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得知我确切的落榜消息后，父亲中风了。这两件灾难的事加在一起才促使姐姐婚后第一次回到了东绣衣坊。
    姐姐每次都和姐夫结伴而来。尽管我在内心对姐夫怀有敌意，但还是非常高兴他们的到来，并承认姐夫确实是优秀的男人。父亲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不由自主地流着肮脏的涎水。在姐姐的精心护理下，他变得细腻、红润有光泽。我对他充满羡慕之情，因为姐姐有意冷落着我，在我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对参加高复班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对前途的担忧和对现实的不满，使我沉默寡言。我开始留意不远处的公厕。终于有一天，姐姐对频频出入厕所的我问道，是不是得了热急病。我身体健康，不痛不痒。我回答姐姐说，我喜欢看他们自愿地把裤子拉下。
    这个问题是一个前兆，启开了我对内心隐秘世界的不屈不挠的探索之心，修远之意。
    当然，我所见到的只是同性在厕所的行为，日子常了，便产生了厌恶情绪。我已不再喜欢看被尿憋急的人们涨红着脸双手停泊在裤腰上心急火燎地跨到小便池边随着水声的减弱红晕消失露出如释重负的轻松。
    老式的居民区的公厕男女厕只隔一堵不密封的墙，墙的上空悬一个灯泡，光泽两处。男女所排泄之物落入同一个宽深的大池，这给我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9

    父亲死后，我把他的骨灰送回了青岩。人称“矮子骨头”的父亲变成了一抔黄土，我和姐姐都成了孤儿。姐姐对我事出有因的疏离，使我觉得天地苍茫，唯我独铁。对，独铁，就叫独铁，这是我心灵的名字。
    在我们乡间，独铁就是光棍。未结过婚的，如“朱羊骨头”，一门三独铁；还包括鳏夫。
    我成了一个独铁，同时也是一个修正者。我想这并不矛盾。我具备两个基本特点：我的心灵容易破碎；我的观点适宜修补。
    从行为上说，我是独铁。我享受比较充分的自由，快乐逍遥，天地任我游荡。从思想上说，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我是一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我在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向外界妥协。

    10

    姐夫安排我去上海，我并不情愿。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这是妥协的结果。
    上海真大。人、屋、车，多得象海洋，更有数不胜数的厕所。我马上明智地认识到，这是穷我一生也无法弄清确切数量的。
    姐夫托人给我找的工作是交通协管员。我的装备是一顶有网格的黄帽子，和那种蹩脚的旅行帽差不多，还有：一件类似清洁工穿的红色褂子，一块写着“交通协管”的红袖章，一只铁壳哨子，一杆小红旗。工作时间每天五个小时，每星期六天，一星期早班，另一星期就午班。工作的内容是指挥行人走横道线。
    姐夫的朋友帮我在上班的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小得只能放下两张钢丝床，低矮，陈旧。水是共用的，每户一个水笼头，用后都上着锁。没有卫生间，如厕须穿过两条街到公厕，差不多到了上班的地方了。公厕早上五点开门，夜九点关门。小便可在弄堂口的一个简易小便池。姐夫的朋友帮我付了三个月的房租费，留给我两百元钱，他就走了。还好，姐姐背着姐夫给我的五百元大半还在。我在家里时，还从没如此拥有过这么多可以由我自由支配的钱，我有些兴奋。到时候，我要自己付房租的话，就占去了我薪水的一半。几个月后的事我懒得去想。
    这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与之相符的是薪水的微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体面的工作，后来慢慢才发觉做着这一份白痴都能做的事并没有使我得到相应的尊重。我对新工作的热情持续了一小段日子后，便怀疑自己劳动的价值，更象一个废人被闲置似的。
    上班的时候，我象一个小丑，象《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谁一样，做着简单可笑的事，而被我拦赶的行人大多不以为然。
    在上海，我把公厕收费员定为第一可恶之人。上海的公厕小便免费。大便两毛，提供劣质草纸两张。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拉屎还要给钱。我到了那个公厕，见到男女厕中间有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小桌，桌上堆着高高的一叠草纸，一个中年妇人捧着铁罐子稀里哗拉地吃着晚饭。见了此情景，我不知怎地红了脸，腼腆地急急一闪进去了。男厕分成了两间，均是蹲坑，只有高挂着的水箱下有一个空位。我走过去，自觉有点不好意思地拉下裤子掰开双脚蹲了下去。
    我这人，做什么都爱挑地儿，追求一个气氛。比如坐着火车来上海，尿急时，我去列车上的厕所。我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屋里，里面晃动得厉害，车窗外一排排树木和不远处一间间房屋向后退去，没有穷尽。那地儿不是出恭的好处所，但我明白自己没有退路。我有点悲壮地拉下链子，手从裤子的洞里探进去，拨开内裤，从狭小曲折的路上把它往外拉，它畏畏缩缩，谨小慎微。我拨了拨，象拨一条软软的没有骨气的虫子，它微微上扬了一些，温热的水就要来了，但遇到了障碍。我在火车上的厕所里，抖抖擞擞地佝偻着象在撒豆子，那豆子很少准确地落入坑内，我的脚上、裤管上、地上，都星星点点落了不少。我艰难苦困时，我听到了敲门声，这敲门声打断了我最后的努力。我并未解决完全就匆匆忙忙地把一切收拾好，拉开门。门外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她对我吐了吐舌头。我侧着身子走出去，象做了贼被抓住了，然后又被宽恕。
    在上海的公厕的蹲坑上，屎急的我还是要培养一下自己的情绪。不料，那个中年的女收费员进来了，她站在门口用上海话喊了几句：“啥人？啥人？刚刚啥人进来了？”在她面前的几个年青人不悦：“做啥？做啥？一个女人进男厕所做啥？象啥样子？”女收费员毫无惧色：“啥个象啥样子？阿拉啥么事没见过！？侬拉你的，不碍事。我是找刚刚进来的，伊钞票没付。”一开始，我还不明白这个女人近来和我有某种联系，我一直在庆幸自己在最末位，可以避免尴尬。那女人见无人应对，便察看着慢慢往前走。又有人不高兴了：“做啥拉—？做啥拉—？就算有人忘记付钞票，侬也不至于进来这样子查呀！”女收费员明显地有些恼羞成怒：“啥个做啥？侬管啥闲事。侬晓得哗拉，阿拉包这个厕所是几钿？随便啥人要是都混进来，阿拉去喝西北风去，还是上侬屋里去吃？一个大男人，哪能许多闲话？”女收费员说着已走到我的身侧，她气势汹汹地指着我：“小赤佬，刚刚进来的是侬，是哗？”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的原因是我拉屎时竟然有个陌生的女人站在旁边，并且满脸懊怒地质问我。我硬着头皮抬起头，仰视她，肥胖，矮小，粗俗不堪的女收费员在我看来甚至是高大威猛。我用我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道：“是我，我是刚刚进来的。”我明白她喊我小赤佬是骂人的话，但我没有勇气反驳她，我能囁嚅着说出话来已不容易。真相大白的妇人威严地说：“是侬，是哗？侬为啥不付钞票就进来了呢？”这话，说到后来竟有些随和。我诧异地反问道：“什么钱？我还要付什么钱呀？”收费员又提高了声音：“乡下人，我告诉你，这是收费厕所，我是厕所所长。上这个厕所大便，每次收费是两毛钱。上海不是你们乡下，可以随地方便。小伙子，我念你是初犯，不再多追究了，算是对你宽大处理。现在，你把钱补上吧。”她说这番话时为了照顾我的耳朵，除了称呼我为“乡下人”三字用上海话，其余是用普通话表达的，显得更有味道。老实说，她的普通话在我听来字正腔圆，只是针对我的居高临下，使我有气喘吁吁的紧迫。我说：“出来时给你，好吗？”她不依不饶：“年青人，这是不行的。”我的双手变得一点也不利索，吃力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十元钱，递给她。收费员看了看并没有马上接过去：“只要两毛，你给我零碎吧。”我并非没有零钱，要命的是零钱在裤兜里，我无法掏呀。我撒了个慌：“我没有零票。”她接过十元票，施施然走了。我听到一个个蹲在两块水泥隔板间拉屎的人们如释重负地附和道：“原来是乡下人，乡下人在他们乡下拉屎是不要钱的……”。“是啊，乡下可是个广阔天地”。有许多善良的声音随声附和：“乡下人，乡下人。”用上海话说这三个字真是能说得荡气回肠。
    一个面无表情的老者隔着过道，他端坐在一条架在蹲坑上的条凳上，凳子有月牙形的，他丑陋、巨大，已缺少生气的命根从月牙里垂了下来。
    想不到“喂—”的一长声，女收费员又站在我的前侧，她递给我一把零票和两张粗糙的纸。我艰难地接过钱费力地收好，然后再接过草纸。中年妇人不急不燥地看我做完，转身离去，边走边说：“阿拉这个厕所，提倡优质服务。虽然侬是乡下人，阿拉也不会欺负侬的。”她的话音刚落，我就听到巨大急促的“哗—”的水声，水箱在我毫无戒备时幸灾乐祸地放出水来，我被溅了一屁股。事实上没人注意到我的狼狈不堪，可我确实无法继续蹲下去了，我拉上裤子夺路而逃，沿着屋边低着头急急地走回寓所。我对自己发恨地问：你连拉个屎都不会吗？到了屋里我才发觉我并未把裤子拉链拉上。
    到了半夜，我还是被屎憋醒了，起来，在黑暗中站着，一筹莫展，有举目无亲、有无立身之地的悲凉。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马甲袋，我把袋子套在屁股上，这个前所未有的创举给了我前不见故人的体验，我惊喜不已，我半蹲着，把这件事玩味良久，然后意犹未尽地结束。
    到上海以后，首次上厕所就遇到了难堪，这个宭境对我有革命性的意味。我会不会拉屎？这个问题前所未有地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