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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为布置经济分析会，聂总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一次预备会。会上人人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可争先恐后地汇报发言。而聂总却很少说话，只是偶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我看着他那修得整整齐齐的发型啦，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颊啦，穿得非常得体的衬衣啦，打得饱满的灰条纹领带啦，总有一种奇怪异样的感觉。就像一罐猪油，放的时间长了，不是腥味，不是酸味，而是一股子哈喇味。这使我想起上中学时一位教数学的老师。那老师脑满肠肥，长着一副铜球般锃亮的大秃头，监考时双手按在讲台上，如黑色岩石一般威严，一双凶狠的大眼珠子气势汹汹地瞪着你。同学们都惧怕他。有一天晚自习，他急勿勿到教室来，叫上我们几个男同学到他家，去捉奸，捉他老婆的奸。
他老婆在职工医院里当护士，和配电房一个电工小伙儿勾搭在一起。老师家住平房，当我们破门而入时，小伙子吓得像一只瘦猫，噌的一下跳窗而逃。小伙子在前面拼命地跑呀跑，我们在后面像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认真地追呀追。跑呀跑呀跑呀跑，追呀追呀追呀追，结果还是让他给跑掉了。第二天，我们看见这位老师用自行车推着哭哭涕涕的老婆去看病，说她不吃饭了，心脏病犯了。只见他又点头哈腰，又小心呵护，倒好像他做了见不得老婆的事。一打听原来这老师是一位阳痿患者，他真害怕老婆和他离婚。从此上他的课，同学们再也不怕了，经常大呼小叫，甚至摸起扑克。而他呢，就张、张、张开掉了几颗牙的大嘴，啊啊地打哈欠，装着看不见。我觉得世上的人都在装腔作势作秀呢，或作莫测高深状，或作强壮凶悍状，其实都很虚弱，都是失败者。
我端起茶杯走到墙角看起那副中国地图。我呷了一口水，用手指比划：从连云港到阿拉山口，陇海线，欧亚大陆桥，中国真大！接着我又研究起那幅世界地图。“基地”组织分子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炸了美国大使馆，又到也门亚丁港冲撞了科尔号巡洋舰，接着又袭击纽约世贸大厦。我用手交叉地划了几下，把它们连起来。地球真成了一个村。世界真小！可那个拉登、拉登、拉登究竟藏哪儿？……随后我又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立刻外面吵吵嚷嚷的叫卖声全涌进来了。
别看我们公司大厦面对的是一条飞机跑道般的大街，可后面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露天小吃街。打不垮，砸不烂。市容办一来，风卷残云都跑没了，可前脚一走，又都像耗子一样刺溜刺溜全出来。
一个苍老的嗓子正不紧不慢地吆喝：“同志们，都来喝糊辣汤啊。这白的，是面筋，长的，是细粉，短的，是海带，不长不短的，是金针，全是一级佐料，好吃不贵啊。同志们，都来喝又香又酸又辣的白胡椒糊辣汤……”
卖凉粉的显得急躁，“凉了，凉了，哎！凉了，凉了……”
打烧饼的也不失弱，将一个个面团扔在铁铛上。那声音既柔软又清脆。就像我小时玩泥巴，嘭的一声摔在地上，裂开一个柔软蜷缩的大洞，“赔！”
其实当你做出一件不合事宜的举动时，满房子的人也只是面面相觑，可谁也不说什么。聂总更是一副沉稳、无动于衷的样儿，就没朝这边看。只有赵总瞪眼望着我，心想，这家伙今天肯定是吃错了药。
此次开会我的处长就没来。我现在同她的关系也扭曲了，我怀着一种既爱又厌恶的心情来对待她。我有时想激化矛盾，有时想丑化自己，既想离她而去，又恨不得她像甩一条狗似地抛弃掉我。然而我一天不见她，又是那样深深地思恋与不安。我现在真的是病态了……
但处里所有的工作，我都是认真去做的。这是正规教育在我身上沉淀的结果，还是一种良知的努力？
但没过几天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我的处长竟然也忙碌起来。
她是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离开办公室的，半小时后回来了。只见她打开铁皮柜，翻出一叠文件，开始认真写起来。我对她讲，工会贴了一个通知，要举办健美操班，让大家报名。她突然抬起头来，说：“不要和我说话，我正在写会议议程呢！”
我诧异地望了她一眼。她怎么变了，自己动手了，这件事应该是我干呀？接着她打一个电话找赵总。赵总很快就到了。在他俩的谈话中，我听到她一口一个聂总怎么说，怎么讲。我这才知道方才那个电话是聂总打来的，将她叫到办公室，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最后一次安排。
很快这次会议各项事情都确定下来。时间定了，宾馆也定下来，名字很好听——金合欢山庄。我听赵总讲，这座宾馆距市区三十公里，在秦岭山麓。不过他也没去过。
接下来的几天里，处长如同换了一个人，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思维敏捷，干练利索，一切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序。毕竟她的素质很高，大学时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她浑身上下透着一种责任感，一种支使人的力量。她有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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