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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时候，王而山头昏脑胀。一大早，他就觉得恶心，吃不下饭去。本想不去上课，可是觉得呆在宿舍里更烦，便强打着精神进了教室。奇怪的是，赵湘波居然继续来讲课了——他敦实的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留着雪白的寸头，满面红光，用“童颜鹤发”来形容恰如其分。
“起立！”班长响亮地喊着，同学们“唰”地站立起来。
“同学们请坐！”赵老师和蔼地用两手平摆着向大家示意，“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第30课，这也是本学期最后的一课。未讲新课之前，我想帮助同学们回忆一下本学期的全部内容。我们通过学习世界地理，初步了解了全世界的地形、气候、物产和各国疆域以及民族特色。通过学习，我们知道地球很小，世界很大，这对于我们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掌握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报效祖国、造福全人类都是很有帮助的。目前，世界有30亿人口，绝大多数还在那里受苦受难，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全球，发扬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把知识真正学到手！”
王而山听着，越发纳闷，这就是“阶级敌人”说的话吗？“阶级敌人”就是这样的形象吗？临近快下班的时候，赵老师又声情并茂地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同学们，我们这一学期的教学活动就要结束了，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可能要继续入学深造，有些人可能要回乡种田，有些人也可能要参加工作，当工人、当干部。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同学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下我们这段师生情谊。我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无论从思想上、认识上，还是从行动上，都跟不上社会的进步。在教学中，我有可能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但是，我的心都是为了同学们好，请大家多加原谅，对我的错误严厉批判，帮助我进步！”同学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在一片掌声中，赵老师离开了课堂。
课间，王而山和几个同学凑在阅报栏前，浏览着当天的报纸。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课间或班后总要去看一会儿新闻，一天不看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今天的阅报栏前人格外的多，王而山意识到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他先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见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且配发了社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觉得非常新鲜，认真地读了一遍，也没悟出个所以然来。
过了几天，见《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评“三家村”》的文章，下面是姚文元的署名。再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头版通栏都是登的这篇文章，接着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口诛笔伐，气势汹汹，充满了火药味。王而山觉得来头不小，似是发出某种信号。前些日子，报纸上开展了对海瑞的批判，也是由姚文元的一篇《评历史新编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的。不过，那时多数人没有看过《海瑞罢官》这出戏，只不过是文化人的一场笔墨官司罢了，所以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关注。王而山认真地读着，从姚文元的文章中了解到《三家村札记》是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急切地想知道《三家村札记》的作者“吴南星”是谁，在一篇“编者按”中才晓得这个“吴南星”非等闲人物，“吴”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南”是马南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笔名；“星”是“繁星”——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的笔名。这三人经常在《北京晚报》专栏上发表一些评论时政的文章，有褒有贬，针砭时弊，深受读者欢迎。后来有人建议他们将这些文章辑集出版，取名《三家村札记》，就用了“吴南星”的笔名。真是破天荒的奇闻，三个高级干部竟然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王而山心里着实吃了一惊，赶忙回到班里将这特大新闻告诉了同学。同学们不大相信，一起涌到阅报栏前观看。人群越来越多，后边的看不到，要求前边的读出声来。上课的钟声响了，人们还不肯散去，几位老师督促着往回撵。整堂课王而山脑子里乱哄哄的，数学老师讲的什么他一点儿也没灌进耳朵，只是琢磨，这是怎么了？上到举世闻名的北京城，下到名不见经传的寺儿庄，怎么到处都有反革命？他突然产生一种幻觉，讲台上的老师、课堂上的同学都是反革命！
晚上，他觉得不得劲，昏昏沉沉地躺在铺板上，似睡非睡。章老师查铺来了，她见王而山脸蛋红红的，摸摸她的额头十分烫手，问：“怎么，病了？”王而山黯然神伤，摇摇头。章老师说：“烧得这么厉害，还说没病？起来，快到医务室量量体温。”她把王而山拉起来，带着他去了医务室。一量体温，好家伙，高烧39度！医生要给他打针，他说什么也不肯，说是晕针。章老师说不打针怎么退烧？半夜烧出毛病来就麻烦了，坚持打针。她笑着对王而山说：“这么大小伙子还怕一根小针儿，真没出息，以后当了兵怎么上战场！”她抱住王而山的身子，在医生的帮助下解开了王而山的裤子，露出半截屁股。章蓉把脸扭在一边，紧紧搂着王而山，说：“别动，马上就好！”王而山浑身哆嗦着，只觉得屁股肌肉上像蚊子叮了一口，刚要喊疼，医生却说：“好了，完事了！”王而山不好意思地提起裤子，见章老师羞红了半个脸。他感激的不知说什么好，冲章蓉鞠了个躬跑出了医务室。背后，章蓉还在嘱咐：“回去多喝点儿水，睡觉时盖好被单子！”
第二天，阅报栏新换的报纸又连篇累牍登出了批判《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在一篇《一个鸡蛋的家当》里，吴南星讲了“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用以鼓励人们创业，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辱。王而山想，这故事自己打小就听爷爷说过了，怎么会是污辱社会主义了呢？《伟大的空话》批评了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由于出现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的字眼，姚文元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断；《王道和霸道》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狗血喷头”的故事更是暗指共产党发烧••••••本来是作者茶余饭后的闲谈，给人们以知识，以启迪，以思索，现在却全部成了射向党的一支支毒箭，“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课铃响了两遍，人们还围在报栏前，直到老师再三招呼，大家才不情愿地回到教室。刚刚坐下，章老师进来了。她说：“同学们，我们今天不讲课了，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每人写一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午饭前交给我。”哎呀，这可是个新鲜事！批判稿怎么写啊？一下子难住了不少人。章老师又说：“‘三家村’恶毒地向我们党发动进攻，我们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组织反击。不会写可以去阅报栏看报纸，也可以去图书馆查资料。”王而山平时看的资料多，这时有了用武之地，同学们都问他“三家村”是怎么回事啊？《燕山夜话》主要说了些什么啊？王而山根据自己的理解不厌其烦地说了一遍又一遍。同学们又跑到图书馆，只见里面人头攒动，根本插不进脚去。更多的人聚集在阅报栏前，探着头看。原来全校都在写批判稿啊！王而山这才明白。
第二节课的时候，短小精悍的数学老师康玉录夹着书本进了教室。康玉录见班里乱糟糟的，不禁皱起了眉头，说：“同学们静一静，上课了！今天是谁值日啊，怎么黑板也没擦？”
“你来干吗呀？我们正闹革命呢！”帽缨子眨眯着那双滑稽的小眼睛，不无挖苦地说，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康玉录红了脸。
班长报告说：“康老师，我们今天不上课了。”
“不像话！”康老师大声说，“闹什么闹！谁通知的不上课，怎么我不知道啊？学生不上课等于农民不种田，逮鱼摸虾，耽误庄稼！”大家吵嚷着：“我们章老师说的啊！现在‘革命’了，你也快回去写你的批判文章吧！”康玉录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退出了教室。
班里的秩序更乱了，沸沸扬扬，嚷得开了锅。帽鞑子干脆凑到王而山桌子上照抄王而山的批判稿，挤得“小麻雀”吱哇乱叫：“你不到你的桌子上，干吗到我们这里来呀？”帽缨子油嘴滑舌，涎着脸说：“怎么，这地方不许我待呀，我这模样还不至于惨不忍睹吧？”说着凑得越发近了。“滚一边去！再不走我要告老师了！”“小麻雀”姓麻，叫麻玉枝，长得小巧玲珑，像个洋娃娃。她面孔白皙，留着短发，眉眼搭配得十分好看，虽然不如翠荣那样标致，却另有一股青春的活力。她脸上长了一些黑痦子，说话声音又尖，所以“小麻雀”成了她的大号。此时她搭拉着脸，脸上的小黑痦子也涨红了，她大声哇呀着，真要急了。
“你告去啊！怕你啊？不就那么点儿本事吗？跟屁虫，告状精！”帽缨子嬉皮笑脸，故意气着她。
“小麻雀”涨红着脸骂：“帽缨子，你是什么玩意儿啊？不要脸！”帽缨子挤眉弄眼地说：“你要脸，整天和俺王哥在一块儿。”王而山越听越不像话，也很反感帽缨子，说：“行了，行了。你别老胡说好不？给你稿子，你拿着抄去吧。”帽缨子沾了便宜，冲着小麻雀做了个鬼脸儿，说：“这还差不多。”“小麻雀”见帽缨子拿走了稿子，又急扯白咧地对王而山说：“你让他拿走了，我抄吗儿？”王而山说：“我这里还有一篇，给你。”
下午，章老师让大家去参观大批判专栏。只见校园里到处都是人，甬路两旁显眼的墙上都以班级为单位开辟成了批判园地，贴满了同学们的批判稿。有的专栏设计的非常醒目，粗大的黑体字跃入眼帘：“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开火！”“砸烂‘三家村’，揪出黑邓拓！”“《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同学指着帽缨子的批判稿问：“哎，怎么这篇和王而山的一模一样啊？”帽缨子咧着两片薄嘴唇，呲着两颗大门牙说：“章老师不是说了吗，要和党中央保持一个调！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不造不热闹。”人们哄然大笑。
公鸭嗓和蒋校长也在人群里观看。公鸭嗓矮矮的个子，腆着个大肚子，硕大的脑袋和身子不成比例，他脸上有些浅浅的麻子，蒜鼻头，厚嘴唇，大眼睛，怎么看怎么像个圆鼓囵的大蛤蟆。他兴致勃勃，一边看一边和蒋校长议论着什么，蒋校长却不动声色，一边应付似的点头“恩恩”着，一边仔细地看那些批判稿。公鸭嗓指手画脚地说：“可以搞一次评比，看哪个班的专栏办得好。”蒋校长心不在焉地说：“行啊。”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墙壁。
师生们见领导来视察，人越聚越多，公鸭嗓心血来潮，站在一个高台上发表了即兴演讲。他说：“同学们，我刚才看了几份稿子，大家写的很好。啊，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有些同志的文章批得还不够深刻，对问题的本质还没有深挖出来。啊，现在，资产阶级正在向我们党发起猖狂进攻，我们决不能把关于对《三家村礼记》的批判看成是一场笔墨官司，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哄——”人群里传出一阵笑声，原来他把《三家村札记》念成了“三家村礼记”。公鸭嗓不知人们笑的什么，吼了一嗓子：“笑什么笑？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反动文人，他们要杀人了！”人群中一阵喁喁私语，远处有几位老师神情显得十分紧张。公鸭嗓紧接着说：“你没听那个邓、那个邓什么来？”他扭头问蒋校长。蒋校长说：“邓拓。”“对，邓拓，不是邓石！”公鸭嗓挥着一只手说，“就是他诌了一句歪诗，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郑处血斑斑’，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让千百万人头落地！”人群中又是一阵哄笑，原来他又把“头颅掷处血斑斑”念成了“头颅郑处血斑斑”。这回公鸭嗓没有生气，他以为是自己引用的这句诗恰到好处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兴致更高了，继续说：“我们不能停带（滞）不前，啊，要拿起笔作刀枪，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向一切反革命文艺黑线开火！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工作组支持你们！”在一片哄笑的眼泪中，他好像接不上话茬了，又对蒋校长说：“蒋校长，你也说两句。”蒋校长本不想发言，碍着公鸭嗓的面子又不得不说，吭了吭嗓子，咽了口唾沫，说：“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性很高，这是很好的。文艺界的争论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现在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毛主席最近指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我们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要密切联系实际，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紧张的备考阶段，高考在即，希望大家一面积极搞好文化大革命，一面抓紧复习，争取用优异的高考成绩回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人们渐渐散开了，交头接耳议论着两位领导人的讲话。王而山越想越品评出俩人的话不一样味儿啊？想去问问章老师，又怕给她添麻烦，就憋在肚里。
转眼又到了星期六，下午，王而山他们写完了一篇批判稿回家了。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觉得不上课果然轻松多了。帽缨子胡乱唱着自己改编的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校园里谁怕谁？不是我们怕老师，而是老师怕我们••••••”大家开心的哈哈笑着。王而山想和翠荣说话，故意磨蹭着落在后边。他看看翠荣的脸没有落下伤疤，依然那么干净靓丽，粉搓雪捏，觉得很欣慰。没等他说话，翠荣先开了口：“听说你病了，这么小心眼儿，经不住一点儿事！”王而山说：“你怎么知道？”翠荣说：“你呀，你不知道我和章老师是‘师徒如母女’，什么事能瞒得过我？”王而山这才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带砸扣儿的五眼布鞋，好像很眼熟，问：“穿得谁的鞋啊？”翠荣歪着头嫣然一笑：“你猜呢？上次我的鞋不是走丢了吗，这是章老师的。”王而山无语。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翠荣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鲁迅的《呐喊》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发表来着？”王而山说：“你问这个干吗？”翠荣说：“万一要考着呢？”王而山说：“到什么节骨眼了，你还想着高考啊？”“怎么，你不想升大学了？”翠荣问。“唉，恐怕是不能了。”王而山叹了口气。
“哎，你们在后面嘀咕吗呢？翠荣，快走啊！”黑小伙在前头招呼着。
“不行，我得走快点儿，跟上他们。”翠荣说。
“你那么怕他干吗？走慢了又怎么着！”王而山说。
“都是乡里乡亲的，他爹又是支书，得罪他干吗？”翠荣说着，又喊黑小伙，“黑哥，等等我！”王而山摇了摇头，也加快了脚步。
黑小伙有点醋意地问翠荣：“你们说的什么悄悄话啊？”翠荣被他问的红了脸，说：“我们能有什么话？我是告诉他章老师说的一件事。”
“吗事啊，能告诉我吗？”
黑小伙这么一问，翠荣还真的想起一件事，说：“章老师对我说，《海瑞罢官》那篇文章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已经在老师中间传达了，暂时不让往外说。”
王而山他们都吃了一惊，黑小伙和帽缨子说，吴晗的胆子可真不小啊，竟敢为彭德怀叫屈。王而山说，海瑞死了好几百年，和彭德怀贴谱吗？疙瘩脆也说，吴晗与彭德怀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为他翻案？黑小伙说，你们懂得什么，他名义上是为彭德怀翻案，实际上说不定包藏什么祸心，是给毛主席找难看呢！帽缨子学着电影《地道战》中鬼子的道白：“高，实在是高，怪不得叫‘小李白’，看问题就是透彻，真是‘高屋建瓦’！”话中凉风夹蒺藜，连打击带刺激。大家一阵嬉笑，又议论起“三家村礼记”、“头颅郑处血斑斑”、“停带”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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