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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一月七日星期五
这两天我的心情糟透了。
我既没有再到可馨家去，也没有给她打过电话。
自从与可馨相处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止一次跟她说过，我家的条件不好，将来结婚时老人不可能帮上什么忙，可馨也表示金钱并不是最主要的，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将来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和可馨的关系还没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她和她母亲便利用给卢伟介绍对象的机会，向我暗示丹江人结婚的种种排场和规矩、结婚的最低标准和消费，好象达不到这些标准便说明爱情不够忠贞，不按照规矩行事将来的日子就不会红火！
那晚回到宿舍，我几乎一宿都没睡好，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咀嚼着可馨和伯母等人说那番话的用意，初恋的激情犹如正在燃烧的火柴棍被扔进了冰窟窿，再也看不到一点儿光亮。
当我初解风情的时候，我就无数次憧憬过自己将来纯洁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在我的想象中，我的爱情虽然不一定浪漫，不一定充满诗情画意，不一定铺满迷人的鲜花，但是一定会洋溢着无与伦比的甜蜜，如同春天的阳光那般煦暖、美妙，令人痴迷，令人陶醉。
然而奇怪的是，每当我想到婚姻时，却很少想到玫瑰和美酒，我能想象到的大多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我和妻子共下厨房的情景，我们坐在灯下给孩子讲故事的情景，我们牵着跚跚学步的孩子在草坪上玩耍的情景……这些琐事在很多人眼里是那么普通，那么平常，甚至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可是在我的眼里，却充满了无尽的情趣和温情。
我对婚姻的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父母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但他们在平平淡淡的婚姻中，却处处流露出无声的关爱，饭桌上有一口好吃的，他们总是你让给我，我让给你，让来让去都让到了我和振国的嘴里，家里的农活，父母总是抢着去做，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便是家里的老母鸡又下蛋了，圈里的母猪快要下崽了，地里的白菜该施肥了，庄稼该除草了，等等等等，这些话题似乎永远也不会使他们感到厌倦，每次谈论起来都是那么津津乐道。
母亲常常提起她和父亲结婚时的“幸福”情景。在那个“红色浪潮”席卷全国的年代，两个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在双方亲友的祝福声中走到了一起。两床被子、一对木箱、一张饭桌、一套餐具，便是他们结婚时的全部家当。在以后平凡而又普通的生活中，他们对生活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他们的感情也如陈年美酒，愈久愈浓。
有人说那个年代的人不懂爱情，但我却觉得那时的婚姻观念是那么纯朴，不夹杂任何功利色彩，也没有令人哭笑不得的附加条件。
再看看现在的婚礼，高昂的彩礼钱，贵重的定亲礼物，一应俱全的家用电器，排场阔气的婚宴……人们只要一提起婚礼，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浩浩荡荡的车队和宾朋满座的场面，好像谁的婚车档次高，谁的接亲队伍大，谁的婚礼就有面子，新郎新娘的脸上就有光彩。这种毫无益处的虚荣心，只会助长相互攀比的社会风气，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老人，也只好死要面子活受罪，硬着头皮将一辈子的积蓄都换来儿女结婚这天无限的风光！
为了表达对新人的祝福，结婚送礼也是人之常情。可是现在，这种祝福已经越来越演化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礼钱的多少、礼物的薄厚，都被用作衡量远近亲疏的工具，有些达官显贵，甚至以此作为聚财敛财的一种手段。
婚礼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里程碑，是一对新人从恋人变为夫妻所要迈出的神圣一步，所以婚姻应该是纯洁的，美好的，无条件的，但我却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把属于两个人的婚礼搞得那么复杂，弄得满城风雨，俗不可耐？仅仅为了面子、为了虚荣，就不顾个人经济实力，大讲排场、劳民伤财，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法到底值不值得？昙花一现的风光对增进夫妻感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神奇作用！
在我看来，结婚只是婚姻生活的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简单一点，有何不可？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何必在意别人的评价和议论！
也许有的人会说，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办得越隆重，才越有纪念意义。
可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婚礼仪式不仅一种，只要自己动动脑子，完全可以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个性化婚礼，难道非要落入俗套才算有纪念意义吗？难道结婚时的排场越大，婚后的生活就越幸福吗？果真如此，我孟振华宁可卖血也要办一场奢华、隆重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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