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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毛的三次生死离别。
朱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生死与共的创建过程中，既磨合了彼此的性格，都对对方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信任，也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深情厚谊。这种情谊，既包含着对革命、对理想的共同追求，亦有着双方共同创造和维护的私人感情，而中间朱德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认同之感，亦逐渐形成。自此时起至新中国成立，成败、荣辱皆系于一体的“朱毛”，历经了三次生死离别。
1、“左倾”夺大权，朱毛初分别——第四、五次反“围剿”。
在朱毛联合领导中央红军、相继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围剿”之后，由上海转到苏区来的中共中央，在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之下，在博古等人的操纵下，武断地夺取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后来通过选举让毛泽东当上了“中华苏维埃全国委员会主席”，迫使其离开了对红军的一线的指挥权。幸亏红军在朱德与周恩来等的领导下，英勇粉碎了第四次“围剿”，但是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愈来愈大，最终没有能够击退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朱德在前线指挥红军浴血奋战，毛泽东却不得不远离军事，只得在后方主持民事，其政治处境走到了非常低落的程度，甚至其人身权、生命权也受到了威胁。这一段时间，也是朱毛自井冈山会师以来的第一次生死离别。
2、张国焘弄权，朱毛再分别——长征路上的生死考验。
在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率领下来到了懋功一带同一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央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张国焘仗着他有十几万人，看不起中央红军，继续坚持错误路线，主张向青海、西藏地区退却，并狂妄要求改组中央，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经过坚决斗争和耐心的工作，张国焘表面上同意北上抗日，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分裂党中央、篡夺红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一、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都已会合后，在毛儿盖停留七八天，中央政治局又接着开会，就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做出了决议，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领，包括一方面军的1、3军团及四方面军的4军、30军。前敌指挥部在右路军。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的9军、31军及一方面军的5、9军团。总司令部、红军大学、四川省委撤出机构都在左路军，决定两路军在班佑会合。这就是朱毛的再次分别。
两路军分手后，右路军按原计划行动，左路军在张国焘的控制之下，却按兵不动。在随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操纵这支部队，数次搞与党中央的分裂活动，并对朱德进行多次威逼利诱，妄图取得朱德的支持。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朱德沉着地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要顾大局，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后来朱德又当面严厉地质问张国焘：“你们这样搞，不是有意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朱德异常痛心，一面坚持对张国焘的说理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他在那时说的，在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有次，张国焘要朱德给党中央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关于与张国焘的斗争，朱德在建国之后谈论说：“我不能不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我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和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进行坚决斗争，不能含糊；二是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要努力团结争取，处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家明白是非真相。因为四方面军部队和广大干部是好的，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这样，就把张国焘孤立起来了。在多方的压力下，张国焘最后不得不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实行三大红军主力的大会合。”正是在朱德如此“艺术”的斗争之下，其他同志也逐渐看清了问题，都表示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支持朱德的意见，坚决表示要迅速北上。左路军各部，终于在朱德的率领下，迎着灿烂的朝阳向北挺进，在1936年10月10日，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来迎接的部队在甘肃的会宁会师。分别一年多的朱毛，终于又见面了。
朱德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加强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的团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党和红军的优秀骨干，为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德总司令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威武不屈的伟大革命精神，既坚持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又采取了灵活的斗争艺术，一再挫败了张国焘对党的猖狂进攻，维护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领导，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中的杰出贡献，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史册。
3、胡宗南进攻延安，朱毛第三次分别——解放战争分别一年半。
1947年3月，胡宗南以优势兵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中央分成前委、工委、后委，朱德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工委”）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这就是朱毛的第三次分别。这次分别，时间也最长，达一年半之久；情势也最为严峻：朱在华北，亲临前线，甘冒矢石，凶险异常，毛在西北与胡宗南打“蘑菇”战，更是险象环生。
中央工委对外号称“工校”，一开始是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工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少奇，朱德在此虽然主要抓土改、生产和支前以及军事工作，但与此并不负责主持全局。那么朱毛此时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一种说法是，朱德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或言重要性，已有明显下降。理由一：所谓的工委，书记是刘少奇，朱德是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工作，这在战争年代，总是不很正常，毕竟总司令在军委主席的领导之下，这还算是有一定的道理。理由二：工委的核心任务是土改，是由刘少奇主持大局，朱德在其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任务，只好去接受另外一件中心工作，即充当华北野战军的顾问，亲自主持了华北军队的“整理”，并指导了石家庄战役。理由三：与彭德怀、林彪等的对比。此时彭德怀亲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负责整个西北战场，林彪东北战场指挥百万大军，刘伯承、陈毅等亦统率重兵纵横征战，而身任总司令的朱德，不在中军大帐中运筹帷幄，却亲自去指导一支在五大战场上并不特别重要的一个野战军的工作，这确实出乎常规。由以上似可看出朱德在毛泽东的心中，已失去了当年“朱毛”并称时的份量。
朱德在工委期间主要做了一些指导性的工作，对扭转地区性的战局，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秋季，朱德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同年10月，他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1月，他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战开创了解放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1948年初，朱德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同年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部队，作重要讲话。一直到1948年9月，朱德才与毛泽东重新见面汇合，协助毛泽东，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至此，一年半的朱毛分别，终于结束，朱德的工委生涯，也同时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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