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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讲到这里，诗人早就兴味索然、哈欠连天了。
“我们不理睬这些啰嗦复杂的故事了。”诗人说，“你的小说每篇折合成人民币，有多少钱？”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离奇的情感故事？”
“对，就是这样的故事，多少钱一篇？”
“编辑一般是看字数，30元人民币每千字。也就是说，我刚才那个故事如果被杂志采纳，可以得到100元报酬。”小说家说，“如果是登在流行的杂志上，要看这杂志的销量，编辑一般按照杂志的销量，给每篇离奇的情感故事定价。”
“总与故事的主人公的知名度也有很大关系吧？”诗人问。
“对，如果我是著名的作家，或者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著名人物，那么这篇小说的价格自然就如黄金般，飙升了。”
“如果是你所说的那样，既是名人的离奇情感故事，又是登在流行的、发行量可以说是天文数字的杂志上，有没有可能拿到一万元人民币的稿酬？”
“完全有可能。”小说家说，“不过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幸运。”
“那还不赖。”诗人说，“你卖不出小说，问题在你本身嘛！”
“我也这么想。”小说家说，“不过有时候也有过怀疑。”
“怎么，对出版界不满？”
“不满倒是没有，只是有些落寞。”
“正常。”诗人说，“干我们这一行的，难免要经受落寞。”
“也对，没有谁能够永远抓住读者的心思。”小说家说，“读者永远是喜新厌旧。”
“读者只读那些他渴望读到的东西。”诗人说。
“绝对是真理。”小说家附和道。
说了这么多话，小说家和诗人心里都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越是这样越是想多说点，抓住点什么；而越是多说话，心里越是空落落的。
“真要命。”小说家说，“说太多和写太多一样，总觉得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谁也不知道那‘什么’是什么。”
“就像跟服务小姐调情完了一般，满足了，又失去更多。”诗人说。
“同感。”小说家说。
两个人都暂时不说话，保持沉默，沉浸在各自的想象里。过了一会儿，准确地说，是在沉默五分钟后，小说家再也忍不住了，推了推诗人的肩膀。
“哎，跟服务小姐调情比跟一个妙龄女郎调情要容易得多吧？”小说家说。
“没有尝试过。”诗人说，“像我这种正人君子，从来不干这种龌龊事。”
“大诗人都跟服务小姐调情。”小说家说，“他们从服务小姐那里获得灵感，写诗。”
“那倒是。文人和歌妓。”诗人若有所思。
“诗人们一般都不结婚。一结婚就完蛋了，没灵感了。也不能以道德眼光来看待诗人。”小说家说，“我知道你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不是这种东西，你什么也写不出来。”
“被你看出来了。”诗人说，“这个时代最适宜我们诗人创作了。”
“最放荡的生活，最高雅，流传最久的文学形式。”小说家说，“我真佩服你们诗人的炼金术。”
“这话只对我有用。”诗人说，“我认可你这句话。你可别把这样的话用到其他诗人身上去。小心诗人们告你诽谤。”
“嗯，谢谢忠告。我也是专门针对你才说这话的。”小说家说，“对你诗人来说，不存在法则法规、道德什么的。在你那里只有率性而为的生活。”
诗人紧紧抓住小说家的双手，用感激的眼神看着小说家。
良久，诗人说：“知音呀！”
小说家却不买诗人的账，将诗人的手甩开，问了诗人一个赤裸裸的问题。
“你一首诗卖多少钱？”小说家问。
“这也与名气有关。我是一个不知名的诗人。”诗人说，“我每首诗卖50元。”
“一首诗一般多少个字？”小说家穷追不舍。
“最初我写十四行诗，模仿外国诗人。每首诗大概百来字。”
“不赖嘛，一首百来字的诗就有50块钱报酬。”小说家几乎要跳起来，“我要写一千五百多字，可苦了我。早知道我就写诗了。”
“后来有了点小名气，我写五言律诗，七言古诗，模仿古人，发扬古代文化精华，弘扬传统文化。杂志给我每首诗100元。”
“我的老天，你真是了得！”小说家在牢房里跳起来，一把抓住诗人的手，紧紧地握住，“我崇拜你。”
诗人有些受宠若惊，本来就有些羞辗，被小说家这么一恭维，从脸红到了脖子里。诗人腾出一只手，将最顶端一颗扣子扣上。这一细微的动作，被小说家看到了。小说家也跟着脸红，意识到自己恭维过度了。
“诗人先生，尽管你每首诗值100元，不过我还是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钱来风流。”小说家说，“那你得写多少首诗！”
“那倒是。”诗人结结巴巴地说，“确实不够。不过我会说甜言蜜语，这可是无价之宝。我说甜言蜜语就，能够获得仰慕我的女士的爱情。这笔无形的资产，你说值多少钱？”
“那倒是。不过，诗人先生，现在很少有人再崇拜诗人了。我们这个时代崇拜明星，即使是那些学术名人，也要在明星面前相形见绌了。”
“说得没错，学术名人也明星化了。”诗人说，“不过可别忘了，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的意思是，我做了诗人，并不是看中当诗人能够获得名声和利益，而是我真正喜欢写诗，将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当作我的人生事业。”
“也就是说，你毫不在乎外界怎么看待诗人，也不在意诗人这个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诗人这个角色所能获得的所有东西？”
“说得完全没错。”诗人说。
谈话至此，诗人和小说家都有些意兴颓唐，于是说起警察为何将他们关进这里来。诗人和小说家一一检点自己的过去，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不管怎么说，虽然我确实犯过不少错误，不过所有这些错误都是年少无知而犯下的，况且总加起来也不足以将我关进这里来。”小说家说。
诗人却不说话。
“你认为背着妻子与其他女性进行深层次的情感沟通，就已经构成了犯罪？”见诗人沉默不语，小说家如此问道。
“那倒不至于。”诗人说，“我正在接受良心的谴责。不过我不知道这种谴责会持续多久。我担心会失去这种谴责。”
“在我看来，你的那种谴责毫无意义。”小说家说，“很快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任何举动都很可笑。”
“那该怎么办？”
“放松点，别那么当真。”小说家说。
“包括我们的谈话？”
“对。”
“包括我写诗的态度，我面对我写的诗？”
“是的。”
“那可不行。我必须认真对待我的诗歌。”
“如果你硬是要这样的话，你会因此而有很多的烦恼。”
“我乐意。”诗人说，“这是我的生命根基，我无法不加以重视。即使所有人都轻视、嘲笑，我还是会自以为可笑地坚持。”
“佩服。你真正是真正的诗人。”小说家说，“你应当理解我，因为我从未发表过任何小说，所以虽然我在写作的时候很重视写作，但是作品一旦脱胎成型，我就得学会无视它们的存在，不将它们当一回事。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负担，坚持不懈地将写作进行下去。”
“我理解。”诗人说，“不能发表的苦恼，漫长的等待。”
“接下来，我们什么也不要说了。”小说家说，“我们都是写文章的，自己的生活倒是无话可说，我们也不要再说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
“等着。”
“等着？”
“等着。”
“等什么？”
“你说等什么？”
“不知道？”
“那就对了。”
“对什么？”
“我和你，都不知道要等着做什么。”
小说家说完，在牢房的床上闭上眼睛躺下来。诗人也闭上眼睛，靠着墙壁，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诗人为了靠着舒服些，将鞋子脱了，双脚搭在床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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