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故土情深 4、徐家屯

在我的童年里，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徐家屯。姥姥家、大舅家和三姨家都居住在这个屯子里。

徐家屯，离我家庙下有12华里。从家出发，奔饮东街里，转过山头，向北走大道，穿过山后屯、于家屯，从上台子山头向西北，经谭家屯、唐家屯，过一条大沟就是徐家屯。这条路对我来讲，说闭着眼睛能走那是狂话，但随意的很。六岁前，是母亲或哥哥领我走，七岁后，我便像只没绳牵着的狗独来独往。

徐家屯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曾流淌过伤心的泪水。为攻打怀沐县城而牺牲的东野六纵八百多战士的名字在这里汇总成册，让洪老将军悲痛不已，终生抱憾。此时的徐家屯正是东野六纵攻打怀沐时的前指所在地。

徐家屯不大，到我记事的时候，有二十来户人家。是个很穷的地方。那时，整个屯子，难见一座像样的房屋，清一色毛草土坯，黄泥抹面的蓬门荜户。两间居多，三间居少。姥姥家住的是三间房，中间一间作灶房。姥姥领着四舅、老姨、老舅住东屋，大舅一家住西屋。那时大舅妈已经过世，是大舅领着六个孩子过生活。三姨家住两间草房，在屯子西头。

徐家屯与王船口差不多，都是立在一片荒甸子上。水草树木环屯而布，像一群鲜活的童男童女簇拥着一位刚刚睡醒的老者。

姥姥家姓吕，原居住地是饮东复洲的夹心子。那是个大户人家，分粉坊、腰院、画匠铺三大股。姥姥他们这股属粉坊。解放前，姥爷先是给三嘴子村公所于家粉坊屯一位姓于的地主扛活，后来成了租地户。为耕种方便，才从夹心子搬到徐家屯。解放后，没再搬回原籍，就此定居下来。

姥爷走得早，还没解放就撒手人寰。

是姥姥领着舅舅、姨妈们过日子。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等舅舅、姨妈们长大都成家立业了，姥姥的身体也不行了，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

从我见到姥姥的那天起，就没见过她停过一天药。特别是冬天，姥姥没有一夜是脱去衣服睡觉的，浑身打浑身一宿一宿地披着棉被坐着。胸前放一个高高的大枕头，头抵在枕头上，睡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睡一阵儿，让人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镇咳药——安茶碱，是家中必备的常药，姥姥一天要服三次，次次不敢耽误。

姥姥经常用安茶碱止咳，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安茶碱是治咳的特效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咳嗽，没向医生咨询，就擅自到药店买了几片安茶碱，服了两片。结果不到半个小时，便心中打颤，浑身哆嗦，查点没要了小命。此时我才知道，这安茶碱的副作用是满大的。

姥姥虽然身体不好，常年有病，但她从不耽误农活。不管是家里家外的活计，姥姥都很在行。穿针納线她行，点种扶犁她也行。当她七十多岁的时候，照样干净利落，天天在忙，这在老年人中很少有，何况她在病中。

姥姥孩子多，我有三个舅舅，六个姨，又都是农民，派生出来的孙男孙女、外男外女一大帮，有六十多个。

但姥姥最疼的是我，我也是唯一一个常住姥家的外甥。姥姥身体不好，儿女们对她的孝敬颇丰，每逢年节和时令交替之际，大家都给姥姥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姥姥有一个小柳条筐，挂在窗钩上，里面专装好吃的。那筐是禁区，一般人不敢动，包括老舅。姥姥的这个禁区，到使我得到充分的食欲上的满足。人们说“外甥是姥家的狗”，这话一点不假，我只要有一两天的空闲时间，肯定会跑去姥姥家。上学以后，每到假期，我必到姥姥家住些时日。姥姥对我从不吝啬，每天早晚都能让我享受着小筐中的喜悦。

在当时贫穷的农村，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吃上饼干、蛋糕、水果，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可我真真切切地得到了这样高级别的待遇。

——如今想起这些，我就愧疚、惜惶得很。这其中有我不愿揭开，又不能不揭开的伤痛。

姥姥是一九七六年年底去世的，终年76岁。葬在复洲夹心子的北岭。从两姨姐夫海的老宅东的山道上上去，可直接到她老人家的墓地。姥姥去世时我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这成为我终生最大的憾事。

那时我在大队（现在叫村委会）工作，正领着社员，在饮东北山山头下抠鱼池。姥姥去世的当天，公社有大会，大队其他领导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只有我一个人在鱼池顶岗。

早晨上班后，出于本能，我试图向大队书记财请假。但怕书记误会，认为我是去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就支支吾吾没敢细说，只说姥姥病重我想去看一看。书记财没听懂我的潜台词，说：“活计紧，等一两天再说吧”。我便没敢再说什么。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婚丧嫁娶是不允许操办的。更有人将这些活动统统归结到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里，让人望而却步。

这件事，看似好象领导没准假，其实质是我没认真地去请假。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决不能怪领导。当时，若真的跟书记说明白，他无论如何是会给我的假的，更何况书记财是姥姥的续侄儿呢。

当时的我是处在矛盾之中，想表现自己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样，在实际行动中，体现的是虚伪和幼稚。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多数人都感染上了理想主义沉疴，我也毫不例外。在我的思维定式中，去与不去是公与私的斗争，是先进与落后的搏斗，是文明有与蛮荒的较量。在这大是大非面前我自己没有决定权，应该把这决定权交给组织，交给领导。换言之，我是把责任推给组织，推给领导。事本关己，却做出不关己的样子挂起来，实在令人厌恶。这种虚假的世界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主导我行动的理念。

那时的我，正处在思想爬坡阶段，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使得我的组织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正承受着组织的剧烈考验。作为积极分子，要经受住组织的考验，要听从组织的安排，要把事业放到第一位，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这就是我当时的真正想法。而且我曾暗暗发誓，即便领导同意我去，也绝不会去上坟烧纸，披麻戴孝！一副幼稚、狂热的嘴脸暴露无遗。

我内心深处的扭曲，逼得我在尽情地表现自己，让他人觉得我具有崇高的政治思想觉悟，仿佛自己真的是这个社会的先进分子，是有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够格的领导者。其实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早日加入组织。而早日加入组织的目的又是什么？当时没想，但今天可以剖析——说穿了是为了往更高的层次爬，说到底是封建主义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否则，没人监督，偷着走也无偿不可嘛。

领导没批准，我倒有了炫耀自己的资本，阿Q精神起了作用，认为自己是做了一次伟大的抉择，可以记录在革命的史册里。这种愚蠢的虚假的思想至今想起来还汗下！

以历史的角度和今天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我觉得有两点启示：一是不能简单地用孝与不孝来衡量这件事，要用真实的思想过程来分析我们国人在感情上的虚伪性；二是我们国人为什么热中于把自己的真实本性掩盖起来，而给人虚假的另一面？而往往这虚假的东西却真的能掩盖住事情的本质？它得逞的土壤是什么？

那天，我是用自行车，将母亲送到上台子山头的，离姥姥家还有四里路。分手时，我掉了眼泪，并嘱咐母亲要节哀。这还是由衷的，是发自肺腑的。

童年的我，在姥姥家除了享受着物质食粮还享受着文化食粮，那就是老舅给我的学前补习，真正的启蒙教育。

老舅那时正读初中，先在房身子境内的怀沐二中读书，后转到位于饮东境内的怀沐七中读书。在我的长辈直系亲属中，老舅是唯一的读书人。老舅学习用功，成绩很棒，又写得一手好字。那时在农村，初中生的学历就是很高的了，一个屯子也就一两个，凤毛麟角。老舅放学之后，做完作业就教我认字。在老舅的辅导下，上学之前，我就能认近一百个汉字了。

老舅一生不得志。因家中无主要劳动力，而过早辍学。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因家庭出身是被斗中农，在唯成份论的年代里没有丝毫出路，只能以耕地种田为生，当了一辈子农民。赶上开放搞活，晚年算过上了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