过的恐怖电影里的那些场景全拥在眼前了。’

‘按照你刚才的说法,你和死者包兰在昨天之前没有任何接触?’

‘真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恩,好的。今天先了解这些,你看下笔录,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两个警察出门之前,站在门槛上对我说,‘这段时间不要外出,谢谢你与警方的合作。’

都不让外出了,完了。肯定认定我是杀人犯了。只要有那盘录影带,一切都说的清楚。可我为什么要毁了它,而且还毁得如此彻底。

以后的这段日子,我整天提心吊胆,晚上不敢睡觉。一闭眼,包兰的微笑就出现在眼前。我向我的股东大人们告假,没敢说是因为包兰跳楼的事,我只说我的胃病又犯了,回家调养一段时间。只有老梁关切地说,‘好好养病,别急着工作。’

我每天都带着黑眼圈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就等着警察来告诉我,‘这事与你无关。’只有听到警察说这话,我才能轻松下来。这算怎么回事?这事本来就和我无关啊。人有时候很假。

过了将近一个月,我终于盼来了警察,他们没有给我带来轻松的话,却要带回警察局。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就大了,下意识地冲开门就往外跑。菜市场上拥挤着人群,我拨拉着人费力的跑。警察在后面追我,喊着,‘站住!’不喊则已,喊了以后,人群反而闪出了一条通道。我玩命地跑,时不时回头看看和警察的距离。我正回头看,就被一两车撞了。还好是辆微型轿车,车速也不快,不然伤得可就不仅仅是腿了,要是我真的被这车撞死了,那是含冤而死啊。

警察的态度不错,也不审案了,先送我上医院。

医生给我接了骨,我躺在病床上。这下没法跑了,但我也不怕了。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再说我也没作奸犯科。

‘跑啊,再跑啊。速度还挺快。怎么样?腿还疼的厉害吗?’

‘好多了。有什么问题问吧。’

‘这是你上次笔录的复印件,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那好,我们开始了。’

‘开始吧。’

‘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包兰?’

‘不认识。’

‘她可是你的小学同学,你难道一点印象也没有?’

‘警官,我相信你也不是能记得小学全班所有同学的吧。’

‘可是她是你的同桌。你不会记性这么差吧。’

同桌?包兰?‘我想起来了,是,是有这么个同学。但她只和我坐了一个学期的同桌,她性格内向的很,没有什么印象也很正常啊。’

之后警察问了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

‘你在网上聊天的网名叫什么?’

‘这和案子有关系吗?’

‘回答问题!’

‘四爷。’

‘你一般什么时候上网?’

‘吃过晚饭以后。’

‘每天都上网吗?’

‘几乎是每天都上。’

‘你喜欢读痞子蔡的小说?’

‘是的。’

‘你的网友里有没有一个叫宝石蓝的女人?’

‘有,但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女人。’

‘你有一张片名叫俄罗斯辣妹的淫秽光碟?’

‘有。’我很尴尬。警察真是太厉害了,连这都知道。

‘你是否提出过和宝石蓝见面?’

‘提出过,但被她拒绝了。’

‘她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

‘她说她长相丑陋,怕我会失望。’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不在乎女人的长相,更在乎女人的心灵和才学。’

‘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

‘到底有没有?’

‘没有,真没有。’

‘你确定你和包兰是案发当日见的第一面?’

‘小学毕业后,没有再联系过。那天是第一次见面。’

‘你小学一年级玩骑马打仗游戏时将一位同学踹倒在地,致使这位同学右臂肘关节骨折,有这回事吗?’”

“警察连这都知道!你当时不就骑在我背上吗。”

“我也像你一样惊诧,‘有这回事。’

‘小学二年级在玩杨家将游戏时用钢筋插进一位同学的左面颊,有这回事吗?’

‘有。’

‘初中时和班上的小混混打成一片,有过群殴和抢劫的经历?’

‘有。’

‘好了,不用再问了。在没有找到新线索之前,你是本案的重点怀疑对象。’

我怎么了我?问了些虚头八脑的问题,我就成重点怀疑对象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但没过几天,警察就笑嘻嘻地来通知我,说我的怀疑已经解除了。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包兰的家族早年也算是名门望族。她爷爷作过国民党的高官,解放时投诚了。文革时期被打成右派。文革后落实政策,将包氏公馆重新还给他们家使用。包兰小时侯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她的父亲是包家的独子。家境很优越,同学们既羡慕又嫉妒。包兰学习成绩优异,性格随和,那些嫉妒她的同学没别的可取笑,便取笑她脸上的胎记。但没人敢在她面前取笑她。

在她10岁那年,家里出了档大事,她的性格全变了。不再活泼,相反变得死气沉沉的。她的母亲莫名其妙地出走了,她的父亲去寻找妻子,结果也是杳无音训。虽然有爷爷、奶奶的爱护,但包兰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自信、积极了。青春期的时候,包兰脸上长满了粉刺,她迷恋上了一股带着脂肪的黄水都毛孔中迸发出来的感觉,不停地挤,后来留下了一脸的斑点。她不愿见人,总是在房间里窝着,身材也臃肿起来。

学生时代,包兰也有自己心仪的男生,但这些男生并不拿她当回事。甚至还暗地里叫她‘恐龙’。她喜爱文学,向一些男生写过情书,却全都如投出的稿件一样石沉大海。甚至有一个禽兽一样的男生竟然将她的情书公开朗读。包兰的课桌上写满了字,‘丑八怪’,‘发情的丑母狗’……包兰的小说里记载着当时的心情,‘我真想死,但死之前一定要拉这些畜生陪葬!’

大学毕业时,来了很多招工单位。包兰的笔试成绩相当优秀,名列前茅,但从没有通过面试的关卡。

她越来越自卑,文字成为她唯一的排遣方式。她躲在家里创作自己的长篇日记体小说,我是小说中的男主角,她是女主角。她用近乎记录的笔调写着真实发生过的事。所以警察才误认为这本日记里隐藏着我的杀人动机。经过盘问,发现我身上发生过的事完全和日记中的李四一样,他们确信那个日记中的李四就是我,也更确定这日记并不是杜撰出的。

为什么要选我做男主角?她的小说中有合情理的解释。

‘母亲走了,父亲也离开了我,我是上帝遗弃的角落。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李四笑嘻嘻地向我走过来,问我,怎么只喝豆浆啊?他硬塞给我两元钱,让我买油条吃。我并不是没有钱,我只是不想吃而已。虽然他帮错了忙,但我很感动。他是班上唯一对我好的同学。还有,李四今天没有吃早餐。……’

包兰一直关注着我,她自打那天起就一直在收集我的资料。仅仅是因为那两元钱的感动。

包兰设法找到我的QQ号,加我为好友,每天都在网上等我。我和她聊得很开心,但她从没告诉过我她是包兰。熟识后,我们什么都说,甚至涉及到性。我有‘俄罗斯辣妹’影碟的事我也告诉了她。她将我的一切都写进了小说里。他的小说的女主人公就是她自己,男主人公只有一个,但并不完全是我。”

“这是什么意思?”我很疑惑。

“包兰将我的事安插在另一个男人身上,甚至我和她的网络聊天内容也揉碎了搀和进去。她爱那个男人。虽然网络聊天的凭借只是冷冰冰的文字,但她依然能感受到他的热情。那个男人很会煽情,包兰的感情完全跟随着他。当他提出见面的请求后,包兰放弃了对自己的保护,迎来的只是伤害。那个男人甚至和朋友一起当众奚落包兰的相貌,他们高声的笑着。包兰捂着脸,哭泣着跑回自己的角落。于是,包兰在小说里做了这样的结局。那个男人想摆脱她,于是假借着为她拍摄DV的理由,带她上了一座高层大厦,然后推她下去。我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结局不是她杀死那个禽兽般的男人?而选择了让他赐予自己死亡。她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我预感他今天要对我下手了。’

有了那本日记,案件已经很明了,警察的那些问题只是在确认我就是那个男人。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否真实存在,但我为包兰的心而感伤。

我在北京漂的时候,包兰的爷爷去世了。奶奶整天郁郁寡欢,不久也离开了人世。包兰的心彻底空了,便将一切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

她拒绝和我见面,生怕见面后,我不再和她在网上聊天。她知道我办了‘不系舟影视公司’,便以顾客的身份来见我。但我的反应是那么的冷漠甚至表现出对她的厌恶。这和她小说的结局很吻合,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所以她按照小说中为自己安排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在出门时对自己的保姆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就把这把钥匙交给警方。’小保姆满怀狐疑地点点头,端详着手中的钥匙。

一个年仅16岁的乡下小女孩怎么会知道这钥匙甚至可以救人一命,更何况包兰平时就为人古怪,没头没脑地说什么‘不测’,‘警方’,乱七八糟的,便随手放在茶杯托盘里。

直到警察多次找到这小保姆调查情况的时候,这小保姆才记起这钥匙。

这是包兰一个小锦盒的钥匙,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如果你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请让我安静地离开,不关任何人的事,一切皆随我愿。那本日记其实是一本小说。如能得偿所愿,得意出版,在天瞑目了。书名就叫《探花泪》。’她的署名是‘一个不该来到人世的丑女人’。

我的腿跛了,但习惯了也就不觉得难受。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包氏公馆。院门上挂着大铁锁,但院门的缝隙使铁锁失去了充足的作用。眼前伫立着一幢威严又阴森的古堡,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房子的灰色石壁上布满了青苔,蒿草漫无边际、毫无约束地疯长着。这院落太沉重了,一个弱女子又怎能承受其中的怨气?

几声闷雷过后,大颗的雨点降落下来。我正要骑车逃离,却看到一支出墙红花。这支花被翠绿、茂盛的爬山虎掩埋,是雨滴使它脱尘,使它娇媚。包兰没有等到自己的雨滴。

暴雨过后,雨水顺着红花瓣滴落下来。红花的洗涤使得雨滴更加晶莹。像是红花在哭泣。

我知道为什么包兰要给自己的小说取名《探花泪》了。多少个雨天,包兰孤寂地听着窗外的雨声,望着这一支敢于出墙的红花。

暴雨中,红花瓣坠满地。但幸存者却更加鲜艳。

我开始认真考虑‘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但始终没有得出答案。那支探头红花给了我启示——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马雷讲完了,酒吧依然久久平静着。没有如雷的掌声,但马雷说,“这时候如果再鼓掌,我就白讲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马雷伸个懒腰,满脸轻松地说,“我本来想找你聊聊,然后去死的。但现在,我觉得很舒畅,很惬意!我为什么要去死?不,我不死了。我眼前就有很多值得我记忆的例子,我不希望自己的事被别人讲述时也带着遗憾。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作为我的倾诉对象。”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向马雷伸出手,热切地握在一起。

“现在腿也养得差不多了,将来怎么打算?继续办你的不系舟影视公司吗?”

“没那机会了。出了这么挡子事,把老梁以及几个文艺部的股东和我一起办影视公司的事也抖出来了。他们几个都不是正式职工,所以被扫地出门了。台长很生气,说他们的行为就是吃里爬外的典型。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投资,也就是那些设备。我现在是一个十足的闲人了。老梁倒是很希望我和他一起合作,但老梁只占15%的股份,其他三个才是大股东。所以呢,我现在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都不管,省心多了。日子就应该这么过,逍遥自在,无拘无束。”

“行了,别扯淡了。从这七天的谈话,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甘心作一个闲人。咱们一起干吧,现在咱们‘梦迪’周围的住宅小区也建设得差不多了,只要咱们努力,肯定会有前途。”

“行。您可千万别给我太多的钱,我这人存不住钱。您管饭就成啊。”

“我还是给你钱你自己看着吃吧。”

“也成,你是我的老板,一切随你。”

“我给你也讲个故事吧。说有个老农家里养着一头猪,这头猪是老农一手养大的,有感情。每天都给这猪吃好吃的,他自己吃什么就给猪喂什么。有一天,来了几个粮食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围着猪圈转了一圈,看看猪的食盆,和老农急了,‘现在很多非洲的国际友人都还饿着肚子呢,你给猪吃人的粮食?罚款!’粮食组织的人临走时说,‘我们过段时间还来检查。’老农慌了,就开始每天给猪吃特别烂的食物。没过几天,又来了一个调研组,老农拉着调研组的人就往猪圈奔,说,‘看,怎么样?现在满意了吧。’调研组的人又急了,‘你这是虐待动物。’原来这组调研员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又被罚款了,老农脑袋上满是问号。好的也罚了,烂的也罚了,这总该过去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又来了个调查组,他们笑嘻嘻地问老农,‘你给你的猪吃什么东西啊?’老农说,‘我给它们钱,让它们自己看着吃去。’”

马雷津津有味地听着,听到最后发觉不对劲,“哎?我可听明白了,李四。”

“再不明白你就真是猪了。”我笑得肚子都疼了。

酒吧里的所有人都笑了。很久没有再这样痛快地笑过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又过去了。这一年中,周围的住宅楼像雨后春笋一样成长着,形式喜人啊!我的酒吧生意越来越火暴。我请回了原来被我辞掉的两个伙计,但人手还是不够使。

那天马雷带回来一个女人,进门就向我们高声宣布,“我要结婚了!”

我端详着依偎在马雷身边的女人,相貌不算出众,但眼睛很有神。她眼中的亮点比常人的大。这女人特合群,嘴皮子比马雷还能说,我经常被她领着兜一个不大不小的圈然后自愿钻进套里,而且还不知道已经入套了。我对马雷两口子说,“你们组团忽悠我来了!”

这女人待马雷不错,每天都要给马雷送来亲手煲的汤,不论刮风下雨。马雷的酒量不宏,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马雷的女人总是在保护他。她害怕自己的男人受到伤害。我特羡慕。我让马雷讲讲恋爱史,谁知讲故事成瘾的马雷却对此守口如瓶。所以我转移了话题,我问马雷,“她还有妹妹或者姐姐什么的吗?”

她还真有个妹妹,长得比姐姐漂亮多了。我这么认为,马雷却不这么想,还批判我“犯了唯心主义错误。”

马雷办婚礼的时候,我也凑了个热闹。我比马雷大俩月,却成了他妹夫。我大呼吃亏,马雷安慰我,“我老婆比你老婆大两年呢,加起来,你们比我们小22个月,不吃亏!”

婚礼很热闹,三十桌筵没一点浪费的,全都盆清碗净,四十瓶“剑南春”没剩下一滴。就这,散席的时候,几个哥们还脸红脖子粗地向我抗议,“兄弟我今天可没喝好啊。”

马雷告诉我,“我想考研究生。我还没品出大学的味道就毕业了,遗憾啊。我的大学就是网络游戏和女人。大学应该不是这样的。”

我笑笑,“还考虑‘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吗?”

马雷严肃地说,“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只是我现在换了一份心情。那时候认为找不到这答案就得死,我现在想的是用一生来寻求这答案。这本来就是总结性的问题。”马雷看看身后正在洗碗的老婆,说:“你瞧,我已经找到一部分答案了。”

马雷还真考上了。报到那天,我开着新买的车送他去学校。我笑着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马雷说,“三十岁的研究生。”马雷望着车窗前的一团云彩,“不晚,还不晚。”

我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仿佛又回到了在心理上不为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的时候。一切都还不晚。马雷经历过很多事,他都说不晚了,我没有权利再反驳什么。我埋怨过社会的压力,作过愤青,后来完全颠倒了,我逆来顺受着生活中的一切,甚至包括对面小摊贩的羞辱。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卖给他我心爱的车,我看着他对我的车挑三拣四,手砸脚踢,可我还得笑脸迎着。现在,我有钱了,脑子里便只剩下一根筋,我固执地要买回我原来的车子。小摊贩知道我对那部车的感情,故意抬高了价格。我忍受不了那小摊贩小人得志的嘴脸。马雷劝我,“忘记所有让使你现在烦恼的过去吧。”我明白他的话里不只包括我的车。

我换了部新车,而小摊贩却被那辆老爷车拖累着。

放下所有不该背负的包袱,轻松地活着,但千万别忘了,花些时间拣选出自己需要的东西。

是啊,还不晚。很多事情都还不晚,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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