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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波开着他的大卡车过来，在我们办公室拿了一本新出刊的《落花时节》后，笑眯眯地对我说：“到‘忆江南’吃午饭去吧，还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等，他也想见到你！”
那时候芷儿回乡下已经有一个月多了，而我对她的思念却越来越强烈和真切。正百无聊赖之中，就答应去“忆江南”吃饭。
浩波是《落花时节》最为热心的作者。他既是一位从事药材生意的商人，又是一位执着的文学爱好者。白天送药，晚上写作，且每月都有新的中短篇小说送到《落花时节》编辑部来，这种勤奋令我敬意徒生。后来我在和立冬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这一点：
“我所敬重的，既非高高在上的官员，也不是挥金如土的大款，而是那些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在我看来，即使仅是热爱文学和艺术人，就算没有做出大的成就来，也应该受到人们尊重，因为至少他们是真善美的追随者！”
立冬在读书时代也曾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对我的话十分认同，而我也确实是如此想的——当我沉浸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之中，当我听到贝多芬的《命运》如排山倒海……内心总是掀起一阵阵狂澜，在这样伟大的文学、艺术的世界里，无论职位多高的官员、无论拥有多少金钱的老板，都变得无比的渺小和卑微！
我就是在“忆江南”认识立冬的。
这是一家中西餐厅，空间很大，分上下两层，有点像旧时戏院的楼下楼下。这里为顾客提供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煲仔饭和中西餐，也提供茶、咖啡等饮料，在县城算是比较高档的场所，所以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当时他正伏在长条形的餐桌上，仔细观察面前一杯绿茶，研究茶叶上下翻腾的过程，甚是入迷。浩波把我介绍给他时他才抬起头来对我咧嘴一笑，那笑容真实而诚恳，以至于眼角和脸上显出许多皱纹来。
我不知道浩波是怎么和立冬成为朋友的，在我看来他们俩十分不般配。浩波做生意赚了点钱，大腹便便、人高马大，让人觉得气度非凡。而立冬头发凌乱，脸庞瘦削，其貌不扬，像一个失败的打工仔。
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一起吃饭，我现在无法回忆起当时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大家在一起很随意，饭菜都很简单，喝的是普通的啤酒，三个人畅所欲言。
当时，浩波正为药材生意的事苦恼，他显得十分无奈：“我经营的药材在医院根本销不动，因为我不给医生回扣，所以医生们都不给患者开我的药！”
几年以前，乡村医生浩波看到药价虚高，农民用药不起而不敢看病、甚至坐以待毙的现状，决定做药材生意，以平价销售的方式试图消灭药品暴利，但是他的举动遭到医院联合抵制。
“为什么不给回扣呢？”我问。
“药价很低，利润里根本没有给回扣的空间！”
“那为什么不像别的药材商一样抬高药价呢？”我继续问。其实，我对浩波的想法打心眼里支持，并非真心要他抬高药价，这样问只不过是想知道这一切会不会使他改变做法。
“不行，绝不可能！”浩波抬起头来看着我，语气坚决、眼神坚定，“如果像别人一样抬高药价，那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我的父亲，在我七岁那年，就是因为买不起药而过早去世的……”浩波的语气突然低沉下来，目光变得温和，他的脸和脖子都胀红了——几瓶啤酒已被他和立冬两人喝光，夏日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酒精的味道。
“一切都毫无意义。”一直沉默的立冬忽然冒出这么一句。后来与立冬交往多起来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心里话。比较而言，三个人中，立冬的境况最为糟糕。一年前从一家国有企业下岗后，开过杂货店，因规模小和坚持不卖假货，终于无利可图关门歇业；后来干脆退了城里租的房子住到了乡下，帮父亲酿酒送货，除了每月一百多元的下岗补贴外，全靠父亲支援。然而，立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失落和悲伤。他坚持认为，当官、发财，等等这一切均是毫无意义的，最终不过是一场空，所以得过便且过，完全不必斤斤计效。
一直以来，我也有类似的想法，被别人批评为“态度消极”。所以立冬的出现让我颇为欣喜，我们的关系很快亲密起来，过了不长的一段日子后终于成了真正无话不说的朋友。
在“忆江南”分别后，立冬经常从乡下打电话给我，我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的时候也打电话问候他，可惜他的手机过于破旧，经常话讲到一半就断掉了。立冬到了县城必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约我出去。我们最经常的活动是到“东风”球艺馆打乒乓球。我们的球技不相上下，打得累了便坐到一边休息区的藤椅上喝茶聊天，这样的话花费很少。偶尔，我也请他去“忆江南”吃一次饭，过些日子他来了便请我到“热带雨林”喝茶。
“跟你在一起打球、喝茶、聊天确实非常愉快，然而最后却必须回到家里去，听老婆成天地吵闹，这却是一件凄惨的事！”立冬一边喝茶一边说着，脸上带着自我嘲弄的笑意。
立冬是那种过了今天就不想明天的人，每每领到下岗补贴必请我去喝茶用掉一半。我不忍心，于是争着付账，他却又无论如何不肯。他比我大一岁，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家里生活压力很大，然而他从不挂在心上。他的理论是：再没有钱也不至于饿死，而钱再多却也难免病死老死。然而这理论他老婆不能接受，成天责备他不会赚钱，因而两人难免经常要吵闹一番。
我和立冬成为最好的朋友，还在于《落花时节》杂志所遭受的一场波折。
那天，老作家来上班的时候一脸愁容，他告诉我：政府发了文件，要将资金“最大力度地投入城市改造和项目建设，以形成投资洼地，吸引外商”，所以财政要对部分事业停止拨款，其中就包括了《落花时节》。
失去政府的资金支持，《落花时节》将被迫停刊，老作家为此心事重重。这本杂志是他一手办起来的，十多年了，已有很好的影响，现在要停刊，他十分不舍，就像艺术家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作品被毁掉一样。
“县里的领导喝两次酒的钱就可以让《落花时节》办下去，只要领导们少喝两次酒而已……”老作家痛心疾首。
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他，看到他心急如焚，我也很不是滋味。
那天晚上，下起大雨来，我一个人跑到“热带雨林”，想起芷儿曾说过“与我联系”，却至今杳无音信；想起《落花时节》即将停办让老作家如此伤心，又想起我一旦失业，芷儿将无法与我联络，也许今生再无见面的机会，心里难受极了。
我打电话给立冬：“我在‘热带雨林’，一个人，很苦闷。”
四十分钟以后，立冬来到了我的面前，他是特意从乡下赶过来陪我的。我见他满身泥水，仿佛看到他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在雨夜漆黑的乡间小路上艰难行驶的情景，心头一热。我想，一生之中难得几个知己，我认识了立冬，也算是人生的一件幸事！
老作家苦闷了半个月后，脸上才又有了一丝喜色。在他的不断努力下，政府已经答应《落花时节》继续办下去，只是所需要的办刊经费全部要靠企业和单位赞助。这个时候，接待作者、读者、编辑稿件都不算重要的事，头一号大事成了拉赞助。很快，《落花时节》就开始刊载某企业家的成功之路、某单位的工作业绩之类的一些文章，作为对赞助方的回报。而我的任务是每个月拿回两千元的赞助款，这对我简直是天大的难事。
我经常在街上转悠，脑子里总是想着拉赞助的事，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过实际行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并不和哪位领导、哪位企业家关系特殊，而且我打心眼里就不想伸手向任何人讨钱。
一连过了四个多月，除了在第二个月的时候浩波主动给了我两千元，做了小半个版的药品宣传外，我没有拉到一分钱赞助款。其实浩波也并没有在《落花时节》上投入广告费用的打算，他只是真心地想拉我一把而已。
立冬知道我的处境后毅然决定去找他下岗前所在厂的虢厂长。
在某个十分平常的上午，我的朋友，二十五岁的立冬用颤抖的手指敲开了房产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曾经的虢厂长、如今的虢副局长正襟危坐。厂子破产、工人失业，并不影响虢厂长发家致富、辉煌腾达。当立冬以同样颤抖的声音不得要领地介绍自己后，虢副局长显然早已记不起这位曾经的下属。直到立冬委婉地问他中午是否有时间一同午餐时，他才为难地挤出一丝微笑，但这来之不易的微笑又很快消失：
“正忙得不可开交呀，等下再说！”
我们中午在落花大道的野味店宴请虢副局长，立冬陪他喝足了酒，他才终于答应出一笔赞助费用，回报是要在《落花时节》上刊登一篇宣传他如何“大刀阔斧改革，以人为本开创拆迁工作新局面”的文章。而据我们以前听说的情况是，虢副局长主管拆迁工作以来，以凶悍蛮横著名，让不少老百姓流离失所，恨之入骨。
饭后，虢副局长借着酒兴要我们陪他去“相见欢”玩耍。这是一间休闲屋，集洗头、洗澡、按摩等于一体。虢副局长轻车熟路地摸到了里间，他脚步轻快、满脸堆笑，然后我们就听到了以下的对话。
“老板娘，有没有新来的小姐呀？”
一个女人热情地答道：“有啊有啊，你看，还是学生妹呢……”
“嗯，身材不错，是不是‘处级’呀？”
“呀呀，领导，如今哪还找得到‘处级’啊，你自己是什么级别？要求可别太高哦！”
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所说的“处级”就是处女的意思。但当时两人的对话已经让我和立冬猜测到这是个色情场所，于是趁虢副局长上厕所的机会溜之大吉。
不必说，这一次拉赞助的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3535
下一节、我与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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