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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富贵与贫穷
富者，人所爱也；贫者，人所厌也。《大同书》说：“人之所望者富，所求者富，富者亦无不乐耶？”世间若有人嫌富爱贫，那他一定是伪道学，假正经。《后汉书》说：“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仰慕之。”试想有谁愿意有福不享，而去过贫贱交加，饥寒交迫的日子？三辅诸儒跟那些高唱“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者是一路货色，都是自欺欺人的伪君子。
孔子说：“仁者，爱人。”韩愈也说：“博爱谓之仁。”这样的“仁”都是空谈，虚妄得很。而颜回则深受其害，“一箪食，一壶浆”，乐仁不疲。每天都空谈儒家的仁，从没想过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最后只能年纪轻轻地在贫穷生活下悲惨死去。孟子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句话不知害死了多少个颜回。子贡就比颜回聪明，他追求富贵，富得可以与国君分庭抗礼，照样位列七十二贤人之首。若颜回，不是呆子就是脑子有毛病。鲁迅在《安贫乐道法》中说：“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却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对颜回和三辅诸儒们给予了辛辣地讽刺。
《六韬》说：“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这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仁。仁者，富贵也。司马迁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三餐不继，衣不弊体的颜回大谈他的仁术仁道，谁信？行此仁，于人，于己，于社会均无半点好处，要来何用？一无所有的乞丐就是想为富不仁，也是难如登天。司马迁说：“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渐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即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意思是说如果家境贫穷到双亲饿死，老婆孩子饿得又瘦又弱，过年祭祖的酒钱都没有，吃饭穿衣全成问题，景况如此仍不知羞耻，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所以，没有资本的人应该凭力气赚得资本，小有资本的人应该凭智慧去增加财富，已经富有的人应该争取时机扩大财富。这是改善生存条件应当遵守的常规，聪明人则用来自勉。所以本富（指农林渔牧业）为最上，末富（指商业和手工业）为次，奸富（指用歪门邪道发财）最差。没有隐居山林奇士的作为，而长期处于贫贱之中，只会喜好空谈仁义，是非常羞耻的。贫穷本不是颜回们的错，但是不思改变贫穷状况就是他们的错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穷得饥寒交迫还整天嚷嚷仁义，这种人不是呆瓜吗？取得了功名的人才能视功名如尘土，大富大贵的人才能视富贵如浮云。没有功名富贵在身，则妄谈仁义，就是欺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是一本充满仇富心态的书，像书作者这种有变态人格心理的人，却偏有标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比颜回及三辅诸儒更贱。须知奸富也比甘于清贫更进步，更不用说本富和末富了。所以，黄宗羲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凡是人，内心都是向往富裕，追求更高更好更阔桌的生活。司马迁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儒家一贯反对逐利求富，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致富享乐的思想更受到严重的批判。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班固更把靠逐利发财的人骂为：“不轨奢僭之恶！”《大同书》说：“大同之世之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正府商部统之。”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没有私产之商，人人工作，靠工资生活，这样的公有制社会当然不会有富翁产生了。但他不反对享乐，并要去除苦界，高度发展生产，使人人享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快乐。《大同书》说：“衣食完好自费焉，听其挥霍……”然而，人类历史上极力扼制求富享乐的社会则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但禁止个体积累财富的行业，而且还要打倒土豪劣绅。共产主义提倡艰苦朴素的革命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的享乐生活作风。共产主义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追求资产阶级享受。共产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掌权者全是穷人，这样的政权当然是仇富的，决不允许富人的存在。只要个人出现一点谋富的倾向，马上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的话还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击。共产主义就是不允许产生富豪和享乐，也不允许有贫富差距，所有财产要归之于公，然后跟所有的公民公共之。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执政者都是穷人，而这些当权派又泯灭不了追求肉体和精神的快乐满足的天性，所以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较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任何制度都要多得多，普遍到都合法了。虽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却造就了贫穷。在马恩列斯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富豪是绝对要打倒的，到了邓小平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情况虽有好转，走的却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冤死的大地主刘文彩还是没有得到平反。
英国的斯宾塞写了一本书，叫《社会学研究》。他用达尔文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说明充满挑战的人类经济世界，并这样解释富人产生的合理性：贫富差距是自然力无可避免的结果，富人之所以富裕，是他们具有高度的适应能力，比别人更强，更优越。因此，富人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自己的财富及财富带来的种种乐趣，而富人的财富也应当受到强有力的保护，没有任何人和政府能对富人们获得及扩充财富的方式加以干预，如果要干预，就等于干预了人种改良的基本规律。人之所以会穷，是因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无知，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结果。帮助穷人，就等于要中止一切的社会进步。富豪们应该可以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他们自由地挥霍浪费，过奢侈的生活也不应该受到社会的抵制和讽刺。因为他们的豪华消费跟他们努力创造财富一样，都是在推动市场和社会的繁荣。我对斯宾塞的思想就是这么理解的，对于像石崇斗富的行为，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好小的。《增广贤文》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思盗矣。”“固穷”和“思盗”都是危害社会的毒瘤，都应该去除掉。《大同书》说：“务穷极人生之乐，听人自由欢快，一切无禁。”这才叫求富享乐的人生。
当然，除了马克思和共产党是憎恨富人和打倒富人阶级的外，还有一位美国人，制度学派的始祖凡勃仑，也是咒骂富人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有闲阶级论》，把富人骂得一无是处，他骂资本主义大财阀本质都是强盗，自由企业是最无耻的骗局，“节约与资本积累”的过程是流氓致富，富人的高消费被他骂成是非常粗俗的鉴赏力。他还说富人把大量第二财富花在美食，饮酒和各式各样的性关系上。其实这都是他刻意营造出来的气氛描写，其用意就是丑化富人的形象，并嫉妒富人有挥霍不尽的财富。从这本书正好可以窥见他变态的仇富心理和畸形人格。格言说：“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正好说明了财富的真谛，与富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无关。须知一个人再怎么吃山珍海味，怎么住高级别墅，怎么穿高级时装，怎么挥霍浪费，支出的财富都是很有限的，《增广贤文》说：“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而他剩下的钱则只能用来投资，用来繁荣社会。钱的价值只有在有意义的事业中才得以体现，比尔·盖茨说：“等你有了一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石油大王保罗·盖蒂也说：“投资在丰富文化生活，促进世界经济进步及繁荣，造福人类的事业，才是使用金钱的最好方式。”洛克菲勒也说：“财富是上天所赐，我只是这笔财富的保管人而非拥有者，因此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才是富人们的真实生活面貌。凡勃仑说世界上的富人是靠强盗行径来取得财富积累的，这是错误的说法，世界上成功的富豪大多是靠智慧和汗水赢得财富的，比如李嘉诚就是这样的，像胡雪岩以及在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者，付出的艰辛则是穷人的千百倍，这些人能富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把自己的钱财在社会上进行高消费，大享受，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馈。不但正当，而且值得鼓励。
人生于世，时日苦短，不追求富贵利禄，意欲何为？司马迁说：“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隐匿在穷巷里无所作为，连猪食一样的糟糠都吃不饱，这样的人生一点不快乐，不去奋斗，积极改善自己的穷困面貌，是很羞耻的行为。《劝世文》说：“穷不可怨。”对贫穷麻木不仁，怎么可能积极去改善自己的人生际遇呢？《增广贤文》说：“君子安贫，知人达命。”其实是骗人的鬼话。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玩好的，住好的，才是现实主义的享受。至于那些说：“我心中有远大理想作为丰富的精神粮食。”是超闲事主义的享受，也是骗人的鬼话。《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着才是积极的人生。
司马迁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足。”富者易贵，贫者必贱。富者受人尊敬，贫者遭人鄙视。大同社会是尊崇富人的社会，也是鼓励享乐的社会，没有财富是很难尽情享乐的。何曾日食万钱，没有财力作保障，能行吗？科学技术能向更高的高度发展，多数是在富人的高消费推动下完成的。文明能够向更善的方向进步，也大多数是在富人的追求奢华下完成的。
太平洋上有个小小的岛国叫瑙鲁，也叫快乐岛。岛上没有税收，医疗和教育全部免费。如果不想在岛上的医院治疗，政府还会出钱让病人到国外最好的医院看病。想上大学的学生也会被送往国外，往返机票，学费和其他一切费用全有政府包干。人民的水电，电话和住房都享受政府大额补贴，基本是免费的。公民上班从没有规定时间，随个人的生活习性自我安排。这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在没有任何时间观念的政府机关里办公，或服务于外资公司，剩下的百分之五的人则领着政府的补助四处闲逛，过着吃了睡，睡好在吃的生活。在政府丰厚的工资或超低生活消费下，这里的人真是活得闲暇快乐。家家住豪华别墅，开豪华车，享用豪华高档电器和最时髦物品。多数人则长期在国外旅游或居住。如果瑙鲁没有足够的财富，她的人民能生活得这么幸福快乐吗？将来的大同社会也是个财富和享乐的社会，大同社会的人民比瑙鲁人生活得更为快乐惬意，更为舒适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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