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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尔德鲁德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办的养鸡场挨得很近。希姆莱原本只是个肥料推销员，后来爬到了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在1927年时，他娶了玛格莉特，并办了这个养鸡场，随后定居下来。希姆莱并不擅长养殖家禽，和他后来在组织人手大肆屠杀犹太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能”相比，他的养鸡手段实在是很一般。不过，这个养鸡场后来曾一度被纳粹党徒们奉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希姆莱曾在党卫队内部搞“人种培育场”，让党卫队男人与日耳曼女人结合，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血统纯正性，好培育出优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沉迷于神秘主义、玄学、超能力等各种唯心理论，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他的妻子玛格莉特也是一样。沃尔德鲁德林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经常在那儿为人预测未来。生我之前，我母亲有一次去找这位“高人”算命，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莱夫人。母亲除了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莱夫人一样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德国会不会繁荣昌盛。预言家告诉母亲，我可能是个女孩。这让她非常失望，因为母亲知道父亲肯定希望头一胎是个儿子。预言家还说，如果希特勒执政，希姆莱和莱曼家族都将兴旺发达，而且德国也会繁荣昌盛上千年。这个预言让两个女人大受鼓舞。几个星期后，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是一个健康男婴的事实证明了第一个预言不灵验。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讯能不能减轻他们对第二个预言也无法灵验的担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我只有4岁，对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知之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几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出生在慕尼黑，这里是纳粹党的发源地。不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西里西亚静谧的乡村里。在今天看来，我住的地方离柏林并不远，但在当时，这两个地方却有天壤之别，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我们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里，我们的见识和100多年前的乡下人相差无几。直到我父亲加入了希姆莱率领的纳粹党卫军后，我们家才搬到布雷斯劳城里。父亲为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识渊博。他一生有两大热爱：其一是蒸汽机车——这种热爱虽然比较幼稚，但是蒸汽机车的出现仍然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自己，很多德国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时代，这个未来的普鲁士国王由于柔弱似女性的气质而受到父亲的轻视。但是后来，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用过人的领导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非常有远见，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对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祖父经常背诵这位国王在1757年洛伊滕会战前的著名演说给我听。弗雷德里克的演讲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面对高地上围攻的两倍于己的敌军，他通过演讲将勇气灌输给将士们。在演说词的末尾，国王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击败敌人，要么光荣牺牲！”纳粹党人，特别是纳粹神话的缔造者约瑟夫·戈培尔经常引用弗雷德里克的传奇生涯，特别是当德国的敌人在实力和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我深深地爱戴祖父。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提的问题而生气，相反，总是用一种我幼小的脑袋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个记忆创伤负责。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那头鹿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最后，我们发现它被人杀死在树林里，偷猎者为了鹿角杀了它。我深受打击。鹿脖上有铁丝勒过的痕迹，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猎者还拿走了它的金色项圈和铃铛。当我把父亲带到鹿的尸体旁时，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让我帮他一道，一人抬一条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这头鹿被挂在地窖的屠宰钩上，肚腹已被剖开，内脏也已经被清除掉了，父亲预备教我如何剥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这幅场景，恶心得呕吐起来。父亲骂我太懦弱，他告诉我，屠宰动物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件事。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亲预备让我杀一次鸡。
我十分害怕，但父亲坚持要递给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开始干活。结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团糟。我左手使劲捏住鸡翅膀，右手努力将鸡头按在案板上预备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鸡，非常害怕，以至于在斩鸡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只鸡的肌肉猛烈抽搐着，翅膀抖动得非常厉害，我吓得松开了捏着鸡翅膀的手。这只没头的鸡从我身上掠过，然后掉在地上断了气，从断头处流出的血洒了我一身。我吓得不轻，迅速跑开了。因为我的胆小，父亲再次训斥了我，他轻蔑地说我像女孩子一样。
这堂关于刚毅的教训发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驼背小孩，名叫鲁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捉弄他，以欺负他为乐。他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和他打了起来，根本没料到他会反抗，但是他不仅反抗了，而且还打赢了我们3个人，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抓痕。我的鼻子还被打出了血，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个时代期望的标准老师形象——强硬的独裁者。老师将一枝竹鞭递给鲁迪，而且命令我们3个俯下身去。
“在每个人屁股上打12下。”他对驼背小孩说。
“我不能这样做，”鲁迪说，“他们还会再打我的。”然后，他把鞭子还给了老师。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记着鲁迪的话。后来，老师把我们都送回家。当我把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出门，到鲁迪家去道歉。当我父亲得知这一切后，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因为我参与了一场三对一的打架。他骂我是个懦夫，然后命令我早点上床睡觉。
鲁迪和我却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爱小动物，他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摆着金丝雀、热带鱼、小白鼠和一只金色的小松鼠。他还有一个养着几条蛇的玻璃容器。鲁迪的理想是当一名兽医。但是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虽然为他买了这么多宠物，还帮他饲养，却一点也不赞成他的这个理想。我至今都记得鲁迪的父亲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想法。鲁迪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俗称“褐衫队”。
当时在德国有大约50万人是褐衫队成员。冲锋队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准军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罗姆（ErnstRohm）上尉领导，而且得到了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激烈反对犹太人，宣称要“为德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希特勒曾经试图将褐衫队完全纳入纳粹党，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罗姆的这个组织对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希特勒于是转而拉拢希姆莱的党卫军，党卫军曾经隶属于冲锋队，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最终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身着黑衫的党卫军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卫兵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这支卫兵队迅速发展成纳粹帝国中的庞大组织，他们鼓吹“捍卫纳粹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体现”，并且将该政权对其他种族的嘲弄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鲁迪的父亲告诉他：“你最好呆在学校，学一门合适的手艺。”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绝大多数蓝领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当时纳粹民族主义积极宣传打破阶级差异。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鲁迪的父亲大概已经预见到，那些身体不合格、肢体不健全和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被送进专门机构。我们这些孩子对1935年开始执行的《遗传健康保护法》一无所知。但是身为冲锋队员的鲁迪的父亲，应该已经听说过这个法案，他觉得，鲁迪能够幸免于难的惟一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但是值得讽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是一个瘸子。畸形的背部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遗传疾病，但是一个高耸的驼背相当引人注目。
我的父母参加了“漂鸟运动”，这是一场回归大自然的运动，类似于登山联谊活动，是由一群爱国者发起的，希望藉此将欧洲的德国人团结起来。这场运动恢复了各种民间舞蹈的仪式和节日，大举庆祝夏至和冬至的到来，后来这场运动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动，吸引了未来的军备部长和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礼盛行德国之前，漂鸟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呼喊“嗨”来相互问候，“嗨”表示欢迎或欢呼。
这个组织的成员最初在德国境内徒步旅行，后来逐渐拓展到几个有德国人定居的欧洲国家。这个组织的年轻人和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将联络祖国以外的德国人作为一种使命，拓展文化交流并推行民族主义。由于几个世纪的移民，德国人在国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国的属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则散布于苏联、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巴尔干半岛国家。我的父母拜访过罗马尼亚境内的撒克逊人和斯瓦比亚人，这两个民族的人早在12世纪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两地定居。尽管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仍然保留了对德语、德国文化和习俗的坚持，但是他们对祖国的奉献精神和对民族主义的感情并不是像想像的那么明确。后来，许多海外定居的德国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动，借此来加强自己与德国的联系，他们把这种支持看作是一种荣誉和对传统的尊重。他们认为，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事实上，希姆莱在20世纪30年代解散了很多民间组织，并将其整合成像希特勒青年团那样的公开纳粹组织，漂鸟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希姆莱也逐渐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纳粹领导人之一。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34年，在这一年，他打垮了罗姆的冲锋队，为党卫军成为第三帝国最主要的军事组织以及实行纳粹主义铺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莱成为了国家警察部门盖世太保的头目，在国内法律实施方面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希姆莱最臭名昭著的行动，就在于让党卫军担负起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转变到实际行动上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除掉德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让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他推行《种族法》和《遗传法》，这两项法律都旨在确保优秀种族的生息繁衍，并消灭所有劣等种族。自1933年希姆莱在达豪成立第一个集中营以来，他不断扩大了拘禁到集中营的人种范围。希姆莱声称，集中营所拘禁的“残废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纳粹《种族法》和《遗传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惧父亲。当家里来客人的时候，父亲是家里最热情好客的一个人，但是单独和我在一起时，父亲就变得冷漠无情。他总是希望我无条件地听从他的命令，他不断给我灌输诚实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发现，父亲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歪曲事实。
我的父亲不是一个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处。父亲在备战时期加入了党卫军。根据纳粹政权新的种族教条，党卫军成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格，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纯正的”血统。种族主义在德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并且很快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纽伦堡法》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只有德国人或者德国血统的人才能享有德国公民地位。第三帝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对鲜血与祖国（纳粹口号）的意识。很快，确定自己的出身成为了德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必须持有一份家谱记录卡。每个人都要根据所能获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记录填写这份家谱记录卡。这份记录还必须得到官员签字确认，再盖上纳粹十字记号的印章。但是这套记录家谱的体系完全被滥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决于记录卡主人的祖先是谁，而是取决于记录卡的主人在纳粹党内认识谁。
我的父亲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统，不幸的是，父亲似乎忘记了一个略有不便的事实：他的母系血统不像他希望的那么“纯正”。家里每个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后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却是家里北欧日尔曼民族外貌特征最明显的一个人）。我父亲的血统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并不像日尔曼民族的人，他的面貌特征非常像斯拉夫人，有着亚洲人似的颧骨，胡须不那么浓密，只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胡须。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认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亲也意识到了，可疑的血统是家庭的耻辱。事实上，我们家的血统比较混杂，甚至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血统。我们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长（他名叫丹尼尔·维博兰特，1599年出生在爱尔兰，他后来被教皇势力赶下台，于165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当局相信我们家是“纯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亲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备过人的“社会大学”才智。父亲非常善于判断形势，并且对新的制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亲加入党卫军不久以后，曾经问过我长大后想做什么人，我回答说“伐木工人”，片刻迟疑后，我又改口说，“或者，当个诗人。”
“诗人？”父亲轻蔑地反问我。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羞愧不已，活像自己是个低级动物。
几天以后，我们家收到一封厚厚的挂号信。父亲告诉我，他为我的将来做了新的打算。他认为，如果我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接受严格的训练。父亲事先根本没有知会我，就自作主张地替我报名参加国民政治训练军事组织（NAPOLA）的考试。这个军事组织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寄宿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纳粹领导人。学员需要接受传统普鲁士士兵的培训课程，该学校的宗旨就是为希特勒的新帝国选择和培养年轻接班人。该学校的学籍被认为是跻身纳粹最高统治阶级行列的敲门砖。离我们家最近的一所NAPOLA坐落于萨克森和哈勒附近的蓝堡安德萨鲁。那份标志着绝对重要性的挂号信注明了我具备参加考试的资格，并且解释了入学考试的一些规定。事实上，入学考试需要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每个参加考试的申请人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体能、智力和学业方面的测试。父亲党卫军成员的身份让我在申请中获得优先。
为了这次考试，父亲加强了对我的辅导。晚上，我们一起唱德国国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霍斯特·威塞尔是一名纳粹党突击队员，死于柏林的巷战。这首歌歌颂了他的英勇精神，成为了纳粹党的党歌）。当时父亲竭力向我灌输上帝的神威，后来回想起来十分可笑。如果我写错了一个字，唱错了一个音符，父亲就会咆哮着斥责我。父亲为我设计了一些考试论文题目，其中一个是：“我为什么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我写了洋洋洒洒的大篇文章，描述了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和茂密的森林。父亲对此大为光火，他将这篇文章撕成了碎片，然后逐字逐句地教我重新写了一篇文章：我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因为我成长在希特勒领导的时代，伟大的希特勒很快将带领德国成为世界强国。我为身为德国人而自豪，因为我是日尔曼民族的后裔，我拥有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他自己在自吹自擂，我暗暗地想，这样算是欺骗吗？
第二天，父亲送我去车站。在开车送我去车站的途中，他又教育了我一番。
“机灵点！”
“是的，爸爸。”
“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要努力啊！”
“我会的，爸爸。”
“记住，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成功！”
“嗯。”
“这是你一生才能遇上一次的大好机会。”
“是的，我明白。”
父亲不断地提醒我，是希特勒一手促成了NAPOLA的成立。如果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我这次出人头地的机会。父亲让我牢牢记住这一点，用行动去证明。在火车站，父亲说，“再见。”
“再见。”我回答道。
父亲和我握了握手，然后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个小盒子，“祝你走运！”父亲对我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身离开，开着车慢慢远去。
我打开了小盒子，让我万分震惊的是，盒子里装着一块崭新的手表——这是我少年时代收到的最贵重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不是母亲送给我的，也不是祖父母送给我的，而是父亲送给我的，是那个总是对我失望至极的父亲送给我的。一时间，我既高兴又困惑，我是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吗？我是否应该从此改变对父亲的看法呢？
我立刻把表戴在手上，反反复复地欣赏起来。和我同一个火车车厢的人都注意到了这块表，“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解释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
我在NAPOLA接受了一周的密集考试和教育，自我感觉还不错。
等待考试结果的时间是那么漫长。当考试结果通知书邮到我们家时，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父亲迫不及待地撕开了信封，仔仔细细地阅读起来。从他脸上的表情，我都可以看出考试的结果不理想。父亲好像遭到当头一棒，在迟疑了一会儿后，父亲拿起电话拨了学校校长的号码，他在电话上称呼校长为“党卫军中尉先生”。我在门口等候着，浑身发抖。父亲一言不发，沉默地听着电话那头校长的谈话。似乎只有校长一个人在讲话，父亲非常安静，但是明显地十分沮丧。最后，他恭恭敬敬地说道，“向希特勒致敬。”然后放下了电话。他没有对我说一个字，走进了隔壁房间，母亲在隔壁等着，我能听见他沮丧地对母亲说，“我们的儿子是个软蛋。”他的希望跌到了谷底。
我自己也深受打击，而且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没有考好。我问父亲，校长都告诉他什么情况。从表面上看，我缺乏精神上和体力上的持久力。（母亲后来告诉我，校长的原话是，我太弱不禁风，而且太容易生病了。我或许无法承受作为纳粹领导接班人必须接受的精神上和体力上的高度压力。如果和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这个评语实在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不过，校长安慰父亲说，我或许可以就读新成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他们接收年满12岁的孩子。父亲这次并没有打我，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臂，一把将那块他送给我的表摘了下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我不配拥有这么昂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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