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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新闻，校园里贴出了工作组的大字报！”“小麻雀”蹦蹦跳跳地进了教室，大声吱呀着。这不啻晴空中的一声惊雷，人们的神经线都要爆裂了。大家一涌而出，见影壁墙上新贴着一溜儿大字报，醒目的标题是：“工作组压制文化革命意欲何为？”文章列举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种种罪行，其中最主要的是压制学生造反，阻止大鸣大放大辩论。文章说：“工作组自以为揪出了赵湘波就是抓了阶级斗争，殊不知这是用‘死老虎’来代替‘活老虎’，转移人们的视线。事实说明，工作组已经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开了倒车。”更为震惊的是文章落款是“揪黑帮战斗队”，就是说，学校里出现了新的组织，官办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人们看完了一拨儿走了一拨儿，一会儿又来一拨儿，络绎不绝。
不一会儿，甬路两旁的墙壁上又贴出许多大标语：“工作组滚出‘运中’去！”“工作组必须老实交代压制文革的罪行！”“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解散官办文革领导小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火药味一条比一条浓。
王而山兴奋不已，跑回教室，赶紧写了一条“解散官办红卫兵组织”的标语贴在墙上。见一群人正在那里辩论，有的说：“攻击工作组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有的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是明批牛鬼蛇神，暗保走资派。”有的说：“红卫兵是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闯将，解散红卫兵组织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马上有人反驳说：“红卫兵已经成了校党支部和工作组的御用工具，是一群保皇狗！”整个校园人声鼎沸，渐渐的分成了两大阵营，你说你的观点，我讲我的理由，稚气的脸上带着天真，一个个哓哓不休，怒得眼中喷火，吵得面红耳赤，星月无光。
屈宝民和苑增新在人群里看热闹，后来见学生们争论的不可开交，也加入进来。屈宝民说：“工作组捂盖子，他们一天不离开‘运中’，‘运中’的文革就一天搞不起来。”苑增新说：“不要工作组就是取消党的领导，就是无政府主义。”屈宝民说：“工作组不代表党，现在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要允许小将们犯错误，也要允许小将们改正错误。”苑增新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要冒充革命，指鹿为马，混水摸鱼，学生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何错之有？”屈宝民反唇相讥，又提起了“作文事件”，故意提高了分贝，刚好让章蓉听到：“这种‘主题无害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表现。工作组、校党支部压制对这篇文章的批判，就是包庇坏人！”苑增新说：“如果说对一篇学生的作文讲了些公正的意见即是坏人，那么无辜淹死学生是不是坏人？”俩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针尖对麦芒，互相找着对方的茬口，越说越激动。
章蓉本来也赞成赶走工作组的观点，听屈宝民说的有几分道理，刚想表态支持，见他又扯到“作文事件”上，非常生气，插了一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自己心里有数，还用说吗？”屈宝民斜睨她一眼：“一个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小姐，有什么资格发言？”章蓉涨红了脸，说：“你说谁呢？”屈宝民嘿嘿一笑，说：“大伙闻闻，谁脸上有雪花膏味儿？”人们一阵嗤笑，章蓉跑出人群，啐了一口唾沫，说：“下流，不害臊！”
局势越来越控制不住，辩论的人们情绪有些激动，争得脸红脖子粗，出现了漫骂、撕扯。
当有人告诉公鸭嗓校园里出现了攻击工作组的大字报时，他还不信，继续看他的文件。直到一个工作组员慌慌张张又来报丧的时候，他才觉得事态严重了。这些日子，每天听广播、看报纸，他总觉得不大对劲。特别是北京大学撤消了工作组以后，他就预感到这一天快了。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究竟要搞什么，怎么搞。凭多年的政治嗅觉，他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不同于“四清”。“四清”运动是有组织、有领导，政策界限和斗争重点都十分明确，主要是通过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和“四不清”干部，重新整顿阶级队伍。而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战线兴起，说是文人的事，又不全是文人的事，他耳朵里早已听到领导私下议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大人物犯了错误，结成为“四家店”。这能说光是文人的事吗？眼看着学校秩序一天比一天乱，他想制止又毫无办法，和蒋校长商量，可那个老油子又不说三，不道四，之乎者也，顾左右而言他。他拿定主意，不管外界怎么乱，学校要保持稳定，决不能让学校这股“红流”流向社会。所以，他不支持屈宝民与苑增新的辩论，对他们的是与非，“扁担三、三扁担”，借赵湘波的问题来压倒一切，维护稳定。可是，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乐观，运动逐步升级，甚至《人民日报》公开喊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学生们砸了大礼堂，已经出现了过激行动，如果再这样呆下去说不准就会把陷进去，拔不出腿来。特别是接连出了调戏章蓉和淹死学生的事后，他食不安，寝不稳，心里像十五只桶打水——七上八下，总觉得身后像有个魔魇跟着。学校淹死人以后，县委下发了文件在全县做了通报批评，他把文件压下了，算是有了个着落。唯独章蓉的事让他放心不下。他艳羡章蓉的美貌，从一进校就像饿鹰一样盯上了，只是碍于领导身份，不敢贸然下手。屈宝民告发了“作文事件”后，他暗自高兴，觉得机会来了。他对章蓉采取了假批真保的做法，想通过“打”、“压”让章蓉领他的情，进而迫其就范。不料，章蓉就是不买账，还致命地踢了他的命根——想起那一脚，他现在还隐隐作痛。他怕章蓉把真情给蒋校长说了，如果那样，他的前程就算完了。须知，一个领导干部倘若扣上强奸未遂的帽子，那后果是••••••他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不敢想下去了，恨不得一天离开这是非之地。
工作组员让他出去看看大字报，他没好气地说：“看，看个屁！大字报上还能有好话吗？”他拨通了县委办的电话，没人接，又直接要通了县委书记王照的电话。他向王书记汇报了运河中学最近的情况，请县委指示怎么办。王书记说：“上级已来了文件，凡是派驻的工作组一律撤消。县委正在研究怎么贯彻，情况不妙你们就早点回来吧。”公鸭嗓喜不自胜，立即对两个工作组员说：“县委让我们回去集训，你们打点好行李，准备今晚出发。”“集训多长时间？”“行李也带走吗？”两个组员莫名其妙，不解地问。公鸭嗓说：“怎么，你们在这儿还没待够啊？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别打听那么多事！啊，记住，这事要严格保密，谁要问，就说去集训！”他还不放心，又叮嘱：“对蒋校长也不要说！”
第二天一早，工作组逃跑的消息就在全校传开了。有人问蒋校长是怎么回事，蒋校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像是问别人，又像是问自己：“怪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连个招呼也不打。”他脸上布满了阴云，思忖工作组的匆忙撤离是不祥之兆。工作组一走，校文革领导小组也自行消亡了，蒋校长又自然而然地负起了全面责任。他想，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形势变了，自己要顺应潮流，跟上前进的步伐，在会议上表态要全力支持革命小将的一切革命行动，彻底搞好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学校高潮迭起，大戏连台。“东方红兵团”、“新曙光战斗队”和“红旗公社”等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时一天竟能成立好几个。反正用不着谁来审批，只须扎一面红旗、做几个袖章，从《毛泽东诗词》或最时髦的政治词语中随便找出几个字来起个名称就成。就像京剧演员周信芳尽管一个人，也可以称“麒派”。其中最大的组织是“东方红兵团”，大家推举苑增新担任了“服务员”。苑增新一再推辞，说造反以学生为主，应该让学生领袖来负责。有人说：“北京大学的造反组织不是也有老师参加吗？聂元梓还是中层干部呢！”苑增新也就不再谦让，表示既然大家信任，我一定为战友们服好务。苑增新和几个“服务员”找到蒋校长要求他承认这个学生组织，蒋校长犹豫了半天，说：“我们校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再另立山头恐怕不妥吧？”“服务员”们急了，神色不屑地拍着桌子，说：“你们那个红卫兵总部是官办的，已经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必须马上解散！如果你胆敢阻挡‘东方红兵团’的成立，我们就造你的反，到时你别后悔！”蒋校长一听，只好说：“我尊重群众的意见，支持学生的创举，你们的组织我承认！承认！”之后，苑增新到县城裁缝铺制作了“东方红”战旗和袖章，吸引了很多师生加入。这些新成立的群众组织将官办红卫兵冲了个稀里哗啦，许多往日神气活现的“红崽子”被晾在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之外，人们看不惯他们那种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派头，谁不愿意和这些有着高贵血统的“儿好汉”们合污。王而山释然地对翠荣说：“这下他们不神气了吧？我就看他们小人见识，兔子尾巴长不了。”他和翠荣一块加入了“东方红兵团”，终于戴上了梦寐以求的红袖章。
翠荣正在高兴，谁知又当头挨了一棒。“揭老底战斗队”贴出大字报，说校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是一株宣扬“阶级斗争调和论”的大毒草。人们感到诧异，都说写大字报的人是不是疯了，围起来看究竟。多少年来，《白毛女》活跃在戏曲舞台，并被搬上了银幕，成为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好教材，“北风那个吹”的曲调十有九人会哼哼几句，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中风靡一时，“黄世仁”成了现代秦桧的代名词，怎么会是大毒草呢？真是奇谈怪论！
王而山见大字报说的头头是道，《白毛女》一是丑化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杨白劳没有斗争性，他不该去死而应该去和黄世仁拼命；二是宣扬了剥削阶级的丑恶现象，特别是黄世仁强奸喜儿那场戏，毒害了青少年心灵，教唆青年犯罪；三是没有突出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鼓吹了中庸之道。
“胡诌诌，瞎咧咧，丈母娘死了哭姐姐”，这哪里跟哪里挨着啊，不是闲扯蛋吗？王而山心里觉得好笑，真是信口雌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果然。
文工团的人受不住了，有骂的，有哭的，有手足无措的。帽缨子跳着脚说：“这是哪个王八蛋写的，剧本怎么编，我就怎么演，教唆谁啦？”为演好喜儿，翠荣黑白揣摩着剧本，章蓉还多次带领他们去村里访贫问苦，体验生活，学校更是破例让他们去县城观摩了两场省评剧团演出的评剧《白毛女》，可谓下了本钱。附近十里八乡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每逢演出老百姓都挤破脑袋，谁不知道运河中学有个“白毛女”？如今被说成了毒草，翠荣怎能受得了？她眼睛哭得像个水蜜桃，找到章蓉说：“章老师，难道我们真的错了吗？”章蓉是文工团团长，心里七上八下也没了主意，对翠荣说：“运动嘛，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咱们不往心里盛就是了。我看，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是对着我的，我心里有数。你甭怕，出了事我负责。”翠荣虽然稍稍稳下心来，但总觉得一肚子委屈，见了人就低着头过去，好像做了什么偷偷事。黑小伙幸灾乐祸，觉得翠荣这回不傲了吧？当着同学们的面，他有意冷淡她，以示划清界限。翠荣正合心意，心想烦他还烦不过来呢，不理我正好！王而山见翠荣整天愁眉不展，对她说：“那些大字报胡说八道，不定是从哪儿抄来的奇谈怪论呢，又没点你的名，你何必往心里盛？再说，演白毛女的也不是你自己。文化大革命希罕事多了，热闹还在后边呢，你干吗给自己找别扭！”翠荣娇嗔地笑了，说：“你早这么说，俺心里不就好受了吗？”
一切正常的秩序都打乱了，一切正常的思维逻辑都颠倒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天天都有最新消息，天天都有爆炸性新闻。校园里乌烟瘴气，乱成一锅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特大喜讯”接二连三，人们的创造性仿佛一夜之间全部迸发出来，一觉醒来，恍若到了另一个世界，分不清哪是黑的，哪是白的，这时候倘有人说公鸡下了蛋，你也不能不相信。
“快来看，快来看，最新消息，赵湘波、张君又发现了新罪行！”翠荣拿着一份新出的战报，像报童一样在甬路上散发。原来，昨天“东方红”兵团抄了赵湘波的“家”，从他宿舍里翻出一卷画作，有成品，有半成品，还有一些画稿。意外的是在和他同室居住的张君床铺下面发现了一张地契，这不是地主阶级反攻倒算、妄想“变天”的铁的罪证吗！战报批判道：赵湘波的“黑画”像齐白石、黄胄、徐悲鸿一样恶毒，反动透顶。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是严重存在的！
赵湘波的“黑画”被挂在甬路两旁的墙上，只见一张大写意国画上画着一只竹篓，竹篓上斜放着一支钓鱼杆，左下方画了两只螃蟹，右上方淡淡勾勒出几朵黄菊，旁边一行舒畅的小字题款：“螃蟹横行，应该立即纳入笼”。王而山觉得整幅画面意境清新，泼墨酣畅，构图精髓，浓淡有致，寥寥数笔，可爱的小螃蟹即跃然纸上，与白石老人的画摆在一起，几可乱真。他看不出什么问题，正在琢磨这幅画“黑”在哪里，就听苑增新老师在一旁解读：“我记得‘三家村’有篇文章写的是《王道和霸道》，攻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霸道，共产党不讲道理。赵湘波画了两只螃蟹，又题诗说‘螃蟹横行，应该立即纳入笼’，意思就是说，我们党就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应该逮起来放进囚笼里！”啊，原来是这样！王而山听得心惊肉跳。大家窃窃议论着，都说赵湘波可是够狠毒的，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含沙射影攻击党的领导，真是罪该万死。一位美术老师又指着旁边的几幅画作点评。有一幅立轴山水画，赵湘波在周边随便涂抹了些云头儿花纹作装饰。这位美术老师说：“赵湘波把篆书美术化，用以搞反革命活动。”他用一支红笔圈点着，说：“你们看这个图形，像不像咒骂的‘咒’啊？”大家说“像”，他又在画里找，找了半天，又说“这个图形像不像个‘骂’字啊？”“像！”大家又哄嚷着。“那么，他在骂谁呢？我们再找找看。”美术老师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又仔细寻觅着。他的两眼像猎隼一样，在那些杂乱无章的云头儿图形中找了半天，终于在又圈出了“马、克、思”三个字，连起来就是“咒骂马克思”。好家伙，竟敢咒骂革命导师，真是狗胆包天！这一下，人们的情绪更加控制不住了，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打倒赵湘波！”“砸烂赵湘波的狗头！”的口号。群情振奋，大家乘胜追击，又在其他画中找出许多“问题”，譬如在一幅刚完成一半的画作上，一个养猪场的饲养员用勺子盛着喂猪的饲料，看上去像个人脑袋瓜子，畜类要吃人了；还有，人民公社的社员穿着带牡丹花的衣服，丑化了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形象，杨贵妃才爱牡丹花呢！等等，等等。——总之，是可忍，孰不可忍，真正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
不知什么时候，赵湘波和张君已经被押到甬路上。赵湘波被推了阴阳头，一半头发留着，一半剃掉，为了展示他的丑恶形象，没有给他戴高帽，只是在他脖子上挂了一块大木牌子，用一根细细的铁丝栓着，深深的嵌进肉里。牌子上用毛笔写着“反革命分子赵湘波”，名字上依然打着红红的“X”。张君平时爱洁成癖，上课时为了不让粉笔末落在身上，他甚至整堂课不在黑板上写一个字。这时，他戴了一顶高高的尖尖的用白纸糊成的帽子，上面写着“恶霸地主分子张君”，名字上当然也打着大红“X”，前胸和后背用笤帚刷上了糨糊，贴着大字报，揭发着他“变天账”的内容。更滑稽的是，在他的前额上，脸蛋上、下颏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分别写着“我是大坏蛋！”“我想变天！”“我盼蒋重来！”“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侮辱性的词句，活像马戏团的小丑。
在人们的哄笑中，他俩被带到寺儿庄村里去游街，群众、学生挤满了街筒子。赵湘波手里敲着锣，张君打着鼓，俩人亦步亦趋，走几步敲一下家伙，喊一声：“我有罪！我该死！”每喊一声，赵湘波都要困难地抻抻脖子，那铁丝分明已经勒出了血印。除了少数几个积极分子闹哄，多数人们静静地站在一旁观看，那表情像是笑又像是哭。一个白发老汉叹了口气说：“俺们搞土改那会儿也没有这样，简直是糟践年头玩儿！”
游完了街，一个红卫兵说：“我们劳动人民连棒子面粥也喝不上，让赵湘波们吃着粳米白面的搞反革命啊？我建议把他们的口粮取消了，每天给两个红薯面窝头！”人们齐声附和，都说：“对，饿死这些反革命！”又一些红卫兵说：“把他们的工资也抹了，不能给他们‘活动经费’！”从此，赵湘波和几个“牛鬼蛇神”就被停发了工资，取消了在教师食堂就餐的资格，被撵到了学生大伙房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每顿给一个窝窝头、一盘咸菜。
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人们对“观点”这个名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鱼找鱼，虾找虾，以前是“亲不亲，阶级分，贫下中农一条心”，现在成了“亲不亲，观点分，一个观点一家人”。“观点”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社会生活的中心。莫说一个家庭就有若干观点，因为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为仇、兄弟相残的景况并不鲜见，即便出门在外，陌生人相见，亦言必问“观点”。“观点”就像个魔方，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犹之乎衣食茶饭须臾不可或缺。学校班级界限早已打乱了，相似的观点把人们集聚在一起，无话不谈，派性对立越来越深，甚至一个班就分成几派。每个人都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好像恨不得把天捣个窟窿，许多往日要好的哥们都成了冤家对头，而一些素昔没有多少交往的同学却重新结成了亲密的战友。
外面乱哄哄的场面，王而山看不下去，回到教室里，见翠荣、小麻雀和几个同学也在那里。他问：“怎么你们没去看热闹啊？”大家说：“没意思，有事说事，玩着人玩儿总不是好良民干的活儿。”王而山见还是有良心的人多，心里些须有些安慰，本来嘛，“人之初，性本善”。他说：“赵老师上美术课的时候说，画画要心随意出，不要刻意去追求什么，这样画出来的画才传神、有意境。他怎么会想到在画里藏那些反标呢？”小麻雀向王而山身边靠了靠，也附和着说：“说的是哩！标语口号是给别人看的，可是他那么曲里拐弯地画，我瞅了半天也看着不像个字，更别说老百姓了。如果真是反标，又起不到宣传作用，他这是图吗哩？枉落了个反革命的名！”王而山躲了躲身子，说：“这你就不懂了，云头儿是一种画面装饰，如果说画上的云头儿都是篆字的变体的话，那么这类‘字’实在太多了。”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日记本，指着封面说：“你们看，这上面画的都是云头儿，像是什么字？”大家一看，上面淡黄色的云头儿图案铺底，中间画着一块假山石，石旁长出一丛茂密的竹子，旁边飞舞着一只美丽的蝴蝶，逸趣幽眇。翠荣瞅了半天说：“这有什么啊？不就是一幅画吗！”“有什么？我们用刚才学到的‘意向法’找找看。”王而山拿着一支钢笔，圈住一片云头儿，问：“这像不像个‘万’字？”“像，太像了！”大家说。王而山就在旁边注了个“万”。又找了半天，说：“这个字像不像‘岁’？”大家还是说“像”。那么谁“万岁”呢？找来找去找不出合适的字形。突然，王而山发现了新大陆，他兴奋地说：“这机密全在画里面哪！你们看，这只蝴蝶像不像个‘蒋’字？”大家说“差不多”，王而山又圈出几片竹叶，说：“你看这多像个‘介’字！”“对！”大家都附和着。可是，那个“石”字在哪里呢？所有的人都在找，还是找不着。最后还是王而山破了迷，他说：“还找吗呢，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吗？你们看这块假山，不就是‘石’吗？”“哦——”大家恍然大悟。就这样，“蒋介石万岁”五个字就凑齐了。大家议论说，看来阶级斗争真是严重啊，怪不得公鸭嗓说“头颅‘郑’处血斑斑”呢！一个同学建议说：“这个日记本是哪里出的，那厂里肯定有坏人，给他们领导寄去，让他们揪出图案设计者。”大家一致赞同，王而山看了看日记本的印刷单位，是天津市第二印刷厂，说：“好吧，抽空买张信封和邮票，附上我们的揭发材料给他们寄去。”
正说着，黑小伙来找翠荣，王而山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就出去了。如果说王而山和黑小伙一开始是在成分问题上产生了隔阂，那么后来他从章老师那里知道黑小伙也是“作文事件”的始作俑者，就不是一般的隔膜了，简直是敌对。他很是生气，觉得黑小伙真不够哥们儿，不该帮着屈老师落井下石。黑小伙自知理亏，怕得罪他，几次给他解释，表白那篇作文实在与他没有关系。黑小伙越说，王而山越气，令他想起《镜花缘》里的一段话：“最令人喷饭的，是那小耗子又要舞，又怕猫，躲躲藏藏，贼头贼脑，任他装出斯文的样子，终失不了偷油的身份。”觉得黑小伙此地无银三百两，实在可笑！特别是一见到黑小伙和翠荣亲近，“黑哥、黑哥”的喊着，他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不知是嫉妒还是生气，心里总是愤愤不平。但是又没有权力阻止人家接触，因此每遇这种场合就走为上计，敬而远之。
红卫兵组织解散后，黑小伙想加入其他组织，都碰了壁。他当过班干部，又是团员，人们说他“假积极”，不愿意接纳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哪一派也沾不上边，觉得很孤寂，也很苦恼，没事就去爬亭子，学个诸葛孔明站在“城楼”观风景，落得个自在逍遥。见《白毛女》风波过去了，班里又没人愿意理他，耐不住寂寞就又找翠荣搭讪。翠荣碍着他是同村，他爹又是支书，心里虽然不喜欢他，又不好意思疏远他，见了面就慢答不理地说些不咸不淡的话打发他。他几次想把翠荣拉过来，找几个人另成一派组织，但是翠荣就是不表态。他无所事事，经常涎皮赖脸地到各班串游打探消息套近乎，今天走到三•一教室，听到屋里很热闹，就借口找翠荣走了进来。
“你们干吗呢？像一窝子麻雀吵吵。”黑小伙问。“你才是麻雀呢！”翠荣有些兴奋，笑呵呵地对他说，“我们可有大收获了，在王而山的日记本上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标！”黑小伙吃惊地说：“是吗？在哪里？我看看！”这时，一个同学在教室外边喊：“田翠荣，总部通知集合了，要去外边抄家！”翠荣答应着：“知道了！”又匆匆对黑小伙说：“本子就在王而山桌子抽屉里，你自己看吧，我得赶紧走！”说着，像只轻盈的燕子跑了出去。
黑小伙把那个日记本揣在兜里，也跟着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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