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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傍晚，沙尘暴将天空搅得昏黄。我的酒吧门可罗雀。我提前放了伙计的假。我说：“就现在这情况，不会有人来了。”他们的表情很复杂。他们都是年轻人，不希望被困在一间狭小的酒吧里，突然获得自由却又无所适从。他们悄声商谈着下班后的去处，不想让我知道。
我的酒吧叫梦迪。我始终认为梦中会得到一些启迪。然而我的酒吧很惨淡。说真的，我现在已经是倾家荡产了。
我自己调了一杯龙舌兰，坐在靠窗的角落里，望着在风中，在沙中挣扎的人们，莫名的有些优越。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将梦迪盘出去。有时候我认为赚钱的工具没有起到他应完成的责任，我却始终在向其付出我的义务。这两者很不搭调。但是现在我犹豫了。盘出梦迪，我还有容身之处吗？我也会蒙着塑料袋在风沙中奔跑吗？即将而立了，却整天在困惑。
龙舌兰并不是我最喜欢的酒，里面有一份奇怪的苦涩。但我只会调这一种。就这唯一还被心不在焉地调坏了。调坏了，味道却更好了。丝丝的甜，喝起来像果汁。我的嘴里含着一块绸缎，滑腻得令我无法品味。只是那么一闪，胃里就生起了火焰。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的人们，没人顾及到我的眼神。我的眼神很挑剔，所以我始终没有结婚，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或许我可以被称为商人。但你们见过总在赔钱却又找不到方式赚钱的商人吗？
我的眼前固定着一个男人。他在执卓地盯着我。我的思绪不在眼前。我发现他的时候，他似乎已经进入状态很久。我不知道他望了我多久。他的眼神令我发慌，我木讷地挤出一丝笑。他走进了我的空间。
天很快就黑了。
（一）
那男人走进来，腿脚不太灵便。他穿着古老的灰色风衣，身子摆得很剧烈。风衣的下摆像风中的树叶。
“你的腿……”
“先不说腿了。”
他的面相很凶恶，我下意识地为他做了装扮，他应该拿一把屠刀。他的眼角掉着，脑袋很大很肥，光头剔得趣青，但脸面还算净朗。看不到污垢，也没有刀疤，我所设想的一切他都没有。看到他的嘴唇，我想说话。他的嘴唇很薄，很红，隐藏在暗黄的面颊里，微微撩起一角面纱。
他坐在我的对面，眼神将我锁定。我的心跳地很慌乱。他的眼神没有所谓的礼数，没有本能的畏惧，具有十分强大的杀伤力。我被他的眼神包裹，被他的眼神控制。我无法进行思考，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终于收起了眼神，低下头去，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两根，一根自己叼着，另一根递给我。
“烟不好，别介意。”
“哪能啊？我现在穷得连买烟的钱都没了。”
我以为他会说些安慰我的话，比如“你守着这么大的一份资产，就等着发财了。”可他居然说，“我知道。”微笑着。
我心中有些愠怒。但他说的没什么错。我也没错。有时候人很奇怪，希望被否定，却在为得到别人的肯定而不懈努力。
之后无语，空气中游走着寂静。那种感觉很奇妙。静着却动着。是静在动，还是动在静。我动着，他静吗？我瞥着他，他望着窗外。
他吸烟的动作很贪婪。深吸一口，喷出一小股烟，却张开大口将那些烟吞噬。停顿很久才从鼻孔中散出些许白烟。
我潜移默化地学着他吸烟的姿势，却被呛出了眼泪。2元一包的劣质烟，吸起来像站在一堆燃着的干草中央。嗓子里插着许多锋利的剑，很痛苦。
他看着我笑。我摆摆头，“不行，这烟太冲了。”
他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烟。烟很容易买到，但其他的事就不一定了。”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的脸对着窗外，长吁短叹。
“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
他冷不丁地冒出如此深奥的问题，我一时竟不知所措。虽然我每天都在活，但我从未思考过我生存的凭借。
我神经瘫痪似的张大着嘴巴，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很想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但脑袋完全停止了工作。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更可怕的是，我很努力地在想，但没有任何结果。
我偷眼看看他，他正在索取我的答案，很耐心却无可奈何地等待着。
“为了幸福。”
这个答案很傻，至多是慌乱中的残次品。
“你幸福吗？”他又问。
我的脑子里开始回放记忆中的片段。
“不，我不幸福。”
“那你为什么还活着？”
是啊，我为什么还活着？
“那么，你认为你为什么活着？”
他深吸一口烟，用劲的摇头，“不知道。”
他开始宽慰我，“其实很多事都是毫无来由的。但我想知道。”
“既然毫无来由，又怎么能知道？”
“怎么会毫无来由？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黑暗中，一切都存在着，但人们会认为黑暗很空旷。毫无来由，只是愚蠢的托词，只是懒惰的替罪羊。”
我边体会着他的话，边微微点头。
他摇头，“你啊，过于盲从了。好了，不说这些烦人的话题了。说点轻松的。”
“听你的口气好象和我很熟。但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排斥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是空的。”
“什么？”
“这句话你应该比我有更深的理解。”
我又点头了。在他面前我总在点头。他说的对，我的心是空的。我每天守着眼前的这间死气沉沉的酒吧，在和几个伙计无聊的嬉闹中等待着飞黄腾达的机会，我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是否会出现新奇的变化，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下半辈子该怎么过。我的心像原野一样空旷，隐约能看到一棵树在风中摇曳，但很不明晰。我不知道这棵树的影子和眼前的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他们出现在同一时间。他就像是我的领袖，但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他不停地吸烟。甚至连打火机都不用，上一根烟的烟屁直接对着下一根烟的烟顶。
“吸烟对健康没什么好处，少抽些。”
他对着我喷出一口浓烟，“健康？不吸烟的人很健康吗？别太把健康当回事，我们都不健康。健康只是一种理想。不可能实现的。好好一人，傍晚出去的，晚上就没命了。咳！别太把生命当回事。生命只是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什么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可贵，全他妈放屁。没什么人不能死。”
他又续了一根烟，接着说，“人自打一出生就不可能健康，空气污染，噪音公害，各种病毒，只要你是人你就会得病，得了病还能算健康吗？人一出生肯定有性器官，你、我有长度，那些穿着花裙子的有深度，到了年龄一些正常的冲动被认为是心理不健康。说几句粗话，被看作是道德败坏。人不可能健康，别想了。”
我张口就被堵，索性不说话。他兀自说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每个人都不健康。话给你这么说吧，每个人都是混蛋，每个人都是圣人。圣人是什么？不也是人吗？我还真就不信了，真有那种抑制自己人性为了追求什么狗屁健康的人！人就是人，人就是肮脏污秽的。每个人都有私心，私心带来贪念，贪念引发犯罪，犯罪导致死亡。一条龙，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没什么人能死得干净，死得健康的。比如说，我就很想死。特别特别想死，但为什么不死？我得找到我的答案。我不能糊里糊涂地来了——直到初中生理卫生课上才知道自己是爸的精虫和妈的卵子结合而成的——也不能糊里糊涂地去了。我得知道我这二十八年都干什么了？我为什么活二十八年！我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干什么了。为了活着而活着？对，我就是为了活着而活了二十八年。我知道我的阴暗面，所以我知道别人的阴暗面。人都不干净。妈的，口渴，给我来瓶味道足的。”
他要二锅头，我这里没有。他给我两元五角，两张一元的，五张一角的，钞票都很崭，至少有八成新。应该是从银行取出不久的。从银行取一角的钞票，我认为他很落魄。
街对面的小摊上就有他要的那种价格两元五角的半斤装的二锅头。小摊的老板是我的竞争对手。他有几张露天的桌子，每张桌子都带着绿色的伞，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脸成为翠绿的时候畅饮可口的啤酒。虽然我的酒价和小摊的一样，但周围建筑工地上憨厚的民工大哥却宁可在街边吃尘土也不进我的门。也许正是这道门将他们拒绝了。他们甚至自卑地不愿进入一间小小的酒吧的门，城市的边界在我的酒吧里变得明晰。
我始终带着鄙夷的色彩称呼他小摊贩。但他对我充满善意，总是笑盈盈的。他的笑让我想起了胜利者的宽容，我很尴尬。
在我的酒吧生意火暴的时候，他还只是抱着一只小纸箱在公交车站叫卖的下岗工人。我曾经对他有过同样的笑容。可现在，他买了车。我卖了车。他买的是我的车。仅仅一年时间而已。他对我微笑，而我成为了尴尬者。
他笑问我：“怎么？开始喝二锅头了？”
我交钱给他，他推辞，“咳，这才几个钱？我请了！”
我将钱拍在他的冰柜上，扬长而去。他在背后喊，“你他妈真是怪人。”我认为我得到了失去的尊严。尊严！因一脸的微笑而失去，却又因两元五角而来。尊严！别人用性命换来的东西，我只用了两元五角。我赚了。是这样吗？
我回到座位上，那男人还在吸烟。一包烟很快就没了。
他拧开瓶盖，豪饮一口，半瓶下肚，脸立时就通红了。他的酒量没多少。
“你还记得我吗？”
“回忆并不在眼前。”
“对，回忆的确不属于现在，但回忆中的事只能在现在重现。”
我开始仔细搜索着记忆的世界，包括所有龌龊的犄角旮旯。但未果。
“我就知道你不会记得我。我只是个小角色。”
他拿出一螺画片。“记得了吗？”
我端详着那些起了毛边的纸画片。上面画着童年时热恋着的卡通人物。的确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但这些回忆很虚，完全看不清主人公的脸。
“我是马雷！”
我恍然大悟，“天呐，是你。”
他是我住进军区大院后认识的第一个孩子，我俩同龄，但他的发育比我迟缓，到现在也没追到我，已经不仅仅是迟缓的问题了。他的身材还是那么袖珍，但不可否认，他的脑袋很大，一直很大。人常言头大的小孩聪明，从我记忆中的马雷身上看不出来。
那时候，大院的孩子们都在玩一种印刷很粗糙的画片，将这些大小不一的画片垒在一起，用手去拍，拍翻的越多，赢的就越多。我的手大，而且每次“石头、剪刀、布”来决定顺序的时候，总是排在前列，于是便成了最大的赢家。马雷手小，又老是排在后面，轮到他的时候画片早已经各归其主。
我计算着当天的收获，马雷在一旁和人打架。他哭着拽住一个孩子的衣领不放手，“还我画片，那是我攒了一个礼拜的零用钱买的。”那孩子比马雷年长，但发育的速度比马雷快不了多少。我是最大的赢家，但马雷没有来撕扯我的领子——我比他高一头。“有本事自己赢回去啊。”那孩子的话在理，马雷有些玩不起，耍赖。马雷还是拽着那孩子的领子不撒手，那孩子也急了，扭动着身子将马雷甩到一边，跑了。马雷坐在地上哭。我走过去，捧着满把的画片向他递过去。马雷还来劲，抬手就把那些画片拍落，一群孩子冲上来哄抢。“有骨气。有骨气你别玩啊。你别输急了眼撕人家衣服啊！”马雷平静下来，絮叨着骂刚才和他打架的孩子，“不就比我大两岁吗？有什么了不起。我迟早要报仇！”“你还有画片吗？我帮你赢回来。”马雷感激的看着我，“没了，输光了。”“我借你一张，赢了再还我。”“好。”我玩的时候，马雷是我的拉拉队。他的小细嗓波及面很广。
我赢了一大把画片回来，和马雷躲在一个门洞里“分赃”。“这些都是你的。”“我不要，我只要我那些。”他的记忆力很强，看着画片的画面他能很清楚的知道哪些属于自己，哪些不是。虽然他很守原则，坚持只要自己输掉的那些，但还是拿走了大部分的画片。能输这么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父母给他的零用钱很多。他为人很仗义，我帮他赢画片他请我吃冰棍，棒棒糖什么的。他说他决不欠我的。后来大家熟识了，他也开始赖帐，“大家是朋友，计较那么多干什么？”无所谓，反正我这人一向对任何东西的欲望都不会过于强烈。
马雷的身材消瘦还矮小，脸面白白静静，在没有第二性征出现的年龄就像个小姑娘，是院里那些发育正常的孩子欺负的对象。渐渐的，我成了他的靠山。我俩读同一所学校，但不同班。他每天都要和我一起上学放学。我记得有一天下雪，雪片很大，落在体积小点的脑袋上面就是一顶帽子。气温骤降至零下10度。班主任心血来潮叫我去谈话，我要他先回，他没说话。等我被班主任的说教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依然站在漫天大雪中等我。我的心里发痒，后来知道，心里的痒痒叫做感动。
他什么都听我的，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类似于领袖。马雷的父母都是医生，知识分子，于是他们不喜欢整天没人管教的野孩子李四，也就是我。其实我的父母对我管教同样很严，只是我总能找到理由跑出来。日子久了，父母对我就读的学校的印象是，“成天开会，每天大扫除，但老师认真负责，因为每天都免费加课”；对我同学的印象是，“学习差，总要我们想想去帮忙温课，身体弱，时不时就感冒”。我“开完会”，“打扫完卫生”，“补完课”，或者“从同学家里回来”，兜里鼓鼓囊囊，全是画片。我回家的时候，手总是插在兜里。有一次，不幸在父亲逼问下，手一抖，画片散了一地。老爸问我：“哪来的？”“扫地的时候捡的。”“你捡这些干什么？”“蛮好看的，拿回来描着画画。”老爸抬手就给我一个耳光，“马雷的妈妈刚来过。你一天玩的都是什么!那是赌博！小小年纪，不学好，玩起赌博来了。”我呼哧呼哧地发狠劲，“我从来没输过，为什么不能玩。再说这哪算得上赌博，玩钱才算赌博呢。”“画片不是用钱买的吗？还有，以后别和马雷搀和，人家父母可是知识分子，咱们高攀不起。”
马雷的父母对马雷寄予厚望，周一至周六要在学校出类拔萃，周末还得在钢琴班上崭露头角，暑假和寒假还得参加各种补习。我对马雷说：“你那不是家，是监狱。”马雷回家就和父母闹，挨了父亲一顿拳脚，哭着招出了我的教唆。我成了马家的敌人。
暑假的时候，我在楼下喊马雷，马雷从窗户探出头，将一个指头压在双唇的中间，“我妈在家睡觉呢，以后找你。”我一个人在街上闲逛，很无聊。过了一会，军队的起床号响了，我躲在楼道里估摸着马雷的妈妈已经出门，就去敲马雷的门。马雷隔着门怅然若失地说：“我妈把我反锁在家里了。”“那你今天出不来了？”“晚上吃完饭吧。哦，对了。帮我买一张洋画片，要大张的，一块五的那种。前几天输光了。”“你真逊，我从来都是只带一张赢一大叠回来。你妈马上就把你培养成一个书呆子了。”我的话对马雷的触动很大，“怎么给你钱？”“书呆子，你用个篮子挂上钱，用绳子拽着，我在底下接着，买到了我喊你，你把篮子再放下来，我把画片给你。”“好吧。”“真是个书呆子。”
我是马雷的靠山，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能沾到便宜，但至少有人肯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我和马雷的相处很融洽。有一次，马雷到我家玩，看到了我的拨浪鼓，可爱地笑着：“你多大了？还玩这个？”我并不作答。我对拨浪鼓的感情不是用语言能够说明的。“知道吗？拨浪鼓能算命。”“是吗？给我算算。”马雷煞有介事地装出一副巫师样，“你想知道什么呢？主的儿子。”“我想知道我的寿命。”“好，马上告诉你。”马雷来回摆弄着拨浪鼓，咚咚直响。完了，对我说：“算点别的吧。这个玩意算起寿命来很不准。”“说吧，不准的结果我也要知道。”“那我说了。你的寿命是二十四岁。”“呵呵，这没什么不好说出口的。人活着是为了质量而不是贪图高寿。爱情呢？”“你一生很孤独，但有一些牵挂着你的女人。”“那也行，总比我牵挂别人强。事业呢？”“哎，我实在不忍心算下去了。你的事业很不得志，有点……”“怀才不遇是吗？”“恩！”“很好，我很满意这个结果。”
马雷在给我算命的时候，我看着马雷轻柔的笑容，心里一阵阵酥痒。马雷在我的小床上睡着的时候，我偷偷地吻了马雷的面颊。
马雷的母亲在他九岁的时候出了车祸，去世了。他一下子就垮了。母亲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有句口头禅，“我妈说……”
他母亲去世后，他很少出门了，也不再等我一起上学放学。我想他在完成母亲的遗愿吧。他的母亲不希望我成为他的朋友。他不再理睬我，我也不好再缠着他。我每天都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垂着脑袋的姿态，我的心很酸。
有一次，他被几个坏小子纠缠。那几个坏小子挑衅地问他：“你妈是不是死了？”马雷扬起了脸，红着眼圈怒喝，“滚！”但这微不足道的抵抗毫无意义。那些坏小子奔跑着欢呼，“马雷的妈妈死了，马雷的妈妈死了……”还故意用快乐又变调的声音唱着那首催人泪下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冲上去和他们撕打，马雷却垂着脑袋，流着泪走了。他只想逃进家里。
之后，没多久，马雷搬家了，他没有向我告别。
后来，听说马雷有了新妈妈。不幸中的万幸，他的新妈妈待他很好，甚至为了他还打掉了自己的孩子。他的新妈妈将所有的心思都用了马雷的培养上。尽管有父母的严厉管教，马雷还是没考上中国的大学，父母出了钱去了国外。有人说去了德国，有人说去了美国。人啊，连这点非常客观的现象都要有所分歧。很奇怪，不是吗？
还听说马雷在美国（或者是德国）生活得很不如意。那些身高马大的外国孩子总在嘲笑他，想尽一切办法捉弄他。马雷的座椅上被放置了“屁垫”；马雷在喝光牛奶的时候发现瓶底有一支已经被融的粉笔；虚情假意地约马雷打篮球，却将他撞的人仰马翻；马雷被那些外国孩子毫无理由地毒打……
我没有再见过他。
我从记忆中回来，发现马雷已喝尽了那瓶烈酒。
他看着窗外，一个美丽的母亲抱着孩子在风沙中艰难的前行，她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以使得世间的凶狠不要过早进入孩子的世界，但自己却已是满面狼籍。
“我的妈妈……”马雷说不下去了，泪水静静地流。
“那时候……那时候，我的家里很乱，姥姥整天和小舅母闹别扭。自小舅母进门就从没有安生过。那天，姥姥压在床板下的100元钱找不到了，便硬说是小舅母‘偷’了。事情闹得很大。听大姨讲，差点就动手了。姥姥跑到我家来避难，咒骂小舅母。姥姥要和舅母分家，她要母亲去取她的户口本。天已经黑了，那时候没有这么多公交车，更不要说的士。的士全都坐在老外的屁股下，中国人开的车，中国人坐不起。我的母亲刚学会骑自行车，甚至还没有上过街，但母亲拼不过姥姥，还是去了。那天父亲在开会，很晚才回家。母亲离开的时候，在门口对我说，‘饭在锅里，让爸爸热下再吃。认真做作业，我回来要检查的。做完作业陪姥姥玩，别惹姥姥生气。’可是……我的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马雷哽咽着，我的泪水也滚落下来。我递给他一张纸巾，他强忍着哭泣，但还是不停地抽咽着。我抓着他的肩膀。他的肩膀很薄，瘦骨嶙峋。我的手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摸到了他的轮廓。他的轮廓就是他的实质。他的风衣布料很光滑，滑得可以忽略。他开始一点点赤裸，不知道桐体是否美丽。但我的视野已经失去了他的绚丽，他开始灰得像烟，像雾。
“那天晚上，”马雷渐渐平静下来，“我和父亲，姥姥一直等到很久，母亲也没有回来。父亲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停地抽烟。无数次外出寻找熟悉的身影，但毫无结果。第二天正好新学期开学，要交学费。家里的钱都是母亲管的，父亲从不过问。母亲不在了，父亲向对门的周叔叔借了钱。我去交学费，我记得你那天还问我‘为什么心神不安的？’我说没事！但当时我已经心慌得不行了，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我的心跳声，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中午，我回家的时候，在大院门口，我见到了我小舅母的父亲。我们两家的关系很紧张，我只在小舅的婚礼上见过他一面。他要带我去他家，你当时还冲上来恶狠狠地质问老人家，‘你要干什么？我叫保卫科了。’”
他微笑着伸出手，抓紧我的手。他的小臂露了出来，肌肉很少，但很硬，青筋爆出来，就像两条龙。
他的笑容很温暖，饱含着感激，然而我很不习惯。这些关于我的事，我早已忘却了。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的感激，我深感不适。他的笑容很真诚，我不认为这些事是杜撰的，但我还是难以适应突如其来地感恩。我生硬地挤出一丝笑作为回应。一切都写在脸上，马雷不再笑了，缩回手去，接着讲述。
“我在扬爷爷家呆了三天，他家的人都待我很好。但太好了，总感觉是施舍。而且他们总在隐瞒着什么，他们在聊天时，见到我会住嘴。他们只是不停地让我吃东西。我和他们并不熟识，他们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也只有让我吃了。星期一，我说我要去上学。他们居然告诉我已经为我请假了。他们连学校都不让我去了！我问弟弟，‘出什么事了？’我弟弟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1986年9月6号，星期二，我9岁生日。大姨夫和哥哥、姐姐来接我回家。那是公交公司的一辆中吧车，车很脏，里面的气味很难闻。我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快乐，以为大姨夫是来接我回家过生日的。车开动了，大姨夫告诉我，‘雷雷，你妈……出事了。’我不知道出事是什么意思，但我的哥哥、姐姐全都哭了。我的哥哥是个乐天派，技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但他还是整天乐呵呵的。我的泪水也止不住了。大姨夫的眼圈也湿了，‘雷雷，你妈被车撞了。’我还天真地问，‘那我妈现在在哪呢？我们去看她。’大姨夫说不出话了，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一进家，我就傻眼了。我哪里会知道，我这几天在扬爷爷家的时候，爸爸他们在布置妈妈的灵堂。我跪在母亲遗像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晚上，外人都离开了。我的爸爸端出一块蛋糕，说‘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年的生日就剩咱俩了。以后的生日，妈妈也不会再陪你过了。’我当时对死的概念并不了解，总认为和出差一样，隔几天，妈妈就会回来的。我一听爸爸说以后妈妈不会再陪我过生日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妈妈不会再回来了。爸爸说，‘今天不能点红蜡烛，儿子，你就当妈妈在天上和你一起吹蜡烛呢。’那天的蛋糕没味，咽进肚子里，很苦。”
凶恶的脸上挂着泪痕，让我想起捕食归来的虎王带着猎物的血迹爱抚着幼崽。
“母亲去世后，我的表哥留下来照顾我。父亲的工作很忙，表哥每天陪我玩耍，陪我学习。他的确影响了我很多。他给我讲《诗经》，给我讲金庸，将通俗音乐带进我的耳朵。我记得他第一次放给我听的歌是《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我明白表哥的意思，但我就是坚强不起来。是，没错，我在母亲出殡那天没有哭，我知道母亲不希望我哭，但那也只是作戏罢了，我很脆弱。大院里的人对我很有非议，我想他们是对的。我并不是让母亲省心的好孩子，在母亲去世后却在毫无意义的试图表现给外人看。而其实，我没有丝毫的变化。我依然懦弱。就那天，那几个傻B欢呼我母亲的去世的时候，我却只能逃避。你为了我和他们撕打，我却只是闷着头向家跑。回到家，我坐在书桌前发呆，脑子里全都是血雨腥风。我真想把他们撕烂。我的书桌前有一面镜子。当我从幻想中脱离出来的时候，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差点就认不出了。我惊诧，自己丑陋的像个魔鬼。但自那之后，我还是越来越依赖幻想，越来越依赖各种各样的角落。这其实和母亲的去世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小就喜欢小角落。我偷偷地拿父母口袋里的钱给你买冰棍，棒棒糖，被发现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钻进书桌下的小隔挡。结果，母亲把我从书桌下拉出来，打得更狠了。我母亲不是惜钱如命的人，她只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大气的男子汉。但母亲不在了，没人纠正了。我的父亲整天忙于工作，每天都在忙，也很有成效，三十出头，就已经是党的县级干部了。我很佩服我的父亲，虽然他不善于表达对我的爱，但他在我心目中才是最优秀的男人。可惜，我明白这一点太晚了。在我步入社会后，我才发现创业的艰难，也才更佩服我的父亲那一身骨气。我的父亲16岁参军入伍，换上一身军装，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不落的留给了弟弟。我的父亲出身贫寒，没关系，没路子，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从小乡村，进入省会大城市，同期的老乡兵大多都回了乡下。我和父亲回老家的时候，见过他的一些战友，有整天在毒辣的阳光下翻地皮的农民，有整天起早贪黑的业务员，甚至还有从一瓶啤酒赚取5角钱糊口的个体户。倒也没有贬低这些职业的意思，只是父亲付出的努力的确比他们多很多。入伍前，父亲的文化水平比他们只低不高，但父亲在军队图书馆里看书看得眼睛发涩的时候，他们只是在玩耍。父亲写的一手好字，为此，父亲又比他们多付出了多少休息的时间。那时候和父亲一起练书法的有很多人，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我的父亲。我父亲直到临去世前几天还在高干病房里支着桌子练书法。我的父亲是省书协的主席，书法作品甚至在日本中学生的书法课本上做封面。虽然这些都是虚名，但这些虚名的确不是酒囊饭袋能够取得的。国人的舆论能力不得不让人望而生畏，所以中国的名人是最货真价实的。”
马雷的脸上升起一股自豪。他还是个孩子。但这份幸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说是好人一生平安，哼，全他妈屁话。对门的周叔叔，绝对是个好人。你也知道啊。周叔叔是咱们大院出了名的好人啊。没和人红过脸，吵过嘴，从不攻击任何人。我记得有一次，父亲中午有会，回不了家，他把午饭放在案板上，我回去热下就能吃。但巧的是，我那天把钥匙丢了。进不了家门，我就坐在台阶上等父亲回来。等着等着，眼泪就下来了。周叔叔那几天正和老婆闹离婚，只能吃食堂。他回来见我坐在台阶上哭，硬是塞给我2元钱，让我去吃饭。为这两元钱，我感激周叔叔一辈子。周叔叔和老婆离婚的消息传开了，哎哟，你就听吧，风言风语啊，多难听的都有。有说周叔叔性无能的；有说周叔叔的老婆太漂亮，招蜂引蝶的，给周叔叔戴了绿帽子的……你说这他妈是什么事？周叔叔在院里呆不下去了，调到西安去了。周叔叔离婚以后没再娶，女儿也判给了老婆。他老婆带着女儿回了老家，一点信都不留。我前一阵子还见过他。老人家身体不行了，躺在医院里，一个亲人都没有。很难想象，周叔叔的后半辈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已经认不出我了，我也没告诉他我是谁，只是陪他聊了会。我问他，‘人这一辈子究竟应该怎样过？’周叔叔说，‘别想了，没用。真正充实的人不问这个问题。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说的对啊。”
夜色浓了，街道上行人已然寥寥，大多是烂醉如泥的酒鬼。马雷说他想睡，我让他去床上睡。马雷的酒劲上涌，含糊地说：“太安逸了，已经太安逸了。不能再这样安逸下去了。趴会，我趴会就行，我不上床，别动我！”他趴在桌子睡，安静得像一只猫。
我也困了，倒在行军床上，却立时清醒了。我翻来覆去地想马雷的变化。为之惊讶。我只清楚他的开始，而他却在多年之后，直接给了我一个答案。我为他中间的空白而感到极度的好奇。
初春的夜，凉意比冬日更甚，将一份厚重的寒冷隐藏在明媚的温暖之下。
我抱着一床被子进入前厅，马雷的鼾声振聋发聩。我悄悄地走过去，为他盖上那床被。我的举动很轻，但他醒了。
马雷揉着惺忪的睡眼，问我：“几点了？”
“两点多了。怎么？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我哪还能有什么事？我现在就等着死了。”
“别太消极了。”
马雷呵呵的笑着，“消极？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的事吧。”
我两手摊开，“我的事全在这了。你想知道什么？”
“说说你的拨浪鼓吧。我一直很奇怪，一个拨浪鼓而已，至于让你珍藏吗？”
“那里面装着我的童年，装着我的家。”
“我就知道你那拨浪鼓不平凡，我记得我那时候用拨浪鼓给你算命，你特别认真地听。其实我说的话全是瞎编的，我哪会算命啊？我就想看看你是什么反应。结果特失望。你的表情很认真，但你表现出的不屑一顾的确让我很佩服。这就叫无欲则刚。”
“你酸不酸？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真不明白现在的人都怎么了！别人发自内心的夸奖会像痰卡着喉咙一样难受。因为人们不会夸人了？还是太会夸人了？现在很多人的心态不对。挑剔的眼神会吃了弱小的命运。所有的夸奖都带着饱含私利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什么不能活得简单些呢？人与人相处的学问真的比真本领还重要吗？没错，人在世上就是与人打交道的，但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活得轻松一些，让这所谓的狗屁交往哲学去他妈的。只要工作好，吃好喝好，玩愉快就ＯＫ了。不用去想领导今天看我的那种眼神是什么意思？领导今天对我说的话里的隐藏意思是不是让我去打点？烦！真烦！这就是恶性循环。新人见领导是如此对待下属的，不久的将来，新人变领导时，当年所受的苦肯定找对象发泄。相处真的很难吗？我就不信，每个人都拿出真性情会将社会搞得一团糟！人毕竟是和人打交道，不是和禽兽。人性是相通的，人与人相处根本不用演戏，根本不用违背自己的意愿与性情，只要拿出真心待人，把眼睛睁大，就不会有任何暴力。人本来就光着屁股出世的，裸体不丢人。用不着穿着虚伪的外套演这演那，每个人都是经过选择来到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用不着演别人的角色，演好自己的角色都需要一生的时间，更不要说还兼职。就比如说你李四，在顾客眼里你是老板，但这不是你的人，而只是你的职业。你的角色不是小酒吧的老板，你的角色是李四。你所表演的内容不是每天开门营业，关门休息，而是你每天都想着些什么。不管你是否表露出来，你脑子里的想法才是你，李四。人只有脑子里的才是真实的。你见到一个火辣风骚的女子，你脑子里想的是和她上床，但你肯定不这样做，你会彬彬有礼与她擦肩而过。是理智阻止了你。所有人的理智组合起来就是道德。道德最大的敌人就是性。性如果是游戏，道德就是游戏规则。性如果是人，道德就是法律。就这样的关系。性有自己的拥护者，但这些拥护者都是地下的。而道德呢？道德也有自己的拥护者，虽然这些拥护者曝露在阳光里，但很不坚定。毕竟性是人性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一个个体能在自己的祖先面前说不吗？所以人们风言风语的生活问题就很无稽。漫说人家不一定有这样的问题，就算有又能怎么样？只要注意卫生，别危害人类健康；只要保护好我们的地球，不要让人口过于膨胀了，怎么着都行。中国传统道德将那些女人叫做娼妇，并且还和‘盗’一起平起平坐。所谓‘男盗女娼’嘛。但这盗和娼可不一样。盗是一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而娼则上超前社会发展的现象。所以盗与娼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这样和你说吧。经济的出现与发展使得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旺盛。金钱甚至已经成为人们高低贵贱的评判标准。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们对财富的获得是有方法的。这方法就是分工。在分工里没有盗这样的工种，所以盗其实就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娼不一样，每个男人自１４岁左右就开始出现很明显的性的现象，有这样的需要，不能一直等到结婚吧。内烧一夜，第二天上班迷迷糊糊的好，还是痛痛快快泄出精华，酣睡养足精神的好？过不了多久，娼的贬义色彩就不会再见到了。骚也一样，每个女人都具有完美的内分泌系统和诱人的曲线，于是，每个女人便都具有了发骚的条件，于是每个女人都具有了发骚的可能。我曾经是个传统得纯粹的男人。我认为女人的热情都是发骚。‘骚’只是一种形式的热情而已。对人热情是无可厚非的。之所以被人们冠以‘骚’这样一个不雅的称号，皆是因为人们大都太冷漠地对待着自己的世界。冷漠的态度使人们生活在灰色的世界里。‘骚’便是这恶心的灰色中令人欣喜，给人以希望的一抹跳动的红。‘骚’并不是贬义词，在某种程度上讲‘骚’等于‘博爱’，只不过‘骚’是‘博爱’含有性的表达方式。每个人都有性功能和性欲望，这些是与生俱来的，都是人性中自然又客观的一部分。有句哲语你肯定知道，‘存在即有理’。理由充分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什么要将其隐藏？因为道德？道德只是一种虚无的社会现象，甚至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一些人却妄图统一这标准，给每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将这世界变的灰暗。这世界的好与坏，对与错，只是在一味地追求人的数量。大多数人说是好的，对的，那么少数人便是坏的，错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的命运同样受到人数的控制。真理是否是真理，完全取决于是否有许多人支持。神是人造的，真理也是一样。世界上本没有好与坏，对与错，那么道德就显得虚无。如此而来，‘骚’便没有了不雅的定性，我们应该提倡博爱。有人担心博爱会将我们的爱贬值，多么无知而且可笑。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人更多的爱，这才能体现爱的价值。是我们自己对‘骚’这个字眼联想丰富了，是人自身的邪念不公平的附加给了‘骚’太多的含义和感情。如果我们心灵纯洁，如果我们破除邪念，那么‘骚’还会是现在的摸样吗？‘骚’反而是思想解放，纯洁心灵的突破口了。”
马雷的这番长篇大论令我咋舌，我方才还认为他只是个愤青，而现在，我惊诧于他的才学。如果他是愤青，他的愤是有理由的，不是歇斯底里式的无端而生的。
马雷的嘴角范起白沫，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揩，却打断了马雷的话。他擦净了嘴角，说：“你还没讲你的拨浪鼓呢。”语气柔和，像泄了气的皮球，刚才的激情澎湃早已寻不到踪影。现在更像是肾亏加肺痨的半条命人。从他那一身瘦骨，我确信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只是靠着一种精神在活着。他想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他现在知道吗？他知道后会去死吗？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观察过我的拨浪鼓没有。黑色的柄顶着红色的鼓面，一条白绳系着黄色的小鼓锤。颜色的搭配不算和谐。那个时代似乎只流行这些颜色，鲜艳却毫无内容。而这些颜色能组成一段人生。这当然是我之后想到的。在我决定珍藏它的时候，我只知道，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礼物。而且送我礼物的人感动过我，我一生难以忘怀。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一生的纪念留些思念的线索吗？”
“那是我满月的时候，我的姥姥代表全家人送给我的。当初，我姥姥并不同意我妈嫁给我爸。江南的秀丽和西北的苍凉之间的对比很难找到契合点。但是要知道，孩子和父母争，胜利的肯定是孩子。我母亲要离开家的时候，我姥姥躲在房间里。母亲对着家门跪拜。姥姥搁着窗，看着女儿的背影，老泪纵横。之后，母亲和姥姥没有再联系，直到我出生时，母亲才给姥姥去了一封家信。姥姥算着日子，赶到西北。这拨浪鼓随着姥姥一起颠簸了三天三夜。这拨浪鼓系着我的家。我的父亲是个孤儿，我只有姥姥一家亲人了。我满月的时候，姥姥已经60高龄了，但她还是来了。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之母亲当时跟着父亲在一个深山沟里驻军。姥姥下了火车，上汽车，下了汽车还得坐马车。刚来那会，水土不符，上吐下泻的。我妈就天天哭，父亲见不得母亲伤心，就让母亲带着我随姥姥回家住段日子。我也因此见到我的亲人。我在姥姥家呆到四岁才离开，之后我很少回去，三年无载的才能见亲人们一面，我长这么大，也才见过四面而已。我是家里的长孙，姥姥很喜欢我。每次我回去都关切地问这问那。我也喜欢姥姥，虽然只见过几面，但姥姥的慈祥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也或许是因为见面少，没机会发生矛盾的缘故吧，我对姥姥的感情很深。我每次回去，都特别喜欢和姥姥坐在房檐下，姥姥边做活边给我讲家里的事。姥姥是个聪明的人，她想以此拉近我和这个家的距离。我长大了，姥姥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那些家里人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姥姥说，‘家里其他人知道的，我的长孙也应该知道。不能因为离得远就把我的孙子当成外人。’我不妨把姥姥的故事讲给你听。”
“姥姥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真应了那句古话：‘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姥姥年青的时候长得很水灵，在村里追求者很多。年满十六岁那年就开始有媒婆经常出入于张家大院，直到她十八岁那年嫁给了老实巴交的姥爷。姥姥家并不图女儿能嫁到大户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浑身锦绣，只希望能找个老实人家，女儿不受欺。这个想法在当时很实际。在那个财富招至祸端的奇怪年代，有钱有知识都不是好事，老实倒是最实际的财富。不想，那个连树叶落在头上都要摸摸头的姥爷却并不是个表里如一的人。姥爷的心眼很小，在外面受了气只是憨厚的笑笑，回到家里，夜阑人静的时候便要将所受的欺侮发泄出来。姥姥的身上青紫的色彩到处都是。忍气吞声的中国传统女性发扬着三从四德，于是任何人都不知道姥爷的另一面。三从四德本是中华的女性传统美德，正是个别被三从四德宠坏了的得寸进尺的男人亵渎了这美德，使这美德成为了暴力的温和的外衣，使这美德开始变性，使得许多女人开始怀疑并最终舍弃了这失落的美德。任何美德都需要存活的环境，当环境消失的时候，美德自然也会消亡。二十一世纪，一些被欺凌的男人的开始呼唤失去的美德。或许现在的男人们正在努力建立三从四德的环境，但女人们怕了，也或者是女人们尝到了自由的甜头，不愿再回到牢笼中去。那天，姥爷喝醉了酒，又无端地被奚落。没错，很多攻击都是师出无名的。因为对手弱小。姥爷怀揣着怨恨回到家，四个儿女都安静地睡着。姥姥在等着自己的男人回来，关切的问道：‘怎么喝这么多酒？’‘我喝酒怎么了？管起老子来了，我看你是欠打。’姥爷抽出裤腰带，将姥姥牢牢地捆在凳子上，随手抄起水瓢就打了起来。儿女们被惊醒，哇哇直哭。哭声使姥爷更加烦躁，出手越发狠了。砸中了姥姥的额头，立时血流如注。见到鲜红的血，姥爷傻了，怕了，住手了。姥爷给姥姥松绑后，一个不留神，姥姥就顺手抱起一个孩子，跑出了家门。她抱走的就是我妈。姥姥回了娘家，不管姥爷怎么道歉，就是下跪求饶也无济于事。后来，姥姥忍受不了想念孩子的煎熬，自己回到了姥爷身边。自那以后，姥姥开始反抗。自那以后，姥爷身上也出现了青紫的色彩。姥姥的额头上留下一块疤，很明显的疤，鼓起来像颗恐怖的肉瘤。姥姥在额前留了刘海，劳动出了汗，也不去动那些特殊的头发，直到老了以后，皮肤松弛下来，那块疤才不再明显。再后来，姥姥带着儿女进了城，在铅丝厂的食堂里帮厨，留下姥爷一个人守着一亩三分地。因为在婚姻上受过伤，姥姥对儿女的婚姻很谨慎，很敏感，婚姻在她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刻下了伤痕，于是她见到成家的女儿第一句话便是‘他没欺负你吧。’”
“我对姥爷的记忆是蓝色的。姥爷很慈祥，很憨厚，话不多，但总是笑着，就像是蓝色的湖水，很平静。姥爷年老的时候，跟着大舅一起过，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端着个小凳子，坐在马路边看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姥爷的茶和象棋。姥爷有个容量很大的茶缸，但只能喝到一口茶水。姥爷不喜欢和大舅一起住，就在大舅的院子里另起了一座小屋，生起一个小炉子，一年四季不熄火，那个茶缸每时每刻都在活上熬着，红枣，当归，鹿茸，桂圆，干核桃……和着茶叶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屋子。姥爷喝着茶，教孙子下棋。我在姥爷的茶香小屋里学会了‘马走日字，相走田，车行一条线，炮要隔山架，老将不见面。’我十岁生日的时候，母亲突发奇想，想以我生日的名义让姥爷和姥姥坐在一起吃顿饭。自从姥姥进了城，老夫妻俩就再也没见过面，算起来也有二十年光阴了。时间是治愈任何伤口的良药。打算得挺好，父亲也全力支持。特意请了长假陪着母亲和我回了老家。生日那天，家人全到齐了，十五口人挤在四十多平米的两居室中，互相谦让着，空着沙发和椅子却都站着。铭思苦想着夸赞父母的话，以使对方产生原谅对方的念头。大舅嬉笑着对姥爷说：‘爸，您看我妈今天收拾的多标致，尤其那发型……’本来两位老人还跟着大伙一起乐和，这句话真是汤里的老鼠屎。姥姥沉着脸，撩起额前的刘海，那块疤显露出来。姥爷垂下头。又是一次不欢而散。大舅在兄弟姐妹的斥责中开始对姥姥有些不满，‘都过去那么久了，还这么较真。’于是他把姥爷从乡下接到城里，和自己一起住。姥爷于1995年冬天离开人世，享年87岁。那年的冬天格外冷，能够透过人的肌肤冷冻人的心血。姥爷最终没有再和姥姥说一句话，也没有在弥留之际再见姥姥最后一面。当姥爷的小屋里不再弥漫茶香，而是浓郁的中药味的时候，姥姥会问儿女‘那个老头子快死了吧。’话虽然难听，但每个人都听的出这里面有一份关切。姥爷去世那年，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高考。我也没见到姥爷最后一面。不过长这么大，也只见过姥爷几次而已，倒并不很伤心，但姥爷的那屋茶香，还有姥爷高超的棋艺，总让他觉得惋惜。就在我在学校的象棋大赛中夺冠的时候，他仍然赢不了让出一套车马炮的姥爷。姥姥知道了姥爷的死讯，表情很平静，但隐隐的忧伤同样溢于言表。或许是因为那个去世的人毕竟是他的丈夫，或许是想到了自己同样不久于人世，或许……”
“我家是一个贫困的大家庭，小舅下岗后靠着每个月微薄的房租过活，小舅母在公交车上卖票。在的士横行的年代，拥挤而颠簸的公交车渐渐失去了人们的宠爱。小姨在超级市场站柜台，刚开始还行，人们都想体验一下外国人的生活方式，连牙膏调料之类的小玩意都舍近求远地去超级市场买。但后来超级市场越来越多，人们都司空见惯了，再说人都懒，上班已经很累，谁还愿意为了买些小玩意而劳神呢？都巴不得楼下的小卖部送外卖，更别提去超级市场了。小姨夫又只是个园林工人，没权没势，除了一点点工资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而且还没运气，买的彩票最多中过5元的奖。”
我说不下去了，开始哽咽。铺垫与高潮之间的等待的确很难熬。距离高潮越近，心的捆绑便越紧。我颤抖手，问马雷，“还有烟吗？”
马雷从口袋里取出新的一包，拆开，递一支给我，帮我点着，自己也叼起一支，但并不点。
“八年前的春节，我和母亲回老家过年。我和母亲打定主意要给姥姥一个惊喜，我们并没有通知姥姥。我和母亲下了车，一路上谈论着姥姥见到我们时的表情，但走巷口，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惊呆了，我的姥姥居然在垃圾堆里捡饮料瓶！如果姥姥的表情是见到我们的喜悦，我的心还好受些，可姥姥的表情是那么的尴尬，好象被人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虽然我的姥姥一直贫穷着，但她始终告诉我，不要去偷去抢去捡，这些行为都是遭人冷眼的。我的姥姥并不知道这些行为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她只知道会遭人白眼，但我听她的。可……”
马雷闭着眼，嘴唇在颤。
“我读大三那年，姥姥去世了。在弥留之际，他只要我留在她的身边。姥姥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她让我掀起病床的床垫一角，拿出一个塑料袋，让我打开它。我打开一层，还有一层，打开一层，还有一层……有六层。当我见到里面深藏的东西时，我的泪水一下就奔出来了。里面装着一千元钱。姥姥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拿去念书，娶媳妇。你可是刘家唯一的大学生啊。姥姥见不到你娶媳妇了。’”
马雷的眼圈也红了，摸着趣青的额头，说：“你姥姥真是伟大的女人。虽然和你姥爷近乎于仇人了，但还是把自己当作刘家人。传统道德真是太伟大了。道德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
马雷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不会为所谓的男人品格而怜惜自己的泪水与笑容。
“姥姥去世后，我没有再见过我的亲人们了。母亲从不对我讲他们兄妹之间的事。我不知道他们小时侯发生过什么事，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成了母亲远离家乡来到大西北，但我知道，母亲没有再联系过家乡的亲人。那拨浪鼓也就成了我对家乡模糊印象的浓缩，是我唯一有据可查的家乡的线索。”
“有时候，回忆是被迫的。”马雷站起身来，伸个懒腰。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街道上的行人行色匆匆。
我想知道些马雷和他继母的事，但马雷推脱了。我也不好强逼。马雷拍拍身上的烟灰，说：“太阳出来了，回家睡觉。”
我望着马雷微跛的背影，看看眼前满满一碟烟蒂，黑夜中的交谈仿佛梦幻一般。
我的小屋里没有任何光源，漆黑一片，只有一线声音，却沉醉得恰到好处。忘记了现实，却也容易摆脱梦幻的萦绕。
我照照镜子，发现两道亮晶晶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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