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年底我年满退休。新来的何校长热情邀请我继续留校筹备八十五周年校庆。他十分信任我,几乎是把筹备校庆的事全权委托给我。我有点惶恐,不够我已是轻车熟路,在校友中人缘声誉也不错。外地校友回到母校,许多人认识我。因为融洽,工作也比较顺利。我除了搞联络组织工作,还独自搜集编写了《一中校友风采》丛书,登载了一百五十多位杰出校友的业绩和成果。同时亲自编辑出版几期《校友报》,校庆过后又编辑出版《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所有这些刊物,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以往出版的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得到大家的肯定。整个八十五周年庆典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赴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英国、新加波、香港等地的校友、嘉宾共一千七百多人,比以往任何一届要多。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都先后报道了一中八十五周年校庆的盛事。称一中是福建一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一级达标中学。其校友遍布海内外,其中有中科院院士,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多人,有一大批教授、研究员,当中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就有五十多位,还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我知道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能显示出来的后面有我的一份辛劳,不由得心里感到一种满足和安慰。只有广大校友的热心参与,这样的活动才有意义。何校长曾多次表彰我的努力和成绩,我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价值,虽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我对自己仍然充满信心,这已不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是有具体的成果可以呈现给人们。我不必在别人面前感到自卑,自怨,自叹,我再一次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做好我想做的事。
我十分庆幸能在工作中认识和接触到许许多多热爱母校的校友。他们当中有科学院院士,有许多获得政府特殊津贴的教授专家,有全国劳模,英雄人物,有政府高官,而更多的是在各个岗位默默奉献的莘莘学子。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但是我无权说出他们的名字来炫耀自己,我清楚自己背靠的是母校巨大的怀抱,离开她,我什么也不是。我关心的是如何向校友们学习,象他们那样对全社会做出贡献。
在母校这十年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并努力去实现它,我觉得对得起她的培育,也对得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抱负,虽然未能实现,但我尽力了,不能做大的,就做小的,重要的是要做得完美,得到大家的肯定和赞赏,这样的人生可以无怨无悔。
我不习惯书写自己的成绩和功劳,我历来认为干好工作是分内的事,是应该的,如同一日三餐那样平常,用不着去详细描述。只有过错才值得牢记在心,因为那是不可原谅的。也许没有什么可写,正说明我已成熟,失败和挫折较少,不必耿耿于怀,大概我已经十分满足了。何况这点小小的成果,比起众多杰出的校友,他们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脱颖而出,对社会作出贡献,更是微不足道。
关于我的《一个普通人的回忆》,1991年我到一中工作后,就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再也无心去搬弄我的文章,于是一直搁着。直到完全退休以后,顿感精神“解放”,人生进入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可以从容安排自己的一切。我才把稿子再拿出来潜心审阅、修改。而且每次修改,都差不多意味着重写,否则在语气上,情绪上怎么也不能“通顺”。但是我觉得每重写一遍,就象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既提炼文章,也洗炼精神,可以达到修身育性,怡养天年的目的,也使自己的退休生活更为充实。就象和尚天天打坐颂经,随着日月推移,功德自然在逐步圆满。到后来,我也就不急于把稿子脱手,这样可以时时感到还有事要做。而且以前每次修改之后,总会觉得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现在是修改之前有这种担心。一到审阅完毕,往往心里就泛起一股暖流。感到没有白费光阴,甚至充满信心,想入非非。不知是自己迟顿了,还是作品真的成功了。如果说过去我的理想只是一根漂浮在空中的鹅毛,支撑它的是一阵阵狂风,于是有时它高高飞扬,有时又突然降落在地。现在我的理想已是一位登山勇士,依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毅力,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有希望达到顶峰。
这几年,对作品政治性的问题少一些担忧,但如何能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我却毫无把握。还是听天由命吧!也许只能象处理我的后事,将来让别人去考虑了。而且如果社会已到了至善尽美的程度,我的作品不再公诸于世,又有何憾事!鲁迅先生说得好:“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待炬火。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未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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