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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教育制度
人类需要进步，社会需要发展，离不开好的教育制度。人类需要借鉴历史，需要创造未来，离不开好的教育制度。不好的教育制度，不但误人子弟，也误社会发展。《大同书》：“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自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即备，语言文学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之世的学校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中国现在的学校越免费则杂费越重，成为普通老百姓家庭中的沉重负担。学校是传授知识和培养爱心的摇篮，不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大同社会实行的是衣，食，住，行，用，玩等都全免的制度，来去有专门的交通工具接送。
大同之世的学校是一个大花园，是一个环境优美，自由，快乐，宽松的地方，重视创新和激发想象力，连天空也不足以容纳师生的独立性。大同之世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鼓励思考和异想天开才被认为是天才的象征的环境。哈佛第21任校长艾略特说：“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的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第24任校长普西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我个人很推崇罗辀重主持陶龛学校时的教学理念。他主张“解放儿童，尊重儿童，信任儿童，服务儿童”，实行“学生自治”。在学校里，师生一天到晚“像很忙额外人实闲，又像很闲而实忙”，从来没有过负担沉重的感觉。学校采用愉快教学，教学愉快的“无分数教学”，对学生的考试、考核形式，有开卷，闭卷和实践操作等。考试、考核成绩不打分，教师阅卷，评议，只肯定正确，指出错误，指明努力方向。学期末向家长通报学生情况。这样的教学理念，我认为是天下最好的，它体现了对学生的关爱不但在口头上，也在教师的心中和实际行动中。2003年，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和发展组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公布了一份关于国际学生评价项目的报告，芬兰的学生名列第一，全世界最好的学校教育在芬兰，芬兰的中小学是免费的，教育经费由纳税人负担。芬兰的教育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直到中学毕业，学校不会给学生打分，不会让他们留级，不会给学生排名次，不会硬性规定他们完成功课，而只是分别跟踪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大同之世不但要发扬，而且还要将这种理念改进得更善更美更人性。
教育离不开教师，教学工具，教科书和学校。《中国人正在上的四个大当》说：“前段时间我因为一个项目的关系，找了几个大学的硕士生做程序。结果有几个人笨得很，完全不给你考虑……一点责任感没有，都不会考虑究竟是为了做事而做事还是为了做好一件事而做事……结果那几个说：我们考试成绩好得很，学校要我们留校做老师。”这种老师能教出好学生吗？中国目前的教科书，政治色彩太浓，学习氛围太淡，内容枯燥乏味，学生提不起求知的欲望。编得不好的教科书，就是浪费学生的生命。有人说中国目前的教科书，所教授的知识全是无用之学，既不实用，又无趣味可言。光绪帝说：“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无用之学之害人，实在令人痛恶。俞翁在《中国从休克中醒来》说：“书越读越蠢，学过的用不上，要用的又没学。书越读越娇，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愿干。书越读越狂，眼睛长在头顶上，眼高手又低。”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武少民在《“北大的废物”是谁的悲哀》中说：“公司曾用过北大，清华的学生，都不太成功。”“我们的教育现状实在令人担忧。”“‘北大的废物’不仅是北大的悲哀，放眼国内的‘超一流’大学，‘废物’几乎遍地都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教育出这么多的“废物”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教材和教法的不良是肯定的。里程在《游子吟》中说：“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上大学时，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从这段话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多么的糟糕了。陆先声有一篇《谁能猜出船长的年纪》的文章，是说一位法国教育心理专家给上海的小学生出了一道题：一艘船上有86头牛，34只羊，问：“这艘船船长年纪有多大？”结果有90%的学生给出的答案是86-34=52岁。由此可看出，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把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教成了笨蛋。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他们的一生就这么早早的给毁了，照这样的状况学下去，即使他们长大后拿到了很高的学历，依然是一群“废物。”说教材不好，可以拿大学历史系专攻民国历史的毕业生为例，说蒋介石当过国家主席，几乎人人知道。说林森也当过国家主席，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非历史系的人更不用说了。说谭延闿也当过国家主席，知道的人竟为零，怎不让人惊异？南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朝代，在大陆存在了二十多年，连台湾一起算将近五十来年，能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也是出奇的少。中国的学子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所学到的知识量有多少？可想而知。诸君若有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去验证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是由来已久了的。清洁理在《马礼逊小传》写到：“（中国人的）一切著作，必得与古人美丽的深奥的文致相符合。倘若有人敢用创作的形式，表示自己的观点，那么，无论他说得多么好，人家总以为他是没学问。但是，在事实上，凡充分受过教育的人，也决不会梦想到去用这样的创作，冒犯大家鉴赏的风气的。”“对于古代学问富源极度的欣羡，乃使一百三十年前的中国人，觉得十分得意。他们回顾到国家过去的光荣，岂只满足而已。他们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为保全这笔大遗产起见，虽舍生效命，也是甘心。这样，自满的心，乃使进化成为不可能。”这么沉闷保守的教育制度，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多大改变呢？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脑子里塞满了大量糟粕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有几人能有资格成为“门撒国际俱乐部会员”呢？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体系着实害人不浅。
我于19965年至1996年间，在许昌县的一所乡村小学当过小学三、四年级的带课教师，深切体会到教科书存在的弊病，书中的内容实在无法激发孩子们求知的欲望，更不用说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活脱就是培养书呆子的教育。这不是教师能力的问题，也不是孩子们不勤奋的问题，而是教材本身的问题。现行的教科书的编写无疑是欠缺趣味性和直观性的，抽象的教条太多。而且欠缺严谨性，欠缺尊重事实的真象的地方很多。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门还没有被证实的学说，但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为了政治目的而被硬说成是真实的科学。但随着科学家对古生物的研究不断深入，传统的进化论不断受到挑战和动摇。因此，美国阿拉巴马州在公立学校的进化论教科书上加上一个通告：“警告：这本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该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将中美在教科书上的做法作一个对比，就知中国的教科书有多么糟糕了，从教科书就可以窥见整个教育体制的全貌。
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儿童文学》，收有一篇林玉洽写的作文《五十年后的新世界》，谈到了当时的课文内容：第一课是五十年前格来文预言科学发展的情形和现在的印证，潜水艇，电报，电话，电车和无线电都已实现了。第二课是强司拔预言五十年后的世界情形，一、车轮用电力。二、行人穿电机鞋。三、解决晴雨问题。四、屋顶草坪。五、墙壁和天花板装不传热的物质。第三课，五十年后的世界，完全是电气化的世界，植物生长比现在快十倍，农夫不在劳苦，不必下田做工就能坐享丰富的收成，电气化不但能促进作物的生长，也能促进牛、羊、小孩等的智力和体力，用阳光和水力发电作能源，不再烧煤炭和气油。第四课，还有几件事，现在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五十年后一定能实现：一、无线电传递物件。二、电灯不再浪费电，只要开了公共电灯，便照耀如同白昼。三、无线电传送电影。四、将来有一种电机，使千里之外的亲友可以见面。林玉洽只介绍了四课内容，这样的课文，我想一定能激发孩子们展开无穷的想象力和对科学的无限向往，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对生活也必定充满了信心。相比之下，我们学的又是什么课文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收租院》，小小年纪就担负着“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真累。再来就是《金色的鱼钩》，《我的战友邱少云》，好日子还没过上一天，就先要去学挨饿，挨烧，谁干？再来就是“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这么血淋淋的画面，吓人！两相比照，哪种教科书更好，更受孩子们欢迎，不用说，其义自明。
张寿卿在《历史题该怎么考？》中说：“我儿子正在读高二，考了一道历史题：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公元那一年死？最远打到哪里？……我发现美国世界史这道题目不是这样考的。它的题目是这样的：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州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分析。有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州去，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但是600多年前，黑死病在欧州猖獗的时候，谁晓得这个叫鼠疫。如果没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没有死亡，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就不会强大，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不够强大，意大利不够强大，盎格鲁—撒克逊，会提早200年强大，日尔曼会控制中欧，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日本总是同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产生纠葛……他们的教师给学生不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十九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抗日战争），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其中有个高中生是这样分析的：我们跟中国很可能在台湾回到中国以后，有一场激战。台湾如果回到中国，中国会把基隆与高雄封锁。台湾海峡就会变成中国的内海，我们的油轮就统统走右边，走基隆和高雄的右边。这样，会增加日本的运油成本。我们的石油从波斯湾出来跨过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上中国南海，跨台湾海峡进东海，到日本海，这是石油生命线，中国政府如果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我们的货轮一定要从那里经过，我们的主力舰和驱逐舰就会出动，中国海军一看到日本出兵，马上就会上场，那就打！按照判断，公元2015年至2020年之间，这场战争可能爆发。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对华抗战的准备。……我们的历史教育就很有问题。翻开我们的教科书，题目是这样出的：甲午战争是那一年爆发的？签订的叫什么条约？割让多少土地？赔偿多少银两？每个学生都努力做答案。结果我们一天到晚研究什么时候割让辽东半岛，什么时候丢了台湾、澎湖，赔偿二万万银两，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背得滚瓜烂熟，都是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数字。那又怎样，反正都赔了嘛！银两都给了嘛！最主要的是将来会怎样！人家培养的是能力，而我们灌输的是知识。
儿童文学作家彭懿说：“《哈利·波特》的引进，将使中国的一大批作家为自己贫乏的想象力而痛哭流涕。”现在的中国人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文学家从来没有人得过诺贝尔奖就是证明。但是中国人挺拗，硬说是外国人的翻译水平不行。不过我们可以这样看，那就把中国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跟获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代表作来直接比对，原汁原味的中国作品与翻译成汉字的外国作品，孰优孰劣，高下立判。我曾拿《静静的顿河》跟中国所有的获矛盾奖的作品比对过，谁优谁次，我心中自有一杆秤。中国也有注重联想的人，只是他未上课本而已。许国泰发明的“魔球”理论，也叫信息交合论，这个理论的好处就是能令人产生很丰富的联想，比如许国泰能把曲别针的用途说出三万多种，这是很惊人的。所谓“魔球”理论，是把社会科学加上信息科学，而派生出的一种新的方法论。此论认为一切智力活动都是信息的运算交合，复制，繁殖，属于软科学方法论的范畴。它的好处是能用联想法把抽象的变为一个个具象的图景；坏处是对抽象的联想和组合会失之于精细而趋于狭隘，阻碍抽象思维的发展。学校应该好好利用这一理论，使学生能在具象和抽象中都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杨丽红在《孩子与蜗牛》的文章说：“那一刻我很惭愧自己想象力的匮乏，尽管我经常在课堂上教孩子怎样想象。”大同社会的教育应当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教科书应当集趣味性，直观性，生动性，游戏性，实用性，启迪性和独立思考性为一体，人人易学，个个爱学，课文内容尽量丰富学生的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学设备也是安全的，高科技的产品。学校像一个大花园，又像一个大游戏场。至于教师，在大同社会是最受尊敬的人。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有一个例子，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天才成长过程的见证。美国的华裔儿童罗杰伊，来自台湾，他4岁会写算，5岁会读科幻小说，会使用计算机，6岁入小学，在学校同12岁的学生上算术和写字课，到三年级上音乐，体育和美术课。8岁时被美国爱达荷大学正式录取为该校学生，由于小学不愿意放弃对其进行教育的权力，大学教授最初只对杰伊提供私人辅导。每天上午他到小学上课，下午到大学去单独上英语。1979年春，爱达荷州的学校举行过一次“斯坦福大学入学水平”的统考，杰伊以小学二年级学生的资格通过了这场考试，同年夏季，他被允许以旁听生资格在爱达荷大学试读某些课程。同年秋天，爱达荷大学正式录取了杰伊。他12岁大学毕业并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个例子，就是大同之世的学校教学理念的影子。由于电脑等高科技的普及，图书馆与学校联网，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各种知识，学校只指明学习的方向和思考问题，作业问题和考试问题。学校的另一个功能只是社交和联欢的场所，教师就像是主持人，每个学生都可以像杰伊一样选读个年级的课程，也可以坐在家里自由选修各种知识，从小学，大学都博士的课程，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学习。只有在想追求社交和联欢的气氛才到学校进修。大同之世由于智力开发的科技比较发达，人人都非常聪明，学校只是智力科技成果的实施之处。那时，一个学生一学期的所学，也许是现在的人一生一世所学的千百倍。这不是开玩笑，目前，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一种可以装入人脑的微型仪器，一堂课的时间就能掌握几万个英语单词。很奇妙吧？大同之世不知比现在先进多少倍，那时的智力辅助器，已经不须放入人体内，而功能比现在要强千万倍，而且对人一点儿轻微的伤害也没有，真仰慕大同之世的学生。
大同之世，人人都掌握同等的知识，不同的只是善于独立思考和不善于独立思考的区别而已，文凭已经毫无任何意义。至于考试，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就可以解决，考试只是自我检验掌握知识的牢固程度而已。中国数千年来一直传承到今天的应试教育，在大同之世彻底休矣，文凭至上和本本主义亦彻底休矣。方方在《何其沉重的关怀》说：“应试教育将高考逼成人生途中一条狭窄的小径。”“而高考真的就重要到这种地步吗？当然不是。”“但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校以及我们的社会却偏不将这一宽松的思路交给考生，却偏要把一群人的考试变成一个沉重的社会事件。”在大同之世，学生们将真正的从应试教育中彻底解放出来，陶龛学校的愉快教学理念也将得以真正的实行。
梁启超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好的教育制度是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每个适龄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力。王相注《三字经》说：“有子而不教，则昧其天赋之良，悖理纵欲，日迁于不善矣。”可知，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很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的。贺兴思注《三字经》说：“古者妇人胎教之法，而事事都归之于正。是子未生之前，先教以正，岂有不正者乎？”《大同书》也说：“孕妇入院之后，必有所佩，佩皆作冲牙，相触成声，镪鸣协和，必中乐律，若古者行中《采荠》，趋中《肆夏》之义。”当然，现在的胎教不再是佩玉，而是用更科学的方法和工具。不过，古人的胎教法还是有一定用处的，王相说：“古者妇人有娠，坐不偏，卧不侧，立不跛倚……往往生子聪明，才智贤德过人，此未生之胎教也。”孩子生下来后，不论是送入幼儿园也好，放在家里也好，到了7、8岁都要入学校读书，王相说：“古者，人生八岁先入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使其知其义而识之于心。”古时候读到考中进士，而现在一般只进修到博士后。在大同之世，由于科技的发达，每个学子都有可能成为博士后。那时，人人都是饱学之士，无文化愚昧时代，将根本上从地球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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