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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阿克斯曼向我介绍了一个人，她就是格特鲁德·胡恩（GertrudHuhn），在以后的几天中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格特鲁德是一位内科医生，在位于恺撒大道的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任职。她是医院病房的负责人，工作地点在一个地窖中。实际上，病房的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急救站。地窖位于防空洞的下层，里面可能有10～12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火灾中受伤的救火队员。房间里的病床数量很少，医疗设备和补给严重匮乏，红十字急救箱里仅有一些最基本的绷带和药品。
我们都叫她格特鲁德医生。虽然她比我们年长不少，但和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纳粹的欺骗和蒙蔽。她是一个善良温和的女人，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她的病人（后来一位受伤的苏联士兵也来到了这里，她同样给予他关心和爱护）。格特鲁德医生非常聪明，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很体贴关照，同样，她也狂热地崇拜着希特勒，随时愿意为希特勒和纳粹献身。
在恺撒大道的病房中，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孩担任格特鲁德医生的帮手，她们同她一样，都是德国少女军团的成员。有几个女孩看起来只有14岁左右，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格特鲁德医生也不例外，这让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几天里，有3个女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雷娜特（Renate）是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与她形影不离。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医生，虽然她还是个小孩子，却常常装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新来的伤兵她就会情绪激动：“那些人都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会无奈地摇摇头。对于那些重伤患者，她会轻轻地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脸颊。她也会紧握住那些死者的手，暗自伤心流泪。
来自不来梅的谷德伦（Gudrun）具备出色的医护能力，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人。最后一位就是洛特（Lotte），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另外还有几个女孩，都是刚刚度过童年时期的孩子，却被该死的战争无情地卷到这地狱般的地窖中来。
尽管灾难即将降临到这个城市，阿克斯曼依然保持着对纪律的高度服从。在前一天晚上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我向来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但他显然忘了问我是否有驾驶执照，等到周六晚上他发现我没有执照时，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不会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告诉我准备为我另找一个司机。我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因为当时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另找一人谈何容易。难道阿克斯曼认为在子弹炸药横飞的大街上还会有警察把我拦下检查执照不成？不过最后，我还是很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因为我和那个司机成了很好的伙伴。我想没有他的帮助，单凭我一人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他，想起那位消失在柏林废墟中的同伴。
这位同伴的名字叫哈尼斯，典型的柏林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实成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却是一个出色的司机。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我们要避开层层关卡、路障和街垒，将信息传递到柏林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但每每坐上哈尼斯的摩托车飞奔时，我总会产生一种陶醉的快感，一股强烈的刺激和兴奋。我告诉他我曾在战场上受了伤，由于现场没有麻醉药，年轻的医护兵就把我的皮带塞进我嘴里，让我“咬住这块皮！”然后直接取出了我身上的榴弹片。后来，“咬住这块皮！”就成了我们在遇到困境时相互鼓励的话。我们还常常这样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挺过去。”
还记得第一次接受送信任务的那天早上，我们被告知要和卡尔·库茨克的部队取得联系。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那里有我以前的同伴，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重逢了。当时，他们负责驻守一条通往柏林东部的交通要道，那条路位于雅各布斯多夫与彼得斯多夫之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苏联军队正在对其进行猛烈攻击。我盼望着早日能和库茨克团聚。这支部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骄傲，凭借顽强英勇的战斗表现，他们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阿克斯曼告诉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库茨克都不能撤退，“我们不会让元首失望的”，他说道。
当然，我并不知道同苏联军队相比，当时我们的实力是多么的虚弱。希特勒的狂妄至极让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败，对于失败的第一反应就是叱责指挥官的懦弱无能，甚至视他们为叛徒，却丝毫无视国内缺兵少将、弹尽粮绝的现状。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库茨克的部队竟然还幻想着蓄势以待，后发制人以卷土重来。
哈尼斯和我迫不及待地坐上摩托车，从恺撒大道出发直奔彼得斯多夫。短短几天之内，整个柏林城显得比我刚来时更加残破不堪，那些之前没有被苏军炮火摧毁的建筑现在都已经坍塌了。我们驶出市区的时候感觉地面都在震动，每隔5秒钟就能听到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和榴弹发出的爆炸声。
我对哈尼斯说：“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杀了，我们还会在地狱里重逢的。”
哈尼斯回答道：“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
几分钟后我们遇上了第一个麻烦。公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汹涌的人潮带着巨大的悲惨、沮丧、痛苦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饥荒和严寒摧残着他们的身心，许多人看上去都无力继续支撑，甚至连那些马匹都已经精疲力竭。路两边堆满了毁坏的卡车和马车，到处都有婴儿的哭声，母亲们绝望地抚慰着自己的孩子。我们被围困在人流中，一步也动弹不得。
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脱身时，在我身边的一个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似乎是刚从路边爬起来，伸出双手乞求似的看着我，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痛苦。他已经油尽灯枯，再也无力承受这份苦难了。
“我求求你，年轻人，让我得到解脱吧，我不行了。”
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痛快的了断。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继续到，“求求你，我求求你，帮我解脱痛苦的折磨吧。”
“哦，我的上帝！”我对哈尼斯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们的口袋里都有枪，但我根本下不了手。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位军士出现在老人面前，冷冷的表情中透着一丝麻木。他说道：“老人家，我不能杀你，但你可以用我的手枪自己解决。”
我神情麻木，和哈尼斯一起默默走开了，我们不愿目睹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情。枪声响起，哈尼斯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我转过头，看见那位士官取回自己的左轮手枪，老人的躯体已经瘫倒在路上。这时，从后面马车中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尖叫着扑倒在老人的尸体上，似乎是要保护他。我看见她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相信我，这样对他更好。”那位军士一边把手枪放回枪套，一边轻声对我说。他脸上显出同样精疲力竭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好像也产生了同样的念头。
我对着哈尼斯吼道：“我们走！”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哈尼斯发动了摩托车，带着我迅速离去。我们离开了人群，沿着高速路向前行驶，很快，周围再也看不见任何人或车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辆车。战争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转瞬之间就有天壤之别，但目前的情形却让人感觉诡异。我们停下车，抽了口烟，商量一下究竟是继续沿大路走，还是另外选一条乡村小道。
哈尼斯掏出随身携带的酒瓶递给我，里面装满了杜松子酒。我喝了一口，马上又递还给他，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他举起瓶子说道：“敬那个可怜的老人。”然后猛灌了几口下肚。我的脑子里不停浮现出那个女人痛苦的表情和那件带血的外衣，这真是一种折磨。
突然间，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打断了我的思绪，一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的苏联战斗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在我们左右两边留下了两排清晰的弹孔。这也促使我们迅速转向更加隐蔽的小路。路上，我们还遇到一些设置坦克路障的老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库茨克的部队在哪里。情况万分危急，苏联军队就在身后，我们的部队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
4月21日，星期六。那个早晨对柏林来说意味着厄运和灾难。我们在出城时所经历的那阵炮击只是整个进攻的序曲，苏联军队随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狂轰滥炸，持续不断的袭击不仅要摧毁这个城市，更是要瓦解柏林人残余的士气。猛烈的炮火一直持续了11天，漫天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在柏林——第三帝国的心脏上。苏联人还将俘获的古斯塔夫重炮调转炮口对准柏林，这些形如巨兽般的杀人工具重达145吨，每次发射半吨的炮弹，射程达到50公里，杀伤力巨大无比。
此时，每一个步出家门的柏林人都有被杀的危险，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但有些人还是抵御不住生存的诱惑，特别是在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为了庆祝希特勒生日，当局发放额外的定额食物。数以百计的人涌上库尔菲尔斯滕大道，却不知“希特勒的慷慨”给他们带来的只有诅咒和灾祸。伴随着食物而来的是苏军狂风暴雨般的轰炸，昔日优雅宁静的林荫道被接二连三的轰炸所摧毁。同样的惨剧也发生在菩提树下大街、威廉姆斯大街和恺撒大道上，这些昔日美好的柏林街道在苏军炮兵和喀秋莎大炮的致命打击下变成了一堆堆碎石瓦砾。炮火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回响在城市上空，成为了每天生活的背景音乐，用柏林人的话说是“斯大林的唱诗班”。
这次袭击给了希特勒当头一棒，因为苏军的炮弹第一次落在柏林禁区中，这让他倍感疑惑：苏联人真的离得那么近了？答案是肯定的。德国空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无力阻挡苏军前进的步伐。分布在全国的空军机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几乎没有几处能够正常起落飞机。这让希特勒暴跳如雷，怒斥空军的最高统帅戈林，并扬言要将他革职查办。但当时戈林远在巴伐利亚，希特勒也无可奈何，戈林的回应只是催促希特勒尽早离开柏林。
当天破晓时分，苏联人的表演刚刚结束，美国人又接着登场，给希特勒送上一首死亡交响曲。近1000架太空堡垒轰炸机飞抵柏林上空，银色机身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飞翔在晴空中，如同复仇的雄鹰一般。这也是西方阵线最后一次轰炸柏林，未来的天空将由苏联人全权掌管。
对于眼皮底下的柏林人来说，由苏联人掌握制空权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苏联空军没有美英战队那样强大的破坏力，造成的危害自然要小很多。实际上，苏联空军的第一次“攻击”没有任何伤害，他们只是投下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敦促柏林人放弃抵抗。苏联人把宣传重点放在女人身上，保证她们不会受到侵犯，她们的孩子会得到足够的食物，并请求她们说服自己的丈夫停止抵抗，不要再做无畏的牺牲，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也是纳粹第一次没有对斯大林的游说进行反击，戈培尔昔日隆隆作响的宣传机器已经瘫痪，柏林帝国电台也是一片沉寂，许多市民都开始收听BBC的广播。
当天，从南线传来了更坏的消息，苏军大批T-34坦克出现在离市区南部仅有35公里远的措森（Zossen），离纳粹最后的巢穴仅有数小时行程。突然涌现的敌军坦克部队让措森到地堡的电话热得发烫，负责指挥的汉斯·克雷布斯将军向总部寻求增援，但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希特勒只是命令他原地固守，而他全部的资本仅仅是一些轻型装甲车。
作为德军大本营所在地，措森建有规模巨大的地下军事堡垒群，其设计之精妙堪称德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它也是希特勒帝国野心的象征。该地堡群由两座混凝土加固的建筑组成，表面上用网线和迷彩帐篷伪装起来，依靠树木和铁丝网隐没在乡村阡陌之中。不仅普通行人，甚至敌军的侦察机都无法发现隐匿在地表下、装备先进设施的这两座巨型地堡。在距离地面22米下还有一个大规模的通信中心，负责联络分散在各处的德军作战力量。
措森地堡对德国东西两线的指挥作战至关重要，当时德军的两大军事指挥中心——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H）和国防军最高司令部（0KW）均驻扎于此。前者作为德国陆军总部，主要负责指挥东线战场，后者则统领陆海空所有武装力量，具体负责除东线以外的所有战场。
同时，措森也是希特勒发号施令的地方，过去他曾多次前往那里指挥作战。但在发生了去年的暗杀事件后，他已经不再信任德国正规军里的那些军官。希特勒特意将克雷布斯安插到措森指挥部，要他直接听命于自己的亲信“马屁精”威廉姆斯·凯特尔。当天清晨，克雷布斯孤注一掷，下令装甲部队对苏联军队展开进攻。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安排紧急撤退的后事。
随着盟军对柏林轰炸的不断升级，死亡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寻找一切可能的掩体来保证安全。公寓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人，那些挤不进去的纷纷躲到了公共防空洞中。主要的政府办公楼都成了避难所，3座巨型防空炮塔经过改造也变成难民聚居地，混凝土防护层厚达2米。柏林最大的难民营位于动物园防空炮塔的地堡中，共分上下6层，地上4层，地下2层，墙体厚度达4.5米。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了这座建筑，里面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没有厕所，没有持续的生活用水，没有食物供应。为了活命，人们必须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到外面去寻找食物。
除此之外，柏林的地铁也成了难民集中的地方。尽管有传闻说苏军计划淹没这些地方，成千上万的民众还是涌入了地下。而在地上，街道的十字路口布满了宪兵设置的反坦克路障。有关叛逃士兵被吊死在路灯上的传闻正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但这依然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脱下军装，混入平民之中。随着各种烧杀抢掠的传言愈演愈烈，人们心中的恐惧感日益加重，难以名状的恐怖正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由于战乱，柏林许多街道都成了露天的臭水沟，成群的老鼠开始涌现并四处逃窜。戈培尔（当时的柏林市市长）严令禁止任何有战斗能力的人在帝国最需要时擅自离开，他指出，元首不会前往巴伐利亚，那些企图逃跑的人都是懦夫和叛徒。对于这一命令，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但只有一个部门例外，那就是黑尔姆特·雷曼将军的总指挥部，当时他负责柏林全城的防卫工作。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指挥中心大楼就被纳粹党的文职官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想获得军方的豁免权以出城保命。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军事失利时期，正是这些人在不停地指责军队的懦弱无能，如今他们却要看军官的脸色行事。对于雷曼来说，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想必很好，不过他也很高兴看到这帮家伙从自己眼前消失，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人都是只会抱头逃命的废物。当天早上，他一口气签发了2000份豁免令，把这些“金色的野鸡”全都打发走了。
不同寻常的是，当这些“金色的野鸡”纷纷逃离时，来自党卫队国外军团的纳粹狂热分子却如潮水般从各地涌入柏林。但也并非所有的党卫队成员都如此忠心。当天早晨，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再次拜会瑞典的勃纳多特伯爵（CountBernadotte），寻求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并实现自己取代希特勒的野心。
在南线措森，苏军迅速击溃了前来狙击的德军装甲部队。至中午时分，逼近德军最高指挥部，而此时的德军防御力量实质上已经形同虚设。令人惊奇的是，苏军坦克此时却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原因是燃油耗尽！这给了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以可乘之机，他们用铁拳式反坦克火箭让苏军遭受一定损失。直到下午1点，克雷布斯才接到命令撤出地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转移到位于柏林西面临近波茨坦的橡树空军基地，而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则移至克朗姆尼兹附近的一个坦克基地，在人员向西北撤退过程中，还被德国空军当作苏军坦克部队而误击。当天下午，苏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措森地堡，门口只有4个喝醉酒的德国士兵在欢迎他们。进入地下后，苏联人立刻被眼前的这个超级堡垒惊呆了，他们四处游览一番，欣赏这个完美的杰作。恰巧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一位苏联军人拿起了电话，电话另一头是一位德国军官，他焦急地询问着措森的战局发展，“伊万来了。”苏联人高声回答。
当柏林城里的希特勒已经看到末日来临时，哈尼斯和我还在向东努力找寻库茨克的部队。一个现实问题是摩托车的燃料即将耗尽，我们无法再继续往前。于是我让哈尼斯留下，躲藏在田边的一个地窖中。而我则独自上路，徒步前往寻找库茨克。库茨克的部队驻扎在雅各布斯多夫，那里正遭受着苏军炮火的猛烈攻击。库茨克带领着一排士兵埋伏在一个花园内，透过树篱缝隙向苏军士兵进行射击。呼啸而来的炮火击中了花园的墙壁和旁边的农舍，现场一片狼藉。库茨克拿着一把MP-40自动冲锋枪，拼命向前方开火。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乘着下来重新装子弹的间隙问道。
我大声吼出了指挥部的命令：“不许投降！不许撤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线！”
库茨克表情严肃地看着我说：“我们需要增援。你先吃点东西，再睡一觉。”
哈尼斯还在地窖里待着，我不想让他等太长时间，但库茨克的命令我不能违反，所以我必须留下。所有阵亡和受伤的士兵都被集中起来，有几个姑娘拿着新鲜的牛奶和用刚出炉面包烘制成的三明治。我不知道这家农舍的主人都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来。为了表示尊重，我没有睡在他们的卧室里，而是躺在谷仓的草垛上睡着了。睡觉的时候，我摘掉了头盔，手里紧握着枪，不多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感到背上被人用靴子踢了几脚，我一下子惊醒了。是一个苏联士兵！他正试图把我翻过身来，难道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很显然，我的身躯已经变得僵硬，就像死人一样。我紧闭着眼睛，不动声色。他拿走了我的枪，我以为他会一枪毙了我，心里想着自己离死期不远了。
当时，虽然我闭着眼睛，但神智却非常清醒，感觉也极其敏锐。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周围开始变热，听见干柴烈火燃烧时的劈啪作响。我立刻意识到谷仓着火了，那个苏联人肯定会杀了我，然后再把我烧成灰，一点都不留下！这些可怕的念头在我脑中涌现，让我变得思绪纷乱。我死了，就没人能去通知哈尼斯，库茨克和阿克斯曼也不会知道我的死讯。安妮·玛利亚，我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朋友和同学，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命运，永远也找不到我。除非我的身份牌不被烧化，同我的骨灰一起被发现，否则“失踪”就会成为我最终的判决。我陷入了绝望，不再奢求偷生，只希望立刻得到解脱！快扣动扳机！开枪！开枪！结束这可怕的一切！
周围的温度不断上升，快要烧焦我的皮肤了，嗓子就像着了火一样。我无法继续坚持，从僵硬的状态中转过头来，睁开双眼，那个苏联士兵已经离去，周围浓烟密布，令人窒息。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火焰和浓烟的包围，正准备跨出门口，突然一颗子弹掠过我的左上臂，划破了我的制服。难道苏联人还在屋外等着杀我？
这时，从滚滚烟雾中走出几个身影，为首的第一个人并不是苏联士兵，而是我的同伙，苏军已经被击退了。在第二天黎明前，库茨克交给我一封急件，嘱咐说：“敌人已经被打退了，我们会继续坚持，但需要紧急增援。”
库茨克最后对我说的3个词是：“增援！增援！增援！”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我想他肯定是与手下的众多青少年战士一起阵亡了。面对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苏军，他们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在柏林，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人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之中。苏军在攻克措森之后，并未做过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向柏林进发。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柏林西南郊区，另一部则向西直取波茨坦。至4月21日晚，当我还受困于谷仓烈火中时，苏军已经突破城郊防线，对柏林形成了合围之势。在东面，苏军已经控制了从吾斯特豪森到伯纳的环线公路。陷于钳形攻势中的柏林，正一步步被苏军的钢铁洪流所碾碎。
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让地堡的夜晚充斥着疯狂和恐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苏联人准备给纳粹最后一击时，整个柏林城却失去了负责防御的军事指挥官。希特勒撤销了雷曼的职务，并指责他办事不力，难当大任。希特勒转而任命一位纳粹的党政工作人员接替其职，但很快又将他撤职。事实上，当时柏林的防御体系非常混乱，毫无组织性可言。这样的局面无论谁出马都于事无补，结局只能是失败。
当时，阿克斯曼和魏德林将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魏德林认为应当解散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让他们回家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阿克斯曼却坚决反对，不管结局如何，他都要率领希特勒青年团战斗到最后一刻，以死来向他的元首表忠心。阿克斯曼经常在我面前宣称：“希特勒青年团是元首最可信赖的队伍。”在他看来，我们的命都捏在他手中，不管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必须坚决完成。尽管阿克斯曼也知道，事已至此已经不会再有奇迹出现，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耻辱和痛苦。但他还是赢得了一个“胜利”，因为在他和魏德林之间，希特勒最终选择了他。
在发泄完对空军和雷曼的愤怒不满后，希特勒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苏军为了实现对柏林的包围，冒险将自己的阵线拉开，使得自己薄弱的右翼完全暴露出来，这给了希特勒反击的机会。希特勒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武装党卫队的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Steiner）将军。施坦因纳作为最杰出的党卫队军官之一，在正规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当时，他统率着党卫军第3装甲兵团。
从理论上说，该兵团的据点在柏林城西北的艾伯斯瓦尔德附近，但实际上，此时的施坦因纳正待在奥兰尼恩堡，所谓的第3兵团只是名义上的称谓。凯特尔向希特勒隐瞒了真相，导致希特勒还沉浸在美梦中，以为施坦因纳的部队表现出色，成功击退了苏联人的进攻。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施坦因纳抽调了绝大多数的装甲师前往东线，支援西奥多·伯西的第9军，而残余的部队基本都被消灭殆尽，最后只剩下几辆坦克和1000多名饥寒交迫的士兵，而且还是一支由国民突击队、警察、正规军、海军和空军组成的杂牌部队。
但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切，他高度赞扬了施坦因纳的“军事调度”才能，并命令他对南线的苏军发动反击，实现与伯西的汇合，从而在柏林东南方向重新构筑一条德军防线。同时，希特勒还授权他调用戈林的空军警卫队。听到这样的命令，施坦因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问题，就连在希特勒身边的空军参谋长科勒也感到大惑不解。戈林的警卫部队早已跟随戈林前往巴伐利亚，事实上，这支部队已经不复存在。在绝望中，施坦因纳拨通了克雷布斯的电话，试图弄清楚真实情况。当电话铃响起时，希特勒恰好就在克雷布斯身旁。他一把夺过电话并告诉施坦因纳，为保证军事行动顺利进行，会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援。在结束通话时，希特勒还警告说，凡是不遵守他命令的指挥官，都会在5小时以内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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